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村民自治”及其相关概念英文翻译的一点看法（论文文献综述）
刘欢[1]（2021）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设文明,促进文明进步与发展是人类繁衍生息至今的孜孜追求与内在动因,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于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构建、完善、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基于中国国情与农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底色在乡村文明,而乡村文明又集中体现在乡风文明水平上。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党就集中开始了乡风文明建设实践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里,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内容与形式不断迭代更新,收获许多实践成效。及至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使乡风文明建设能够站在新的历史坐标向更高处扬帆远航,进而为中国在不同文明交流借鉴中展现中国气派、体现中国特色、走出中国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重要贡献。乡风文明建设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与探讨,已取得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分布在政治学、文化学与社会学,或者更为细致表现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等具体领域,然而专注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研究乡风文明建设仍然是学界的欠缺之处。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研究法,综合学科研究与系统研究相结合以及规范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角,以战略性高度概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建设及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中国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历史考量,并系统化地研究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基本属性、现实境遇及路径选择,以期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尽绵薄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七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以此构成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这一部分主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概述,以及分析论证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论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目标要求与重大意义三方面完整概述乡村振兴战略,在区分文化与文明概念、文明乡风与乡风文明概念基础上,对乡风文明建设概念进行了整体性阐述。从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三方面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第三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这一部分重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以及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四个方面对论文的思想资源进行归纳总结,为第四章、第六、七章的相关论述进行基础理论的铺陈。第四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这一部分大致拆分为三个方面,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现实功能。其中,基本原则包括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切实立足乡村文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整体协调发展等内容。主要内容包括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等五方面。现实功能包括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等内容。第五章,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这一部分从历史进程、主要特色及经验启示三方面考量了近百年来的中国乡风文明建设实践。历史进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四个阶段。主要特色表现在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三个方面。经验启示包括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以及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五个方面。第六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主要包括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等五方面。第二部分是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等五方面。第三部分是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等五方面。第七章,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这一部分分为五大内容。一是从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等三方面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二是从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等三方面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三是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等三方面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四是从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等三方面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五是从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等三方面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提出应从“文明”高度深刻理解乡风文明内涵,从总体要求、核心主体、根本任务、现实基础及主要特点等方面概述了乡风文明建设。二是论文首次详尽梳理了近百年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其主要特色以及总结出其经验启示。三是论文丰富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将“消除乡村精神贫困”纳入其中。四是论文在剖析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现实境遇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路径选择。
王杰[2]（2021）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新乡贤作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学界近年来兴起的重要议题。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坚持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范式,运用扎根理论,以昌吉市作为研究场域,对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具体内容的逻辑展开研究。分别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解释模型。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和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并在概括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村治角色的基础上,对两者作了比较分析。首先,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个人参与预备度和“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分别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和外部条件;公共服务内卷化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是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多管齐下共保障是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确保服务供给得以良性循环的策略;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其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乡风失范是新乡贤得以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引领乡风民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乡村文化振兴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文明乡风建设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乡风文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鼓励嘉奖则是驱动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民族共生共存是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维系族际关系和谐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族际粘合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场域驱动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民族团结进步是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宗教并存是新乡贤得以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现实选择;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是促使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支持宗教中国化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宗教关系和谐则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最后,通过总结、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分别是译介治理、依德治理和补位治理。在形式理论层面,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理论概括,并与传统乡贤作了比较分析。综上,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贡献之处在于以下三点:首先,从乡村治理的内容视角出发,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同内容的理论解释模型,并阐释了新乡贤参与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其次,在理论层面概括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三种方式;最后,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理论刻画作了比较分析,拓展了学界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认识。然而,仍然存在不足。本研究侧重从学理角度来进行经验叙事,势必削弱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经验过程,同时受限于田野调查的可行性,所构建理论模型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的探索。鉴于此,未来研究有必要深入扎根广大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持续将构建的理论模型放入乡村治理实践中予以检验和修正,不断增强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同时,对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拓展研究的问题域;从研究方法来看,要科学运用研究方法,正确回答研究问题,坚持方法运用的多元化;从研究理论来看,要在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经验质感的基础上,持续提炼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一般化理论概念,逐渐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理论对治理实践的良好回应。
教育部[3]（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提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罗家鹏[4]（2020）在《结构与谱系：村民自治异化的权力向度 ——以L县N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初,村民自治制度发轫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合寨村,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乡政村治体系的重要构成,村民自治的实质是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关系在农村社会的反映,体现了国家权力的谦抑性、社会权力的合意性与村民权力自治性的平衡。村民自治是一个统一的乡村治理系统,是一个静态文本编织、规制下的动态实践过程,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过程包括三个方面:自下而上的村委会选举、自上而下的村民委员会职能落实,以及上下联动的村民自治监督过程。村民自治旨在让每一个村民以正常合法的手段满足内部需求和外部安全。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治理体系的变迁,村民自治制度日趋成熟,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稳定了当地农村社会秩序,促进了当地基层民主的实现。但在我国部分地区却出现了村民自治悬空、村委会自治甚至村官自治等异化现象,在这些地区村民自治异化现象逐渐替代了正常的村民自治过程,严重削弱了村民自治的制度效能,扰乱了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日益僵化。笔者借用权力理论,即权力结构和权力谱系两个向度出发结构和剖析村民自治异化现象。从权力运动的过程上看,村民自治异化的根源在于,乡村治理的权力资源-----结构性权力和谱系性权力等权力错误表达、排序、组合、交互。具体说来,村民自治的权力结构出现立约权虚化、选举权异变、决策权空置、执行权悬空、监督权失灵等现象,村民自治的权力谱系出现宗族权膨胀、经济权错位、文化权断裂、精英权依附等现象。村民自治结构性权力和谱系性权力存在的非正常互动与博弈,将权力能量的链条延伸至村民自治活动全域,直接导致村民自治多元主体和基本关系体的互动、博弈偏离正常的轨道,最终导致了村民自治异化。从权力表达的过程上看,乡村社会资源和话语的配置受到结构性权力和谱系性权力的互动、博弈影响。一方面,从制度供给上看,国家订立法律,将话语和资源配置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体现立法者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另一方面,权力的运转使得话语和资源配置以权力博弈输赢的状态确定下来,体现掌权者的意志和权力的本性的统一。例如,行政村作为村民自治法定的基本单位与乡村社会的传统自治单元自然村二者之间的冲突不适应,使得村民自治的实践不仅面临现实与制度文本之间的巨大张力,也面临着村民自治意愿需求与实际制度供给的冲突,结构性权力和谱系性权力在行政村---自然村两对关系中缠绕、博弈、互动,资源、话语和秩序由权力博弈的状态决定,由此权力成为村民自治场域中最重要的解释性变量。从权力谱系和结构两个向度出发,正确认识村庄治理体系的各种权力运动,厘清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对于矫正村民自治异化现象,使村民自治回归正常轨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包涵川[5]（2020）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深入理解中国基层治理需要对政治文化进行研究。本文关注了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这既能够对于本土性的文化心理及其塑造活动加以探讨,还可以对当前基层治理中的各项工作进行实践总结。本文回应了以下问题,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有什么结构性背景和条件?它的实践过程是怎样的,表现出何种特征?进行政治情感培育对于治理结构有怎样的发展性意义?未来应如何更好地培育政治情感?国内外中国政治情感和基层治理的研究对于此议题缺乏关注,也较少从政治心理学相关视角对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文化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用田野调查和案例拓展法,并结合哲学思辨和系统分析将这些问题加以探究。情感现象有着生理性基础,人脑和神经结构使情感既可能直接诱发行动,还可以结合理性判断发生作用。情感有着鲜明的政治和社会建构性,政治因素影响其内容、表达等各个方面。政治情感是特定主体在对于政治现象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包含政治信息内容并具有政治实践倾向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本文指的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主要是基层党政干部以合理方式塑造民众对于基层治理体系的积极政治情感的活动。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本文的主要理论基础。在框架方面,全文按照“结构”和“过程”互动视角展开,这指的是基层治理的政治结构形塑了特定政治情感培育机制的形态,这些过程中的机制又发展了基层治理的相关结构。中国基层治理最为重要的政治结构是“党——政府——社会”关系。这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特色的政府和社会关系,它使政府能够适当介入社会,这扩展了政府与社会成员的情感互动机会,增强了情感互动频率;再者是政府官员的层级分流模式及其反映的政府治理格局,这使基层党政干部拥有中国古代“吏”的特征,从而融入到民众网络,共享民众心理状态并使政治情感培育能够兼顾灵活性和有序性;最后,基层区域化党建使党组织成为了基层政治情感培育的领导核心,并使其纳入到党的思想领导中。三项条件对于中国基层领域中的政治情感培育构成了因果性的条件关系。在上述政治结构之下,基于田野调查和其他相关案例可以发现,中国基层政治情感培育过程可以分为“产生——传播——深化”三个阶段。在产生环节,实践中表现出通过品德展现、利益互惠和创造氛围的各项情感产生机制。而在传播方面,积极的政治情感既可以通过媒体和网络传播,也可以借助家庭情感纽带传播,还能够倚赖基层党员的积极行动实现普及。而政治情感的深化意味着其能够结合认知和理性并成为稳定的取向,这可以通过基层干部的积极引导并结合理性以及使政治情感融入生活来实现。这些机制描绘了中国政治情感培育的全景图,并展现出四个特点,即高度的人格化互动、政治与生活的紧密性、实践的技巧性以及层次结构性。上述机制使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党——政府——社会”结构不断发展。第一是政府和社会关系方面,政治情感培育能够丰富政府和社会关系中的途径工具,并改善其中的心理环境;第二是基层党建格局方面,政治情感培育巩固了党的思想领导,增强了党组织的权威性并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性;第三是整体上的党、政府和社会关系方面,政治情感培育稳定了政治秩序,并使基层政治整合按照“个人——家庭——区域——政权”的中国特色路径实现。此外,政治情感培育还使基层治理结构不断有机化,使其能够以动态性、回应生活“小事”和柔性协调的特征运行。中国的政治情感培育有着本土性传统,这包括儒家情感文化的传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的传统。这使当代中国的政治情感培育能够继承宝贵经验。政治情感培育能够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性原则实现有益补充,并且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提出了一些思路。当前的问题在于策略主义行为过多、基层政治情感培育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水平不足、基层工作者的政治情感培育技能有待提高、民众参与程度较低等方面,未来的优化路径在于提升政治情感培育的制度化水平,培养基层政治实践家,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情感互动,创新政治情感培育中的中国话语这四个方面。
钱巧英[6]（2020）在《多重逻辑视角下农村多元主体参与基层协商的行为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伴随着国家政策的倡导,农村涌现出各种基层协商模式,其中既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广模式,也有基层自发的创新模式。但是,实践中却呈现出制度与现实脱节的情况,导致协商形式化、精英化和普通村民边缘化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农村多元主体参与基层协商的行为为研究对象,以多重逻辑为视角,以两个村庄为具体的分析案例,构建农村协商的多重逻辑分析框架,研究农村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行为逻辑以及行为逻辑间的互动机制和互动结果,进而回答为什么农村基层协商中会出现普通村民边缘化和协商难落地的现实问题。从多重逻辑视角出发,可以将多元主体参与基层协商的行为逻辑分为四种,即乡镇政府的科层逻辑、村干部的双重代理逻辑、体制外精英的资源与人情逻辑以及普通村民的策略性逻辑。研究发现在以上四种行为逻辑的互动中,村干部是其他行为逻辑互动的落脚点。但由于村干部行政化倾向凸显,使协商在乡镇政府的主导下,沿着村庄体制精英-体制外精英-普通村民的路径展开,形成了一种行政主导型协商。具体地说,乡镇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在协商的“提议”和“审议”环节对协商议题严格把控;村干部善于在夹缝中进行权力的运作;体制外精英易于组织化,具有较高的话语权,但经济精英易于向政治资源靠拢并与其形成“合谋”;普通村民呈原子化状态,逐渐边缘化。在互动场域中,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逻辑在村干部处聚集,并会根据村干部的行为作出相应地调整。但由于村干部与乡镇政府利益的交织,村干部更倾向于成为乡镇政府的代理人,因此,协商呈现行政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多元主体地位的差异性、协商结果的可操作性以及主体间的弱关联性。由此可见,破解农村基层协商形式化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村党组织的领导力,有效整合各主体参与协商的驱动力。此外,还需充分发挥其宣传、动员、组织等政治领导作用,提升农民协商的组织化水平,以进一步激发协商活力。
杨旻旻[7]（2020）在《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对一个嘉绒村落——大坪村的田野调查,以该村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冬经为切入点,围绕仪式与村落社会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是一篇关于嘉绒地区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期为理解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人们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与族群身份选择、族群认同变迁及社会文化建构间复杂、动态地关系提供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组成。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田野点选择,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梳,并对文章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作出简要说明。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通过对大坪村自然人文环境和冬经仪式过程的描述,勾勒出其身处的多重文化场域。第二章为第二部分,探讨了仪式与大坪村人族群认同的关系,指出以冬经为代表的集体宗教仪式是大坪村人建构“安多嘉绒藏族”的基础。第三章、第四章为第三部分,通过观察仪式实践中个体间的互动,探讨村民的互助仪式和村落的互助体系是如何建构起大坪村社会关系网的。第五章、第六章为第四部分,分别对仪式与村政权威建构和仪式与宗教权威建构展开论述,以揭示大坪村村落社会整合的内生逻辑。第七章为正文的第五部分,以冬经仪式变迁为例,叙述大坪村人在资源竞争和利益角逐背景下,是如何对其文化表征展开重构的。结论部分是基于田野调查及国内外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借鉴对全文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综上所述,大坪村人的生存空间一直处于多重文化交汇地带,交汇中有碰撞、有互换、有借用、也有创制。在此过程中,在认同的指引下,大坪村人逐渐构建起以自我为中心、自成体系的社会文化。在这一特定场域中,他们通过语言、习俗、信仰、规范等文化的诸多要素既保持了与嘉绒主文化的有机互动,又逐渐树立起独立于嘉绒主文化的自我中心地位。大坪村这样的个案,在边缘区域文化交汇地带并非特例,对它展开探讨能够以小见大,为理解和反思“边缘”群体及其社会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民族志文本。
王松磊[8]（2019）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由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段话放在摘要的第一段,是因为这段话是贯穿于本研究的灵魂。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不能离开历史,隔离传统。理解传统社会,才能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相比阶级分析法、传统-现代理论范式、国家-社会二分法、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唯物史观能提供更科学的视角,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依据唯物史观,本研究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文明社会早期阶段,地理环境作为“初始条件”,其特性通过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气候的变化,导致人类结束了“原始的丰裕生活”,不得不驯化可食用的物种,进而发明了农业。作为劳动对象,黄土的土壤环境、冬干夏湿的气候特点以及粟和黍的植物特性,产生了旱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限制,农业生产工具没有根本的革新,生产工具的驱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第二部分论述了生产关系的相关核心概念和不同社会类型的生产关系特点。分配是以权威为媒介的生产关系,这是传统农业中国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交换是遵循价值规律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分配与交换并重。基于交换和分工的集体是生产上相互依赖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基于分配关系的集体是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生产上自给自足的个体的强制性共同体。两种类型的集体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中国的集体属于后一种类型。第三部分阐明了交换关系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约束条件。受到交通运输成本的影响,交换关系在中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由于存在优良的河流和海洋,西方社会的交换关系具有天然优势。而在传统的农业中国,道路、河流、运河等交通运输条件则依赖中央政府的能力。社会分工与交换,在西方是基于经济需求,在传统农业中国则基于政治需求。无论是起源还是后来的发展,商人和工商业均受制于政治统治。第四部分对集体社会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农耕社会生产方式对外扩张和防御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对内统一作为保障。农耕生产方式的内敛性则产生了对内排斥军事暴力和离心倾向。由于公有制、资源稀缺性、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和服从权威的共性,使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能够结合在一起,其最佳方式就是兵农合一的集体制度。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与家族、宗族、官僚制等其他类型的集体单位,共构成了包含许多集体单位的等级性集体社会。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第五部分对家国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交换关系为经济基础,西方的家国异构本质上是私的家庭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同于公共权力的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传统农业中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关系为基础,家国同构是伦理道德和父家长权威的结合。随着农耕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应当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家国关系。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总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第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为中心环节,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提高交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第三,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底色具有多层性。
付正[9]（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杨四海[10]（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二、对“村民自治”及其相关概念英文翻译的一点看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村民自治”及其相关概念英文翻译的一点看法（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 2.1 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
| 2.1.1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依据 |
| 2.1.2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 |
| 2.1.3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
| 2.2 乡风文明建设概述 |
| 2.2.1 文化与文明的阐述 |
| 2.2.2 乡风文明概念辨析 |
| 2.2.3 乡风文明建设阐释 |
| 2.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 |
| 2.3.1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 |
| 2.3.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风文明建设向深层发展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高度一致性 |
| 第3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1.1 文明进步的基础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 |
| 3.1.2 实现城乡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
| 3.1.3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重视乡村文化建设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攸关国计民生根本性问题 |
| 3.2.2 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
| 3.2.3 净化社会风气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 |
| 3.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3.1 以农为本思想 |
| 3.3.2 道德教化思想 |
| 3.3.3 “和合”思想 |
| 3.3.4 乡村运动思想 |
| 3.3.5 乡村改造思想 |
| 3.4 发达国家乡风文明建设思想 |
| 3.4.1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思想 |
| 3.4.2 重塑乡村伦理精神思想 |
| 3.4.3 提升乡村生活风貌思想 |
| 第4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属性 |
| 4.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
| 4.1.1 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
| 4.1.2 切实立足乡村文明 |
| 4.1.3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
| 4.1.4 坚持整体协调发展 |
| 4.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4.2.1 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 |
| 4.2.2 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
| 4.2.3 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
| 4.2.4 开展乡村移风易俗行动 |
| 4.2.5 着力消除乡村精神贫困 |
| 4.3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功能 |
| 4.3.1 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
| 4.3.2 带动乡村人居环境整体优化 |
| 4.3.3 繁荣与发展新时代乡村文化 |
| 4.3.4 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
| 4.3.5 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 |
| 第5章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考量 |
| 5.1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 |
| 5.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3 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1.4 新时代以来的乡风文明建设 |
| 5.2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特色 |
| 5.2.1 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 |
| 5.2.2 内容形式的继承发展性 |
| 5.2.3 突出实践的社会现实性 |
| 5.3 中国乡风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 |
| 5.3.1 要强化党对乡风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 |
| 5.3.2 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激发内生动力 |
| 5.3.3 使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协同发展 |
| 5.3.4 要重视教育卫生工作的移风易俗作用 |
| 5.3.5 以充足的历史耐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
| 第6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境遇 |
| 6.1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机遇 |
| 6.1.1 乡村新型社会组织多样发展 |
| 6.1.2 乡村产业结构不断深入发展 |
| 6.1.3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渐趋完善 |
| 6.1.4 乡村社会主流思想健康向上 |
| 6.1.5 农民科学素质培育不断加强 |
| 6.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 |
| 6.2.1 乡村党组织组织力不强 |
| 6.2.2 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佳 |
| 6.2.3 乡村文化出现衰落痕迹 |
| 6.2.4 乡村不良社会风气滋长 |
| 6.2.5 农民主体意识相对薄弱 |
| 6.3 制约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 |
| 6.3.1 乡村党组织建设不完善 |
| 6.3.2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式微 |
| 6.3.3 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受阻 |
| 6.3.4 乡村文化生态发展失衡 |
| 6.3.5 乡村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
| 第7章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
| 7.1 筑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保障 |
| 7.1.1 突出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
| 7.1.2 发挥乡村党组织的模范作用 |
| 7.1.3 密切乡村党组织的群众联系 |
| 7.2 夯实乡风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 |
| 7.2.1 走出乡村集体经济认知误区 |
| 7.2.2 不断深化乡村集体产权改革 |
| 7.2.3 探索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 |
| 7.3 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 |
| 7.3.1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文化 |
| 7.3.2 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
| 7.3.3 传承发展提升优秀农耕文化 |
| 7.4 培植乡风文明建设的社会土壤 |
| 7.4.1 发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伦理价值 |
| 7.4.2 盘活乡村内生治理机制自治功能 |
| 7.4.3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践 |
| 7.5 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农民力量 |
| 7.5.1 不断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 |
| 7.5.2 优化提升乡村职业技能培训 |
| 7.5.3 转变乡村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2）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3.1 资料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乡村绅士 |
| 2.1.2 传统乡贤 |
| 2.1.3 新乡贤 |
| 2.1.4 乡村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乡村现代化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 |
| 3.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建构 |
| 3.1.1 开放式编码 |
| 3.1.2 主轴编码 |
| 3.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3.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3.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阐释 |
| 3.2.1 个人参与预备度: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 |
| 3.2.2 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 3.2.3 公共服务内卷化: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 |
| 3.2.4 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 |
| 3.2.5 多管齐下共保障: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服务供给良性循环的策略 |
| 3.2.6 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 |
| 4.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模型建构 |
| 4.1.1 开放式编码 |
| 4.1.2 主轴编码 |
| 4.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4.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4.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模型阐释 |
| 4.2.1 乡风失范: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 |
| 4.2.2 引领乡风民风: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 |
| 4.2.3 乡村文化振兴: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 |
| 4.2.4 文明乡风建设: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4.2.5 乡风文明: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 |
| 4.2.6 鼓励嘉奖: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 |
| 5.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建构 |
| 5.1.1 开放式编码 |
| 5.1.2 主轴编码 |
| 5.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5.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5.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阐释 |
| 5.2.1 民族共生共存: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 |
| 5.2.2 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
| 5.2.3 维系族际社会: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 |
| 5.2.4 族际粘合: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 |
| 5.2.5 场域驱动: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 |
| 5.2.6 民族团结进步: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 |
| 6.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建构 |
| 6.1.1 开放式编码 |
| 6.1.2 主轴编码 |
| 6.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6.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6.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阐释 |
| 6.2.1 宗教并存:引致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 |
| 6.2.2 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面临的现实选择 |
| 6.2.3 引导宗教适应社会需要:引致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 |
| 6.2.4 支持宗教中国化: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 |
| 6.2.5 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 |
| 6.2.6 宗教关系和谐: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的理论启示 |
| 7.1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 |
| 7.2 新乡贤参与和乡风文明建设 |
| 7.3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 |
| 7.4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 |
| 7.5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治理方式现代化 |
| 7.6 新乡贤和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概括 |
| 7.7 新乡贤和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比较分析 |
| 7.8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结构与谱系：村民自治异化的权力向度 ——以L县N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 选题的背景 |
| (二) L县N村概况 |
| (三) 理论与实践意义 |
| 二、研究评述 |
| (一) 村民自治理论的学术史梳理 |
| (二) 权力理论和中国村庄权力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
| (三) 异化理论与村民自治异化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研究途径 |
| (一) 基本框架与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理论以及方法 |
| (三) 研究难点与突破点 |
| 第一章 L县N村乡政村治历史与实践 |
| 一、L县N村体制性治理体系的沿革:乡政村治体系的变迁 |
| 二、L县N村非体制性治理体系的沿袭:壮族都老制 |
| 第二章 村民自治异化的学理阐释 |
| 一、村民自治异化的学理阐释 |
| (一) 村民自治异化的概念解析 |
| (二) 村民自治异化表现、特征以及危害 |
| 二、村民自治中的权力结构与谱系解析 |
| (一) 村民自治的权力结构 |
| (二) 村民自治的权力谱系 |
| 三、村民自治异化的分析路径 |
| (一)理论的诠释：异化理论、权力结构理论、权力谱系理论 |
| (二)变置的演绎：乡镇政府、行政村与自然村的权力博弈 |
| (三)关系的冲突：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村委会与村党委的关系、村委会和村民的关系、村落与村民的关系 |
| 第三章 权力结构和谱系视域下N村村民自治异化 |
| 一、L县N村村民自治异化的权力结构向度 |
| (一) 立约权虚化 |
| (二) 选举权异变 |
| (三) 决策权空置 |
| (四) 执行权悬空 |
| (五) 监督权失灵 |
| 二、L县N村村民自治异化的权力谱系向度 |
| (一) 宗族权的膨胀 |
| (二) 经济权的错位 |
| (三) 文化权的断裂 |
| (四) 精英权的依附 |
| 第四章 L县N村村民自治异化的原因探析 |
| 一、村民自治权力本身有异化的倾向 |
| (一) 权力的独占性 |
| (二) 权力的扩张性 |
| (三) 权力的排他性 |
| 二、L县村民自治异化的权力结构层面 |
| (一) 共性原因 |
| (二) 个性原因 |
| 三、L县村民自治异化的权力谱系层面 |
| (一) 宗族权扩张 |
| (二) 经济权错位 |
| (三) 文化权断裂 |
| (四) 精英权依附 |
| 第五章 权力向度视角下解决村民自治异化的可能路径 |
| 一、村民自治权力结构的向度 |
| (一) 平衡治理载体 |
| (二) 加强制度供给 |
| (三) 理顺权力主体关系 |
| 二、村民自治权力谱系的向度 |
| (一) 正确对待宗族势力 |
| (二) 优化配置经济权力 |
| (三) 充分利用文化权力 |
| (四) 科学利用精英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本文的问题 |
| (三)研究的价值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中国政治情感培育问题 |
| (二)中国基层治理问题 |
| (三)对既有研究的总结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主要理论和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情感 |
| (二)政治情感 |
| (三)政治情感培育 |
| (四)基层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治文化以及政治社会化理论 |
|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三、“结构——过程”:本文的分析框架 |
| (一)政治情感培育的“结构”和“过程”主要含义 |
| (二)政治情感培育的“结构”和“过程”相互作用 |
| 第二章 聚焦“结构”: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结构性条件 |
| 一、中国特色政府与社会关系 |
| (一)中国特色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 |
| (二)中国特色政府与社会关系扩展政治情感互动机会 |
| (三)中国特色政府与社会关系增强政治情感沟通频率 |
| 二.当代政府治理中的官员层级分流模式 |
| (一)当代官员层级分流的基本形态 |
| (二)层级分流模式使基层干部高度共享民众心理状态 |
| (三)层级分流模式创设兼顾有序和灵活性的实践空间 |
| 三、基层治理中的区域化党建格局 |
| (一)基层区域化党建的基本形态 |
| (二)党建格局赋予党在政治情感培育中的核心地位 |
| (三)党的思想领导为政治情感培育提供了动力源泉 |
| 第三章 从“结构”转向“过程”: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机制及特点 |
| 一、政治情感的产生机制 |
| (一)通过品德展现的情感产生机制 |
| (二)通过利益互惠的情感产生机制 |
| (三)通过创造氛围的情感产生机制 |
| 二、政治情感的传播机制 |
| (一)依托媒体网络的情感传播机制 |
| (二)依托家庭纽带的情感传播机制 |
| (三)依托基层党员的情感传播机制 |
| 三、政治情感的深化机制 |
| (一)通过结合理性的情感深化机制 |
| (二)通过融入生活的情感深化机制 |
| 四、中国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特点 |
| (一)高度的人格化互动 |
| (二)政治和生活紧密性 |
| (三)重视实践的技巧性 |
| (四)鲜明的层次结构性 |
| 第四章 从“过程”回到“结构”:政治情感培育对于治理结构的优化 |
| 一、政治情感培育与基层政府和社会关系的优化 |
| (一)丰富政府和社会关系中的途径工具 |
| (二)改善政府和社会关系中的心理环境 |
| 二、政治情感培育与基层党建格局的优化 |
| (一)巩固基层党组织的思想领导 |
| (二)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权威 |
| (三)激励党员发挥先锋和模范性 |
| 三、政治情感培育与基层政治整合的优化 |
| (一)维护基层政治秩序的稳定性 |
| (二)完善中国特色政治整合路径 |
| 四、政治情感培育与基层治理结构有机化 |
| (一)增强基层治理的互动性 |
| (二)促使基层治理回应“生活小事” |
| (三)推动基层治理的柔性化 |
| 第五章 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本土性传统、存在的不足和优化路径 |
| 一、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本土性传统 |
| (一)中国古代的情感思想和文化传统 |
| (二)中国古代的礼治教化思想和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群众工作传统 |
| 二、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存在的问题 |
| (一)部分基层干部将政治情感仅仅作为行政策略 |
| (二)基层政治情感培育的常态和制度化水平不足 |
| (三)一些基层工作者政治情感培育技能有待提高 |
| (四)政治情感培育中的民众参与程度相对较低 |
| 三、优化基层治理中政治情感培育的若干可行路径 |
| (一)提升政治情感培育的制度化程度 |
| (二)着力培养基层治理的政治实践家 |
| (三)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情感互动 |
| (四)创新政治情感培育中的中国话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多重逻辑视角下农村多元主体参与基层协商的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村基层协商的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问题、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内涵 |
| 2.1.2 农村基层协商的参与主体 |
| 2.2 相关理论分析 |
| 2.2.1 村庄权力结构 |
| 2.2.2 多重逻辑理论 |
| 2.3 多重逻辑分析框建构 |
| 2.3.1 乡镇政府执行与管控的科层逻辑 |
| 2.3.2 村干部的双重代理逻辑 |
| 2.3.3 体制外精英资源与人情逻辑 |
| 2.3.4 普通村民的策略性参与逻辑 |
| 第三章 “四议两公开”与“三议五会”的案例呈现 |
| 3.1 张掖市KN村“四议两公开”协商简介 |
| 3.1.1 “四议两公开”的协商模式 |
| 3.1.2 张掖市KN村的协商情况 |
| 3.2 白银市ZS村“三议五会”协商简介 |
| 3.2.1 “三议五会”的协商模式 |
| 3.2.2 白银市ZS村的协商情况 |
| 3.3 两种模式的比较 |
| 3.3.1 协商模式缘起的比较 |
| 3.3.2 体制外精英参与状态的比较 |
| 第四章 实践中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行为逻辑 |
| 4.1 乡镇政府“酝酿”政策推广方式 |
| 4.1.1 变相把控协商事项的提议 |
| 4.1.2 直接参与协商事项的审核 |
| 4.2 村干部代理乡镇政府倾向凸显 |
| 4.2.1 优先落实“一事一议”项目 |
| 4.2.2 针对村民的宣传动员活动缺位 |
| 4.3 体制外精英被激发的参与热情 |
| 4.3.1 KN村无组织精英参与 |
| 4.3.2 ZS村组织化精英参与 |
| 4.4 普通村民因势而变的诉求表达 |
| 第五章 多重逻辑共同作用下的协商机制 |
| 5.1 多重逻辑间的互动行为 |
| 5.2 “行政主导型协商”:多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
| 5.3 “行政主导型协商”的特征 |
| 5.3.1 主体地位差异化 |
| 5.3.2 协商结果的可操作性 |
| 5.3.3 主体间的弱关联性 |
| 第六章 农村多元主体参与基层协商行为的实践反思 |
| 6.1 研究讨论 |
| 6.2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7）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田野事象:大坪村与冬经 |
| 1.1 大坪村的人文地理 |
| 1.1.1 小金县概述 |
| 1.1.2 大坪村人文地理环境 |
| 1.2 冬经仪式及过程 |
| 1.2.1 仪式前的准备 |
| 1.2.2 冬经仪式过程 |
| 第二章 仪式与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 大坪村的族群认同 |
| 2.1.1 从祖源到族源 |
| 2.1.2 语言与认同 |
| 2.2 仪式与族群认同 |
| 2.2.1 结构性失忆与集体记忆 |
| 2.2.2 仪式、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 |
| 2.3 族群认同与寺院权威 |
| 2.3.1 大坪寺 |
| 2.3.2 村落公共空间的权威 |
| 第三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一)——大坪村的社会关系网 |
| 3.1 仪式与家庭的分、继、合 |
| 3.1.1 村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户 |
| 3.1.2 家户的“分”、“继”及仪式的展示方式 |
| 3.2 互助、仪式——构建村落社会关系网的两个必备要件 |
| 3.2.1 村落社会关系网的构建、发展和成型 |
| 3.2.2 人情——仪式中的互助 |
| 第四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关系(二)——互助圈:大坪村的生活逻辑 |
| 4.1 大坪村的互助圈 |
| 4.1.1 亲属互助圈 |
| 4.1.2 地缘互助圈 |
| 4.1.3 友缘互助圈 |
| 4.2 人情圈、互助圈与熟人社会 |
| 4.3 仪式与互助 |
| 4.3.1 婚礼仪式体现的人情、互助与社会关系 |
| 4.3.2 冬经仪式与大坪村社会关系的整合 |
| 第五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一)——法理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村政权威 |
| 5.1 权力与权威 |
| 5.2 大坪村村级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5.2.1 村落组织结构概况 |
| 5.2.2 非正式组织——“小队”的结构及功能 |
| 5.2.3 村民小组的结构与功能 |
| 5.2.4 村两委会的组织结构及功能 |
| 5.3 村政权威的构建 |
| 5.3.1 国家认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根本来源 |
| 5.3.2 民主运行是建构村政权威的群众基础 |
| 5.3.3 能人现象是村政权威实现的因素 |
| 第六章 仪式与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权威(二)——传统型权威的代表:大坪村的宗教权威 |
| 6.1 大坪寺的组织系统 |
| 6.1.1 大坪寺的结构 |
| 6.1.2 一僧一户制度 |
| 6.1.3 僧人的日常管理 |
| 6.2 僧俗互动——寺院与村落之间的共生关系 |
| 6.2.1 寺院与村落的共生空间 |
| 6.2.2 寺院对村落的依赖 |
| 6.2.3 寺院对村落的回馈 |
| 6.3 宗教权威的生成和维系 |
| 6.3.1 宗教权威的生成 |
| 6.3.2 宗教权威的维持 |
| 6.4 仪式与村落权威——以冬经仪式为例 |
| 第七章 中心-边缘视角下的大坪村 |
| 7.1 从边缘走向中心 |
| 7.1.1 被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1.2 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大坪村人 |
| 7.1.3 自我边缘化的大坪村人 |
| 7.2 国家话语下大坪村“安多”文化符号建构——以冬经为例 |
| 7.2.1 大坪寺的合法身份 |
| 7.2.2 国家话语下冬经仪式的变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1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00年) |
| 附录2 :大坪村旅游申请报告(2010年) |
| 附录3 :抚边乡政府藏戏汇报情况 |
| 附录4 :索朗白登整理萨武神山资料 |
| 附录5 :大坪村出土格萨尔石刻 |
| 附录6 :村民自编格萨尔伴奏乐 |
| 附录7 :僧人自编格萨尔藏戏剧本 |
| 附录8 :大坪寺财务收支状况(示例) |
| 附录9 :村民功德明细(示例) |
| 附录10 :牟喇嘛多次被评为“爱党爱教”先进个人 |
| 附录11 :大坪村人开的藏家乐 |
| 致谢 |
（8）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一)提出问题 |
| (二)思维历程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阶级分析法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述评 |
| (二)传统——现代理论范式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转型研究述评 |
| (三)国家——社会理论范式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述评 |
|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农业中国的集体产权研究评述 |
| 三、思路方法 |
| (一)研究旨趣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1章 黄土地上的社会生产力 |
| 1.1 地理环境与生产力的关系 |
| 1.1.1 地理环境特性决定生产力发展状况 |
| 1.1.2 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初期起决定性作用 |
| 1.1.3 地理环境特性的“蝴蝶效应” |
| 1.2 地理环境特性与农业革命 |
| 1.2.1 原始社会的“丰裕生活”走向资源稀缺 |
| 1.2.2 物种特性产生不同社会组织制度 |
| 1.3 黄土环境与黄土文明新论 |
| 1.3.1 黄土文明而非黄河文明 |
| 1.3.2 黄土分布于华夏文明核心区 |
| 1.3.3 黄土成因决定中国农业社会的起源 |
| 1.4 黄土土壤与定居式旱作农业 |
| 1.4.1 黄土土壤特性产生旱作农业 |
| 1.4.2 旱作农业产生轮耕制 |
| 1.4.3 旱作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中国特色的上层建筑 |
| 1.5 农业生产工具与驱动动力 |
| 1.5.1 农业生产工具的自然和人为局限 |
| 1.5.2 青铜很少用做农业生产工具 |
| 1.5.3 驱动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 |
| 小结 |
| 第2章 以分配为中心环节的生产关系 |
| 2.1 相关核心概念新解 |
| 2.1.1 作为前提性存在的生产 |
| 2.1.2 以权威为媒介的等级性分配 |
| 2.1.3 遵循价值规律的交换 |
| 2.1.4 以分配关系为基础的集体权威 |
| 2.2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新解 |
| 2.2.1 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 |
| 2.2.2 分配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 |
| 2.2.3 交换和分配并重是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 |
| 2.3 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 |
| 2.3.1 西方交换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
| 2.3.2 传统中国分配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
| 2.3.3 对若干重要问题的反思 |
| 小结 |
| 第3章 受限制的交换关系 |
| 3.1 交换关系的生产力限制 |
| 3.1.1 西方社会交换关系存在天然优势 |
| 3.1.2 传统中国交换关系存在天然局限 |
| 3.1.3 运输成本对交换关系影响深远 |
| 3.2 政治统治主导下的社会分工与交换 |
| 3.2.1 政治需求产生分配的社会分工 |
| 3.2.2 政治需求导致青铜业与农业分离 |
| 3.2.3 制陶业与农业关系复杂 |
| 3.2.4 纺织业与农业结合产生自然经济 |
| 3.3 官商关系新论 |
| 3.3.1 “商人”自起源就出身低贱 |
| 3.3.2 战国以后抑商成为基本国策 |
| 3.3.3 商人无取得政权之可能 |
| 3.3.4 官营工商业排挤私营工商业 |
| 小结 |
| 第4章 农耕生产方式和军事制度合成的集体社会 |
| 4.1 农耕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性 |
| 4.1.1 战争起源于社会生产方式 |
| 4.1.2 农耕生产方式扩张与防御 |
| 4.1.3 农耕生产方式要求政治统一 |
| 4.2 农耕生产方式的对内收敛性 |
| 4.2.1 农耕生产方式对内排斥军事暴力 |
| 4.2.2 农耕生产方式天然地存在内部离心力 |
| 4.3 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的契合 |
| 4.3.1 契合于资源稀缺性 |
| 4.3.2 契合于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 |
| 4.3.3 契合于集体权威 |
| 4.4 集体社会的形成 |
| 4.4.1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前提 |
| 4.4.2 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 |
| 4.4.3 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 |
| 小结 |
| 第5章 伦理和权威的家国同构 |
| 5.1 西方社会的家国异构论 |
| 5.1.1 亚里士多德:家务管理异于城邦政治 |
| 5.1.2 梅因:地域国家取代血缘政治 |
| 5.1.3 摩尔根:血缘人身关系的古代社会与地域财产的政治国家 |
| 5.1.4 恩格斯:血缘亲属与阶级国家 |
| 5.2 传统中国的家国同构论 |
| 5.2.1 西方思想家:伦理道德与家父权力的家国同构 |
| 5.2.2 日本学者:秩序的家国同构 |
| 5.2.3 中国学者:宗法的家国同构 |
| 5.2.4 梁漱溟:伦理的家国同构 |
| 5.3 对家国异构论与同构论的再思考 |
| 5.3.1 西方社会家国异构的质疑 |
| 5.3.2 传统中国家国同构论的缺陷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 |
| (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关系为中心 |
| (三)传统农业中国具有多重社会底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10）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个体化 |
| 1.4.2 公民精神 |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对“村民自治”及其相关概念英文翻译的一点看法（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文明建设研究[D]. 刘欢.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D]. 王杰. 兰州大学, 2021(09)
- [3]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4]结构与谱系：村民自治异化的权力向度 ——以L县N村为例[D]. 罗家鹏. 山东大学, 2020(02)
- [5]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政治情感培育研究[D]. 包涵川. 吉林大学, 2020(06)
- [6]多重逻辑视角下农村多元主体参与基层协商的行为研究[D]. 钱巧英. 兰州大学, 2020(01)
- [7]仪式、认同与社会建构 ——一个嘉绒“边缘”村落的个案研究[D]. 杨旻旻.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8]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D]. 王松磊. 山西大学, 2019(02)
- [9]《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10]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