漫长的等待

一、一份长久de守候（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张升^[2]（2021）在《居延汉简官府往来文书文末签名研究 ——以甲渠候官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居延汉简所见官府往来文书在撰制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稿本形态,文书在处于撰制的草稿阶段,会形成诸如“一稿”“二稿”“三稿”等多层次的草稿,各个层次的草稿其文末签署人存在差异,草稿经长官签名后即变为定稿,定稿再经过文书吏抄写就变为正本。草稿是文书最初形成阶段的稿本,是用来供后期反复修改的原始稿本,草稿在反复修改审校的过程中会呈现不同撰写阶段的草稿形态。草稿的形制多为札,也有两行,对于可以提前制作且无需反复推敲修改的例行文书可以直接以两行制作书写,而对于需要反复修改的重要文书则大多以札制作书写。定稿是经过文书起草者修改审定无误后经过长官签名的稿本,文书定稿会根据不同用途将之做成正本、抄本。文书从草稿状态进入到定稿状态意味着文书已经具有法律效力。正本是指依照定稿抄写的用于通行的文本,正本文书一般为一笔抄成,文末签署人的笔迹都与正文笔迹一致,笔迹工整。正本文书多以两行书写,且预留有编绳位置,以便在外发时与附件编联成册,正本文书文末若有多个签名人,最后一个为文书的书写者。收文单位在收到发文单位的文书正本之外,对于某些需要依次下传的文书还再需要制作抄本,文书最终的到达单位会抄写上级各单位依次传下来的文书,且连同上级各单位文书抄写人的名字一并抄写。不同稿本形态的文末签名人各有不同,其原因是由于在文书撰制过程中签名者的职责分工不同造成的。分析不同稿本阶段的文末签名有利于我们明确官府文书的撰制过程,并且由于文末签名简多在簿籍简册的末简,因此从文签名简入手也有利于我们在复原简册时明确其编联制度。

张蓉^[3]（2021）在《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文中指出循化厅是清朝实施特殊族群管理与民族政策的典型场域,其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相当复杂,由此导致社会纠纷处理领域的“地方性”特色格外突出。经由循化厅衙门处理的案件可概分为“细故”与“重案”。历史上,该区域社会内形成了各类社会纠纷照依土俗予以裁断的惯性机制。国家权力作为介入性力量,为循化厅提供了多样化的法律适用依据。然而,“细故”案件仍应视为民间调解失败后的例外情况,衙门对“细故”诉讼和息具结乐见其成,导致其大部止步于“中间阶段”既已结案。命盗重案虽深受重视,但审理却相当灵活:对涉及藏、蒙古等的重案,本应根据特别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处断,实则多参照民间习惯法罚服完结;对涉及撒拉、回、汉等的重案,本应依照《大清律例》处断,实则为律例与“番例番规”的杂糅,没有清晰的界限划分。群体性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部落冲突、寺院纠纷、族际冲突,亦因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演化为外事纠纷,总体上呈现出群体武装械斗的特点。前三类冲突频繁发生且循环往复,严重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并威胁王朝国家之政治稳定,往往形成以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居中协调而多方联动的应对机制。究其本质,官方对群体械斗与民间“细故”的处置并无不同:皆希冀借助地方权威充当乡老予以调解。虽每临以兵威,且有官员主张借机推行内地律例,但受制于“羁縻为政”总体统治框架以及地方社会权力网络的制约,终流于个别特例。即便涉及到“洋人”的群体性事件,被晚清政府视为头等大事者,也概莫能外。循化厅的设置,为缺乏整合而具有浓厚离散性的区域社会,提供了一个公共权力,为个体诉求“公平”与区域社会摆脱“无序”提供了可能和新的途径。然而,整体施政理念与制度设计则导致了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高度的复合性:传统民间力量依然强大,使之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区域社会纠纷不得不依赖的力量;大清律例与特殊律例名存实亡,必须借助土俗与习惯法方能行之有效。这表明,缺乏高效的国家政权建设,势必难以按照统一的法律制度处置社会纠纷,就法论事、缘法而判终究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

易佳妮^[4]（2020）在《《汉书》复音词研究》文中提出汉代是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过渡时期,同时也是复音词发展的重要阶段。《汉书》以其成书年代确定且词汇面貌趋于一致,词汇量丰富,兼具书面语与口语等特点,成为反映汉代语言面貌和特点的重要语料。选取几个角度对《汉书》中复音词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一方面可为学术界提供1份研究《汉书》语言的参考,对汉代词汇乃至汉语史研究贡献1份力量,另一方面对建立汉语复音词研究理论和历时词汇学理论大有裨益,在此基础上还可为完善诸如《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起到一定补充作用。本文共分为5部分:第1章为绪论部分,首先简要介绍《汉书》及其语料价值,并对古汉语复音词研究情况和《汉书》词汇研究情况进行概述。其次我们从理论和实用两方面论述本文的研究价值。在充分吸取前人专书词汇研究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确定了定量与定性,共时与历时,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理论方法。最后确定以意义为中心,兼顾语法、修辞、频次等因素作为《汉书》复音词判定和切分的标准。第2章为《汉书》复音词的结构。采用共时和历时,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汉书》中的复音词分为语音构词和语法构词两大类,对每1类复音词从语义构成和词性等方面进行静态描写。在对《汉书》中各类复音词进行穷尽式统计的基础上,选取先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论语》和《孟子》进行历时的动态比较,总结出《汉书》复音词的发展特点和趋势。第3章以《汉书》中常用同义并列双音词为研究对象,探索它们发展演变的轨迹。首先从使用频次、词义和语法功能方面对《汉书》中常用双音词进行静态描写。其次大体描述构成常用双音词的先秦常用单音词使用情况,尽可能考定每个常用双音词常用义出现的最早时间。对于先秦时期出现并在《汉书》中使用频次较高的双音词,主要进行探源。将它们先秦两汉时期的使用情况进行历时比较分析。对于两汉时期出现,或先秦时期出现,使用频次较低且用法单一,在两汉时期得到发展,并在《汉书》中使用频次较高的双音词,将它们两汉魏晋时期的使用情况进行历时比较分析。最后在静态描写与动态探源溯流的基础上,归纳出《汉书》常用同义并列式双音词演变的规律。第4章在对《汉书》复音词穷尽式调查的基础上,以《汉语大词典》、《辞源》、《汉书辞典》等辞书所收词条为基础,并运用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等多种检索方式对《汉书》以前的全部文献进行检索,尽可能全面、细致地整理出其中的新词新义,在此基础上探究新词词义以及新义产生的途径,并揭示新词新义产生的原因。第5章为全文结语,总结全文各部分研究所得结论,以及全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艾玛·海伦·布莱尔,詹姆斯·亚历山大·罗伯逊,爱德华·盖洛德·伯恩,严高英,杨崧愉,杜卓阳,梁雅琳,贾一凡,赵航,杨冰玉,隋亚薇,张佳蓉,邓致远,桑紫瑞,苟月,康佳,李昭融,兰菲^[5]（2020）在《《菲律宾群岛（1493～1803）》第21～35卷“前言”》文中认为第21卷前言本卷涉及1624年,完全着眼于宗教领域的教会问题和传教问题。现有的1624年的文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教区当局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冲突,以及马尼拉政府和教会当局之间的冲突;检审庭判定已故都督法哈多（Fajardo）建立神学院失败,法哈多试图建立一个神学院来训练日本的传教士,学成后送他们回国传教;西班牙政府审查宗教团体的努力。接下来是根据

牛天宝^[6]（2020）在《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刑法在近年的修订过程中呈现逐渐犯罪化的趋势,犯罪圈不断扩大,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力度趋强。学界对刑法犯罪化趋势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在这种背景之下讨论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问题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近年来由于跟踪纠缠行为未得到有效规制所引发的恶性案件时有所闻,却没有获得充分的关注。刑事立法犯罪化应当保持必要的谦抑,但是谦抑并非全盘非犯罪化,在世界各地将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已渐成趋势,跟踪纠缠行为危害日益凸显的情况下,我们应立足于现实考虑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问题。导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归纳梳理国内外关于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总结研究方法,进而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创新和研究限制之处。第一章为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概述。虽然我国大陆地区对于跟踪纠缠行为的研究不足,但是域外对于跟踪纠缠行为的研究相对较为充分,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了犯罪化的立法目标。在列举、比较国内外关于跟踪纠缠行为的内涵界定以后,首先总结本文研究对象跟踪纠缠行为的内涵界定及其特征。行为人多次持续反复跟踪、尾随、纠缠、骚扰被害人,足以使被害人陷入恐惧不安的状态,严重影响被害人日常生活的,即应视为本文所界定的跟踪纠缠行为。其次,参考域外的分类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跟踪纠缠行为分为跟踪接近型、通讯骚扰型、远程监控型、网络跟踪型和其他类型。最后,回顾国内外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立法过程,观察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刑事立法经验与教训,希望我们可以基于理性思考做出刑事立法的决定,而不再以残酷的惨案作为推动立法的导火索。第二章为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首先,回顾既有的犯罪化正当性根据,何种行为应当纳入犯罪化的范畴,其最终的落脚点应在于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犯罪化正当性根据的两大核心要素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和法益侵害。其次,通过国外实证调查数据和国内裁判文书分析,阐明跟踪纠缠行为普遍多发,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进而从心理、人身安全、人际关系等方面分析对被害人的具体危害,如精神创伤、社会功能减损以及经济方面的损失等。如果跟踪纠缠行为不能被及时制止,还可能危害被害人的身体健康和行动自由。最后,法益保护原则应适应社会发展,法益的概念也呈现精神化趋势,法益范围正由传统的物质法益不断向新兴的精神法益扩展。跟踪纠缠行为侵害的法益具有双重性,打破被害人身心自洽的安宁状态,导致被害人陷入毫无安全感的恐惧不安之中,既侵害了被害人的身体健康权、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益等传统物质性法益,同时也侵害了被害人的隐私权、生活安宁权与个人安全感等新兴精神性法益。因此,将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具有理论正当性。第三章为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现实必要性。对于跟踪纠缠行为的规制,被害人可以根据民事法律规范要求行为人赔偿,但是往往因无法履行举证责任而很少得到法院支持;对于恐吓、骚扰等部分跟踪纠缠行为,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较少难以抑制跟踪纠缠行为的再次发生;而纳入刑法规制的部分跟踪纠缠行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即使定罪处刑也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往往是被害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或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此外,被害人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可以“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但是适用对象仅仅限于家庭成员以及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对于其他人员则无法适用。不管是单一法律规范还是刑事法律规范与非刑事法律规范组合,均难以胜任有效规制跟踪纠缠行为的任务。因此,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具有现实必要性。第四章为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刑事立法建议。首先明确相当一部分跟踪纠缠行为系表面上看似不会给被害人造成实际危害的日常生活行为,关于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刑事立法建议应当更加慎重,应合理划定跟踪纠缠行为的犯罪圈并匹配恰当的刑罚。其次,比较分析国内外关于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立法模式,制定专门法律规范规制跟踪纠缠行为是较为理想的模式。但是,考虑国内犯罪化的典型模式,制定专门规范规制跟踪纠缠行为存在障碍。本着刑事立法便宜与实用的原则,建议根据危害的大小将跟踪纠缠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分别规定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减少刑事立法模式的选择给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带来的阻力。最后,参考域外立法例和我国大陆地区跟踪纠缠行为类型的实际情况,建议将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刑法条文设置为:无正当理由跟踪纠缠他人,经责令停止而继续多次实施下列行为之一,足以严重影响被害人日常生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1.跟踪、尾随、贴靠他人,掌握被害人的行动轨迹;2.在他人住处、工作单位、学校等经常出入地监视或安装监视设备;3.在他人的车辆、手机或电脑等个人物品上安装监控设备;4.违背他人意愿拨打被害人电话、发送短信、寄送物品等;5.在社交媒体等公开他人的隐私要求他人做无义务之事;6.其他足以危害他人日常生活的跟踪纠缠行为。最后为本文的结语部分。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属于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轻微犯罪,虽没有故意伤害等传统犯罪的后果易于显现,但是长久的跟踪纠缠行为却不断侵蚀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也侵蚀着被害人的生活安宁,甚至是威胁到被害人的意思决定自由与行动自由。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如果轻微犯罪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遏制,日积月累,将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严重侵害被害人的生活安宁,易于使得被害人对法律丧失信任感,迟早会危害社会治理这一堤坝,进一步蚕食社会发展的空间。

邱丹^[7]（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王峰灵^[8]（2019）在《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在近60年的创作生涯中,潜心于短篇小说创作,共创作了 14部短篇小说集,近200个故事。门罗专注于书写小镇平凡人物,尤其是平凡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的生活看似平淡乃至平庸,但她们的爱恨情仇都在这“死水微澜”里。这里蕴藏着女性微妙敏感又复杂难解的心理变化与情感成长。门罗特别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普通女性心理的隐情与波动,不仅彰显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特异气质,也书写出不同于一般女性主义的文学世界。门罗的写作姿态,明显受到了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社会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她完整经历了女性主义多个发展阶段,在女性书写中审视女性生活的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形成了独特的女性观。门罗的成长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女性在两性世界的生存困境并以此作为其写作的主题。其独特的成长经历与多重身份、加拿大多元文化背景等赋予门罗女性书写以复杂性和深刻性。本论文通过精读门罗文本,梳理女性主义与门罗文学之路的关系,分析门罗笔下的女性形象,提炼其不同于一般女性主义的女性观,总结其女性书写的主题,从而揭示门罗女性书写的深刻内涵。全文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绪论着重阐述门罗文学之路及国内外对门罗短篇小说的研究现状,厘清国内门罗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阐明本论文的研究要点与目标。第一章追述加拿大地域文化、个人成长经历对门罗写作的深刻影响,并由此进一步探寻门罗自身女性意识觉醒的可能轨迹,进而探讨其成熟理性、温和平静的女性观。门罗生长于加拿大一个美丽但又闭塞的小镇,这促使她萌生了一种文化意味上的“边缘心态”。边缘心态使门罗在生活上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妇女,在创作上也有异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拿大文坛主流女性主义书写。第二章力图厘清女性主义与门罗女性书写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以此阐释门罗女性书写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门罗的文学创作几乎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同步,但阅读其文本便不难发现门罗独有的女性主义特质。结合门罗的成长经历及其多次访谈记录,本章试图分析门罗独特的女性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门罗不同于一般女性主义的女性观。门罗在长期的创作中逐步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温和的女性观,从而突破了传统书写对女性形象和性际关系的曲解,跳出了男女两性“非此即彼”的程式化循环。第三章着重分析门罗笔下不同的女性形象。细读其作品,我们便发现,地域色彩、女性主义只是其笔下女性人物的表面标签。她们有老有少,来自不同行业,仍然能够清楚地感知到男权社会的阴影存在。因此,她们或者面临某种生存困境,或者遭受某种误解,或者掀起某种情感和心理波澜,但她们最后都跟自己或他人达成了和解。她们的心理变化、情感成长已然超出二元对立的两性观,使我们看到更丰富、更真实的世界和人生。第四章总结门罗女性书写的主题意蕴。尽管每个女性人物的生活和故事不完全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地体验了婚恋、做母亲、年老和死亡等过程。在这些不同的人生过程中,不同的选择最终促成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概括起来,门罗书写触及了成长、婚恋、母女、离开等主题,意在探讨女性在男权社会里怎样得到相对的独立空间,由此思索如何与这世界和谐相处而非破坏乃至颠覆这世界。第五章论析门罗小说的闪光点之一,即女性主题和叙事艺术的巧妙结合,旨在分析门罗小说的叙事策略、叙事视角、书信体叙事和开放式结尾对其女性书写的作用与意义。结语通过总结和引申“边缘”的文化意义审视门罗女性书写的意义。门罗的女性书写是一种融合共通的姿态,消解了男性/女性、男权中心/绝对女性、文明/野蛮、中心/边缘、城市/乡村等的对立对抗。沿着门罗的道路,文明可以思考,男女两性可以互融共通,其普遍的本质是人类性。同时,只有两种性状的动态互动才能够实现对对方的观察和反思,而静态对抗则难以实现。以此观之,“边缘”不是“有益而必要的补充”,而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场域,能够提供更丰富的文化资源、更多样的观察视角、更灵活的生存姿态、更柔和的处世态度。由此,门罗的文学世界才能被打开,其真正的价值才能被发现。

张翼^[9]（2019）在《拯救与逃离：卡夫卡《乡村医生：短故事集》解读》文中认为卡夫卡学术的研究重心长期侧重于卡夫卡去世后才得以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而对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乡村医生:短故事集》的关注较为薄弱,将该书中的14篇作品完全纳入到研究视野中的文章或专着则更少。事实上,该书凝聚着卡夫卡对人类境况的持续思考与深刻洞见。卡夫卡生前不仅极为重视该书的出版工作,且对该书中作品的评价极高。唯有通过对《乡村医生:短故事集》进行整体性解读,卡夫卡研究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才能更好地得以澄清。《乡村医生:短故事集》中包含14篇作品,卡夫卡在出版该书时的编排原则可归结为:首篇和末篇作品“环绕”着其余作品,而在其余的12篇作品中,每两篇作品都由同一个主题联系起来;并且后一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前一主题的再推进。作为开篇的《新律师》对《乡村医生:短故事集》中此后作品的情节多有指涉,为一个没有“向导”的世界拉开了帷幕,是对“弱者”世界诸种形态的集中展示;而作为末篇的《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则强化了书中所有作品的“报告”性质,是对整个“弱者”世界的反讽和总结,揭示出人类自欺的真实境况。《乡村医生》和《在剧院顶层楼座》则各自包含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通过两个场景间的转换,卡夫卡对真实与虚幻进行了倒置,解构了人类的虚幻“自我”,洞察了现代人的拯救幻像与被救赎的渴望。在《一页古老的手稿》中,卡夫卡指明了外部力量之于个体存在的虚弱性质,而《在法的前面》则将人类生命之“法”归结为心灵的内在力量,卡夫卡由此将“拯救”问题进一步引向“自救”问题。《豺狗与阿拉伯人》和《视察矿井》均是由“旅行”生发出来的故事,《豺狗与阿拉伯人》着眼于宗教层面的论争,《视察矿井》则聚焦于职业层面的探讨,二者是身兼犹太人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卡夫卡对其所处时代的反思。《邻村》和《一道圣旨》中对极限境遇的书写,可以视为卡夫卡对个体的人生价值及生命形态的研习。《家长的忧虑》中的“奥德拉德克”之谜和《十一个儿子》中的“十一个儿子”之谜均涉及“父与子”的主题,卡夫卡对个体存在的思考由外部社会转移到了家庭内部,并在这两则谜题中得到最集中的表达。《兄弟谋杀》和《一场梦》具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卡夫卡对人类非理性因素的持续关注,不仅是其重要的艺术资源,也是其形而上思考的途径。卡夫卡对非现实因素的描摹,勾勒出了个体内在的自我斗争,亦凸显了卡夫卡融合诗与思的努力。总之,《乡村医生:短故事集》中的14篇作品是卡夫卡“分段建造”策略的产物,其丰富且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涵铸就了卡夫卡始终渴望着的“万里长城”。《乡村医生:短故事集》由此成为卡夫卡文学视野中那“不可摧毁之物”。

高莉莎^[10]（2018）在《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 ——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来自云南红河州H县L乡的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线下田野与线上田野相结合,从日常生活切入,打破既往底层研究中的“被动”基调,转向主体-实践视角关注行动者本身,考察他们如何在结构化、宰制性的空间中进行主体性的日常生活实践?生产了哪些空间?使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在智能手机这种具身化媒介嵌入日常生活后,手机的使用如何创造性地打造或改变日常生活世界?如何进行意义创造和空间生产?日常生活就是参与空间的社会生产,塑造不断演变的空间性并被其塑造。日常生活空间是个体再生产的实践空间,既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媒介,也是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民工输出地云南H县L乡的村落空间,打工输入地昆明的城市空间,以及手机构成的线上空间共同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经过几年线下与线上田野考察,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被自上而下的制度性、结构性压力,宰制力挤压得索然无味,而是通过各种生活策略,在给定的空间进行临场发挥式的即席创作与书写。在村寨,为了契合城乡流动的打工生活模式,农民工们通过对传统礼俗空间的重构,以及“拼贴”亚文化空间的生产,生成了新的意义与传统。在城市,他们具有建构全新的生活方式及生产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空间的能力:城市不起眼的角落,演变为他们交流、休闲、娱乐才能展示的舞台以化解工作的“无聊”,这种“碎片空间”既是他们活动的场所亦是嵌入城市生活的具体生活情境;利用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以节庆和仪式性的“身体展演”完成一种打破日常生活秩序的“狂欢空间”建构。手机具身化嵌入日常生活后,他们成为手机大胆实践者,网络空间的主体性书写者和创新者,建构了以民族文化符号为标识的网络族群空间,对村落传统祭祀仪式进行解构与重塑,建构了跨越边界的舆论空间,也界定了“我群”与“他群”的无形边界。手机建构的网络空间同时作用于城市-乡村两个实体空间及空间里面的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得以不断互动和重组。这一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是一种“临场发挥”性质的行动,是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与情境因素的复杂多样相契合的权宜性的日常生活实践。既非有意识的对宰制力的“抗争”,也非一味的规避,而是在控制与自由之间,在给定的舞台空间的即席书写,因而具有临时性、就地性、此在性等特点。

二、一份长久de守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份长久de守候（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居延汉简官府往来文书文末签名研究 ——以甲渠候官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4）《汉书》复音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菲律宾群岛（1493～1803）》第21～35卷“前言”（论文提纲范文）

（6）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8）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拯救与逃离：卡夫卡《乡村医生：短故事集》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10）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 ——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一份长久de守候（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居延汉简官府往来文书文末签名研究 ——以甲渠候官为中心[D]. 张升.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3]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D]. 张蓉. 兰州大学, 2021(12)
• [4]《汉书》复音词研究[D]. 易佳妮. 吉林大学, 2020(03)
• [5]《菲律宾群岛（1493～1803）》第21～35卷“前言”[J]. 艾玛·海伦·布莱尔,詹姆斯·亚历山大·罗伯逊,爱德华·盖洛德·伯恩,严高英,杨崧愉,杜卓阳,梁雅琳,贾一凡,赵航,杨冰玉,隋亚薇,张佳蓉,邓致远,桑紫瑞,苟月,康佳,李昭融,兰菲.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2020(00)
• [6]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研究[D]. 牛天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8]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D]. 王峰灵.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9]拯救与逃离：卡夫卡《乡村医生：短故事集》解读[D]. 张翼. 浙江师范大学, 2019(12)
• [10]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 ——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D]. 高莉莎. 云南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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