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经贸委2001年结构调整战略工作重点（论文文献综述）
刘雅婕[1]（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韩联郡[3]（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指出“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王佳宁[4]（2017）在《抚脉历程——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1998～2002）》文中指出从改革发端,到深化改革呐喊,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开大阖,其进程中的若干主次、节点值得系统回顾总结。当改革转入全面制度创新的轨道,理性回望来路,梳理40年改革脉络,使改革朝纵深探索,多见成效,少走弯路,减少成本,其意义不言而喻。作为中国经济学品牌期刊,《改革》始终关注中国转型和发展进程,在全国学术期刊中率先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与读者一同见证和回眸中国改革开放征程。本期摘编整理19982002年大事,敬请垂注!
潘安[5]（2016）在《贸易增长、环境效应与产业政策演变》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同时,资源约束和环境损害问题日趋严重。“十二五”期间,中国虽然实现了在经济中高速增长下四项主要污染物指标排放量持续大幅度下降,但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对中国环境质量产生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部门已积极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应对不同污染物问题。关于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是否加剧了国内环境污染排放,以及未来中国在保持贸易增长趋势下如何降低或避免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等问题无疑值得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本文试图在贸易的环境效应视角下总结产业政策演变规律,以及通过产业政策协调贸易增长和环境关系的有效途径。本文在产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在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中引入产业政策的研究内容,试图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将贸易的环境效应与产业政策的相互作用机理作为理论基础,先从行业与地区维度实证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再基于环境效应视角考察日本和中国产业政策演变特征的异同点,最后根据已有产业政策实践,以碳减排为例分析讨论中国未来在贸易增长趋势下的产业政策选择问题,提出中国通过产业政策协调贸易增长与环境关系的可行路径。首先,本文从产业政策角度重新审视了贸易的“环境三效应”,讨论产业政策对“环境三效应”的影响作用,并基于完全竞争下纳入环境要素的H-O模型和不完全竞争下战略性环境政策模型,就产业政策对“环境三效应”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以揭示贸易的环境效应与产业政策的相互作用机理。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通过“环境三效应”影响一国的环境污染排放水平,而该国政府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逐渐调整发展目标时,环境效应能够作为产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进而推动产业政策演变。其次,本文通过环境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得到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分析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排放的直接影响,并将其与面板数据模型相结合,从行业维度实证检验出口贸易的环境门槛效应。然后,从地区维度实证检验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环境效应主要表现为规模效应产生主导的正效应,技术效应产生负效应,结构效应存在异质性特征但作用并不明显;基于行业与地区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出口贸易导致了污染排放水平提升的结论,与结构分解分析得到的结论也相一致。再次,本文通过归纳梳理日本和中国多阶段的产业政策演变内容及其特征,试图比较分析两国如何通过产业政策协调贸易增长与环境关系的政策模式或共性,以说明产业政策缓解贸易增长下环境污染排放的途径及其可行性。政策分析表明,日本和中国均经历了从追求贸易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到注重环境保护下贸易增长的产业政策演变过程,产业政策成为两国协调贸易增长与环境关系的重要内容。最后,以碳减排为例,本文讨论中国在未来贸易增长趋势下应该如何通过产业政策选择实现碳减排目标,并据此得到产业政策协调贸易增长与污染减排关系的作用机理。本文认为,在贸易增长趋势下,规模效应促进了污染排放,产业政策可通过影响贸易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缓解或抵消贸易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进而利于实现污染减排目标;产业政策有利于实现贸易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但这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决定的发展目标。本文的研究从产业政策角度讨论贸易的“环境三效应”,提出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的政策假设,并结合纳入环境要素的H-O模型和战略性环境政策模型的分析框架,提出了贸易的环境效应与产业政策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拓宽了战略性环境政策模型的应用范围。基于中国1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本文将计算的贸易隐含污染结果与回归分析相结合,并进一步通过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对基于工业行业实证分析可能存在行业差异、数据相对陈旧、忽视进口因素等不足进行补充。本文还根据对外贸易发展阶段,以机构设置、支持产业、发展战略等为线索,从环境效应的视角比较分析了日本和中国的产业政策演变及其趋势。上述研究结论对延伸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和拓宽产业政策的研究范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中国未来通过产业政策调整实现贸易与环境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后续研究中可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一般性、异质性影响、国际合作等方面逐一展开深入研究。
燕丽娜[6]（2015）在《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电力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能源行业,科学合理的电力监管体制是保证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促进电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必需的制度条件。伴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我国引入了电力监管制度,成立了专业化监管机构,建立了垂直管理的电力监管框架。现行监管体制在推行竞争性电力市场建设,促进政府电力管理方式和管理观念的转变、提高管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电力监管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逐步加以完善。因此,当前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监管体制建设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从政府管制的制度背景着手,把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作为研究对象,以行政学视角,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兼用比较和实证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针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自然垄断行业管制改革中的显着不同特点,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成功改革经验,在能源行业大部制改革背景下,试图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电力监管体制,为电力监管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持,也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作探索性研究。本文对当代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归纳,认为现行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很不彻底,仍保留着以行政干预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有限的“政监分离”与“多头管理”的格局并存,尚未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存在着监管法律改革滞后、核心监管职能缺失、监管力量严重不足、监管俘获和监督缺失并存等问题,无法满足电力工业发展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也影响了电力行业进一步提高效率和提升服务质量,难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本文重点讨论了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的主要成因,认为管制机构被俘获、信息不对称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以及行政垄断的弊端是造成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成因,本文提出了与当下中国大部制改革背景相结合的电力监管的“政监分离”模式,并系统地、科学地论证了选择该模式的理由。本文侧重于实证研究,通过对大量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使得研究结论更为有力。本文认为,电力监管是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以规制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管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电力监管的历史变迁和改革实践,建议调整我国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在“政监分离”的基础上,优化电力监管的职能配置,最终实现依法、独立、高效的电力监管目标。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建设和运营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必须要有相关配套政策跟进,需要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能源法制建设,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同步推进。
周学东[7]（2013）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也是核心的改革,并且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始终。国企改革的进程,曲折而艰辛。有关国企改革的理论探索和争论也始终未停止过。在国企改革中,产权制度创新不单重要,且不可规避。它既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学命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把国企产权改革路径选择作为研究对象。国企改革源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战略,而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国企改革最终将方向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产权改革的主要方式确立为股份制,这既是国企改革的最优路径,也是基于实践探索做出的最优选择。本文运用产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最优路径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产权,其效率存在很大的体制性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传统的国有企业隐藏着较高的“相对成本”；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或“政府”的附属物,其与企业职工通过“身份确认”,无形中建立了一种“隐性契约”,并由此承担无限责任。非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因产权结构不同,与国有企业相比,“相对成本”较低,与企业职工也并无“隐性契约”。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成本也显着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这是股份制作为“最优选择”的产权理论基础。在改革工具选择上承包经营、兼并、关闭、破产、出售等均是重要选项,而政策性关闭破产这一工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依照这样的路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文中采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对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进行了案例分析,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结论。因此,从改革路径角度,运用产权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国企改革成效进行系统归纳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考,整个研究分为九章：第一章,概要介绍了本文使用的基本理论、概念,选题理由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提出国企改革应该继续深化,重点是施行“三次改革”——即功能性改革。第二章,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动因和历史背景,认为改革是多因素引发的,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取向,必然要求对企业这一经济微观的基础进行适应性改革。第三章,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国企改革基本历程。从这一历程可以清晰发现,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是渐进的,是伴随着思想、理论的突破、创新,不断推进的探索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客观上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效率联系起来,决定了改革的路径选择。第四章,择要归纳了国企改革取得的成效。本章应用实证分析方法证明；这场持续30余年的改革是成功的,而且是巨大的成功。在上述基础上分析了：为什么国企改革,最终把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的方向,并将股份制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式。在成效实证研究和改革方向、方式分析中,完成对“最优路径选择”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回答。第五、六两章,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在前述四章的基础上,这两章分别从“产权”和“效率”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选择股份制这一主要的改革方式。这两章不仅对不同类型的产权的性质（即属性）进行分析,也对不同类型的产权及与其相对应的企业的“效率”进行分析和比较。这部分内容尝试引入“相对成本”这一概念,并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用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问题。这两章的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产权界定得越清晰,交易成本越低,产权效率相对越高。同时,在分析过程中,也解释了单一股东结构的私营企业无法成为企业主要组织形式的原因,即“管理半径”和“企业规模”之故。第七章,重点介评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和成效。本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国企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国有银行数量并不多,但占有的国有资产比重却可与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旗鼓相当；第二,国有银行采取的改革是建立在非金融类国企改革的基础之上的,两者的改革,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本章采用时序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相对而言,对国有大型银行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因此,这章的案例研究具一定独创性。第八章,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概括了作者有关国企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政策建议。本研究既是作者对改革实践理论思考的结晶,也期望能为关注国企改革的同仁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栗宝卿[8]（2010）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本文侧重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能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传统化石类能源的资源稀缺性以及其消耗带来环保和气候变化的压力日益显现,历史上的四次能源危机和传统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环境危害给人类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并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注的战略重点,发展可再生、清洁的替代能源成为全球的迫切要求。以风电、太阳能、小水电、生物质等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具有清洁环保、可持续循环利用的优势,随着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的提高,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其价格逐步降低,部分可再生能源已初步具有商业价值,具备战略性替代能源的属性。与此同时,由于可再生能源的高技术属性,发展可再生能源已不止是解除全球常规能源逐步枯竭和国际气候变化规则带来的一系列约束,更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带动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革命的动力,甚至把它称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我国化石类能源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过多地依赖以煤为主的化石类资源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和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规则带来巨大的压力,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发展还将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依赖化石类能源满足未来经济发展能源需求,无论从资源禀赋和环保以及国际气候变化规则角度看都是不允许的。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较好,根据目前的测算看,总蕴藏量达50亿千瓦以上,如果得到充分的利用,可以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现实的必然选择,对促进我国低碳可持续发展、消除资源约束、保障能源安全、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承担全球气候变化责任,树立国际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能源利用历史的角度看,能源替代是个漫长的过程,历史的经验表明,即使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一次世界性的能源系统替换至少需要50年的时间,需要人类做出巨大努力,可再生能源目前虽然已初步具备替代的属性,但其作为完全替代性能源的发展过程仍将是漫长的,需要财税政策长期地支持,对此我国要有充分的准备。促进可再生能源财税政策的实施,首先要遵从可再生能源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可再生能源技术原理、运行方式和特性具体分析看,可再生能源具有的高技术、外部性、产业化、资金密集型和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的六个主要特性。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发展可划分为研发、示范、产业化发展、商业化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瓶颈和所需政策都有所不同。从产业发展的整体分析可以看出市场、研发、资本、政策是其主要动力因素,在四个因素中,市场和研发又是最重要的因素,政策和资本均围绕市场和研发两个要素展开。我国在制定和实施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过程中,要结合上述规律和技术及市场现状,首先要清晰目前和未来重点发展什么?什么时候发展?怎样实现高效发展等问题。从矫正可再生能源外部性、市场失灵角度看,结合可再生能源具有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国家财政、税收职能。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国家主导,财税支持是促进其产业化进程的主要动力。借鉴世界典型发达国家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国在制定相关促进政策时,需要强调国家的主引导作用,避免单纯强调技术因素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不区别发展阶段一律施以激励政策等问题。同时要注重发展目标的清晰性、层次性,对资源禀赋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详加识别、重视项目运营,保持政策的公开透明、具体化和稳定性,财税政策支持要有足够性以及注意协调相关利益方的平衡等要素。把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建立在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基础上,通过建立国家统一的管理机构,清晰财税政策的目标,把财税政策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确保政策的执行效率。在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中,保持资源禀赋与种类发展、资本和技术、速度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产业上下游、各发展阶段以及与国际气候变化规则七个方面的总体协调。根据可再生能源整体发展过程划分为技术研发、项目示范、产业化发展以及商业化四个阶段的规律,财税政策实施必须与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对应,且在同一时间,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种类将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总体来说,财政政策注重于前三个阶段,税收政策侧重于后两个阶段,总体过程看,财税激励政策趋于由强转弱。从我国资源禀赋和目前的可再生能源各种类技术以及市场发育状况看,我国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排序是积极发展小水电和风电,稳妥发展太阳能和生物质、地热能,谨慎发展海洋能是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明智选择。分析当前我国不同种类的可再生能源经济性和和政策现状表明,虽然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已取得巨大成绩,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几乎所有可再生能源种类的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主要体现为缺乏统一的管理协调机构,立法缓慢,操作性不强,资源调查、评估以及项目规划不够完善,资源环境效益缺失,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政策目标不明确,缺乏定期的评估、修正、调整机制,可再生能源基金管理效率低等突出问题。根据我国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和不同种类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阶段,对我国实施的作为可再生能源补贴的主要来源之一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未来总量收支状况进行的预测结果显示,按照我国发展需求目标,可再生能源基金不足以弥补未来的项目补贴需求,由于当前火力发电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尽快疏导电价矛盾已成为我国当务之急,否则,将影响到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发展,一个占据电力市场较大部分的火力发电巨额亏损,而可再生能源一枝独秀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由于当前可再生能源的节约化石类能源以及更加环保的成本外部性并没有显性化,根据当前技术条件和国际市场相关交易情况,对资源与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行量化测算结果显示,在完全成本的口径下,目前可再生能源并不比传统能源价格更高,且未来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进一步增强,可再生能源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的扩大,其产品价格将更具有竞争性。此外可再生能源本身具有的因地制宜开发的特点,我国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财税政策目前还有缺失,符合可再生能源自身特性（分布式能源）出发的市场政策亟待建立；面向公众团体促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引导政策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根据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目前的政策现状,我国财税政策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主要包括财税支持的信息依据要充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上下游以及横向要统筹；财税政策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财政税收政策要综合引导,各有侧重以及保持政策具体公开而透明、建立定期评估机制等原则。在财政支持具体政策方面,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清晰财政支持目标效果,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本负担兼顾东西部差距,借鉴《京都议定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施行差别化的负担机制；优化可再生能源基金管理、发挥政府采购作用等。在税收政策方面,需要尽快清晰和完善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适用税法、清晰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激励细则。关于资源税和碳税问题,根据我国目前的资源和环境以及经济技术现状,应该采取小步走的渐进式方案,总体看“征比不征好、早征比晚征好”此外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除财政税收激励政策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重大问题和矛盾需要尽快解决,比如：强化可再生能源资源调查和评估,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建立国家级的统一协调管理机构；传统电力企业与电网企业的生存状况和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不容忽视,协调好相关利益是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积极疏导当前电价矛盾和以电价机制引导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重视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作用等等方面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总之,本文大量的实证材料,从人类能源利用历史、资源环境出发,分析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资源、环境、气候变化三大外界因素的影响和能源转换难度,论证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性和紧迫性。从可再生能源技术、经济性分析出发,论证了可再生能源固有的客观规律和准公共产品属性,并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进行了全面、整体的分析。通过考察国内外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实际以及可再生能源规划,考察可再生能源发展环境和突出矛盾,试图跳出单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本身,从更宽广的视野分析我国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环境,提炼出内外部影响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分析出的问题和矛盾出发,结合未来发展的规模、未来的成本走势及补贴政策等进行预测和分析,从财税支持的渠道和方式以及相关利益方的补偿等方面进行综合归纳,提出详细而具有现实意义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指导原则和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寄希望于对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鉴于可再生能源种类较多,难以——详细论证,本文侧重于占可再生能源较大比例的电力部分进行了论述。
董锋[9]（2010）在《中国能源效率及能耗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人均能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5%,按照2004年OECD国家人均能耗标准和我国能源预期供给能力,我国2050年能源供需相差70亿吨标准煤。从能源禀赋、能源供需情况、能源安全角度考虑我国都必须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长率支持到本世纪中叶每年约7%-8%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发挥“第四种能源”——能源效率的作用。而我国当前的能源效率却不高,按汇率计算2007年单位GDP能耗是OECD国家的4.17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是OECD国家的1.12倍。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从两条线索来研究中国能源效率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一条线索是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一条线索是能源强度（能源生产率指标和能源强度指标互为倒数）。在能源效率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对中国未来总能耗和单位GDP能耗的变化轨迹进行了分析。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1）包含环境因素的各省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投入方面有能源消费量、农作物播种面积、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考虑了劳动者素质因素,产出有GDP和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的环境污染指数倒数。1995-2006年12年平均,全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从高到低排列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各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都存在收敛。用Tobit回归方法研究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三产业比、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就业人口增长率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显着正相关,重工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之比、能源结构、能源禀赋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负相关。（2）技术进步各组成部分对能源效率（能源生产率表征）的影响。用包含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Malmqusit指数）将中国各省份技术进步分解为代表“硬”技术进步的科技进步指数和代表“软”技术进步的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面板计量回归方法研究的技术进步各组成部分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进步对能源效率改善贡献率最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贡献率大致相当,而从区域来看技术进步三大组成部分对能源效率的提高程度,东北和中部要大于东部和西部。（3）中国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运用时间序列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等三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出中国能源强度的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第三产业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中国能源强度会下降0.1033（单位:吨标准煤/万元）,R&D技术知识存量每增加100亿元,中国能源强度会下降0.0922,GDP与GNP之差每增加100亿元,中国能源强度会下降0.1488。（4）中国区域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面板协整分析。选择因变量为1995-2006年各省能源强度（LIEC）、第三产业比（LPTI,表征产业结构）、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投入（LSS,表征技术进步）、外贸依存度（LFTD,表征对外开放程度）。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表明全国和四大经济区域,LIEC、LPTI、LSS、LFTD均为一阶单整变量,四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四大经济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降低的贡献率,东北最大,东部其次,中部最低,西部为正影响;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降低的贡献率,东部最大,西部其次,中部最低;对外开放程度对能源强度降低的贡献率,中部最大,西部其次,东北最低,中部为正影响。（5）能源强度的Laspeyres分解。总能源强度变化来源于三个部分,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能源强度变化（结构调整因素）,二是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等因素导致的各产业部门能效提高引起的能源强度变化（效率因素）,三是生活用能总量和利用水平发生变化导致的能源强度变化（生活用能因素）。改进的Laspeyres分解结果显示1985-2007年在总能源强度的降低中,效率因素做出最大贡献,分解结果也解释了2002-2005年我国总能源强度反常上升的原因。（6）中国能源消费量（GDP总能耗）预测模型。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从众多变量中选出与中国能源消费量灰色关联度最高的政府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第三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分别表征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运用协整分析方法,本文对中国能源消费量、GDP、技术进步等五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研究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即GDP总能耗预测模型。协整关系模型表明能源消费量的长期技术进步弹性为-0.0072,产业结构变化弹性为-0.7245,对外开放程度弹性为0.5791。（7）中国单位GDP能耗的动态仿真和情景模拟。根据由GDP能耗（EC）和GDP建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证明当单位GDP能耗小于2.507吨标准煤/万元时候,GDP的增长对总能耗的增长起到加速作用,matlab仿真结果显示从2000年后EC曲线有跟GDP曲线分离的趋势。情景模拟方法研究结果显示GDP增速越快,第二产业和工业能源消费弹性越大,而单位能耗则是在GDP中等增速时最大,为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目标,我国应保持一定而不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安和平,陈爱萍,邹波,赵栋昌[10]（2009）在《国内循环经济发展趋势、制度及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省建设新型能源基地、新型工业基地、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发展循环经济是有效缓解资源约束,促进资源持续利用的战略抉择;发展循环经济是削减污染物排放,从根本上改善环境质量的有力措施;发展循环经济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举措;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实现贵州历史性跨越的重要途径;发展循环经济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选择。法律保障、政策引导和激励是
二、国家经贸委2001年结构调整战略工作重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经贸委2001年结构调整战略工作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 4.4.1 数量的演变 |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 4.4.4 体系的演变 |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 6.3.1 政策状态 |
| 6.3.2 政策结构 |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抚脉历程——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1998～2002）（论文提纲范文）
| 1998年 |
| 1月 |
| 2月 |
| 3月 |
| 4月 |
| 5月 |
| 6月 |
| 7月 |
| 8月 |
| 9月 |
| 10月 |
| 11月 |
| 12月 |
| 1999年 |
| 1月 |
| 2月 |
| 3月 |
| 4月 |
| 5月 |
| 6月 |
| 7月 |
| 8月 |
| 9月 |
| 10月 |
| 11月 |
| 12月 |
| 2000年 |
| 1月 |
| 2月 |
| 3月 |
| 4月 |
| 5月 |
| 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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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
| 10月 |
| 11月 |
| 12月 |
| 2001年 |
| 1月 |
| 2月 |
| 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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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
| 2002年 |
| 1月 |
| 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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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
| 10月 |
| 11月 |
| 12月 |
（5）贸易增长、环境效应与产业政策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2章 贸易、环境与产业政策关系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 |
| 2.1.1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 |
| 2.1.2 贸易隐含污染与污染转移 |
| 2.2 产业政策概念与演变的相关研究 |
| 2.2.1 产业政策的概念 |
| 2.2.2 产业政策演变的相关研究 |
| 2.3 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 |
| 2.3.1 研究的产生背景与基本概况 |
| 2.3.2 扩展政策工具选择 |
| 2.3.3 考察环境利益问题 |
| 2.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贸易的环境效应与产业政策的相互作用机理 |
| 3.1 产业政策影响贸易的环境效应 |
| 3.1.1 规模效应 |
| 3.1.2 结构效应 |
| 3.1.3 技术效应 |
| 3.2 基于纳入环境要素的H-O模型的机理分析 |
| 3.2.1 前期相关研究基础 |
| 3.2.2 模型假设 |
| 3.2.3 基本模型 |
| 3.2.4 完全竞争下产业政策对环境效应的作用机理 |
| 3.3 基于战略性环境政策模型的机理分析 |
| 3.3.1 模型假设 |
| 3.3.2 基本模型 |
| 3.3.3 扩展模型 |
| 3.3.4 不完全竞争下产业政策对环境效应的作用机理 |
| 3.4“环境三效应”与产业政策的相互作用机理 |
| 3.4.1 产业政策对“环境三效应”的作用机理 |
| 3.4.2“环境三效应”对产业政策的作用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实证分析 |
| 4.1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与环境污染现状 |
| 4.1.1 对外贸易增长趋势 |
| 4.1.2 环境污染排放现状 |
| 4.1.3 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行业与地区的维度 |
| 4.2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污染排放测算 |
| 4.2.1 基于技术异质性的MRIO模型 |
| 4.2.2 出口隐含污染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 |
| 4.2.3 数据说明 |
| 4.2.4 隐含污染计算结果 |
| 4.2.5 SDA结果分析 |
| 4.3 贸易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I）：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 |
| 4.3.1 模型建立 |
| 4.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4.3.3 基本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4.3.4 出口贸易的环境门槛效应 |
| 4.3.5 稳健性检验 |
| 4.4 贸易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II）：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 |
| 4.4.1 模型设定 |
| 4.4.2 数据来源、样本选择与变量说明 |
| 4.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5 产业政策对中国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环境效应视角的产业政策演变：以日本与中国为例 |
| 5.1“二战”后日本产业政策演变及趋势 |
| 5.1.1 日本产业政策演变的阶段划分 |
| 5.1.2 贸易高速增长时期（1945-1972 年） |
| 5.1.3 贸易增长调整时期（1973-1996 年） |
| 5.1.4 贸易增长新时期（1997 年以来） |
| 5.1.5 日本产业政策演变特征与趋势 |
| 5.2 中国产业政策演变及趋势 |
| 5.2.1 中国产业政策演变的阶段划分 |
| 5.2.2 第一阶段（1949-1977 年） |
| 5.2.3 第二阶段（1978-1991 年） |
| 5.2.4 第三阶段（1992-2000 年） |
| 5.2.5 第四阶段（2001 年以来） |
| 5.2.6 中国产业政策演变特征与趋势 |
| 5.3 比较与小结 |
| 第6章 贸易增长下的中国产业政策选择：以碳减排为例 |
| 6.1 中国碳排放现状与碳减排目标 |
| 6.1.1 中国碳排放现状 |
| 6.1.2 中国碳减排目标 |
| 6.2 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地区与行业结构 |
| 6.2.1 贸易隐含碳排放总体概况 |
| 6.2.2 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地区结构 |
| 6.2.3 贸易隐含碳排放的行业结构 |
| 6.3 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 |
| 6.3.1 整体出口维度 |
| 6.3.2 分地区维度 |
| 6.4 对出口结构的进一步讨论 |
| 6.4.1 出口结构低碳化指数 |
| 6.4.2 比较优势与出口结构低碳化 |
| 6.5 协调贸易增长与碳减排的产业政策选择 |
| 6.5.1 产业政策选择的背景与内容 |
| 6.5.2 经济新常态下产业政策选择 |
| 6.5.3 产业政策协调的作用机理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 附录A WIOD提供数据的行业名称及其代码 |
| 附录B WIOD行业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02）对照表 |
| 附录C 中国各类型城市名单（285 个地级城市） |
| 附录D 中国与贸易、环境相关的产业政策文件目录（部分） |
（6）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述评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3 文献评价 |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电力监管的理论基础 |
| 2.1 电力监管的核心概念 |
| 2.1.1 规制（Regulation) |
| 2.1.2 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 |
| 2.1.3 市场失灵与监管失灵 |
| 2.2 电力监管的基础理论——规制理论 |
| 2.2.1 公共利益理论 |
| 2.2.2 规制俘获理论 |
| 2.2.3 可竞争市场理论 |
| 2.2.4 激励性规制理论 |
| 2.3 电力监管的必要性 |
| 2.3.1 电力监管需求产生的基础 |
| 2.3.2 电力监管的内涵和必要性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电力监管体制的变迁 |
| 3.1 中国传统电力管理体制(1949—2002年)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49—1978年) |
| 3.1.2 改革探索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79—1992年) |
| 3.1.3 改革深化时期电力管理体制变革(1993—2002年) |
| 3.1.4 传统电力管理体制简要小结 |
| 3.2 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2003—2012年) |
| 3.2.1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的监管主体 |
| 3.2.2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的监管客体 |
| 3.2.3 现行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中国现行电力监管体制缺陷成因分析 |
| 4.1 管制机构被俘获 |
| 4.1.1 公共利益理论假设与实际并不完全一致 |
| 4.1.2 规制俘获理论阐明管制机构被俘获的诱因 |
| 4.2 信息不对称的制约 |
| 4.2.1 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 4.2.2 消费者与电力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 4.3 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 |
| 4.3.1 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尚未厘清 |
| 4.3.2 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尚未形成 |
| 4.4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
| 4.4.1 以行政命令代替法治,法律制度基础薄弱 |
| 4.4.2 以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 |
| 4.5 行政垄断的弊端 |
| 4.5.1 行政垄断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
| 4.5.2 区域垄断严重分割了电力市场 |
| 第五章 发达国家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
| 5.1 英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 5.1.1 改革背景 |
| 5.1.2 改革内容 |
| 5.1.3 改革成效 |
| 5.1.4 经验启示 |
| 5.2 美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 5.2.1 改革背景 |
| 5.2.2 改革内容 |
| 5.2.3 改革成效 |
| 5.2.4 经验启示 |
| 5.3 日本电力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
| 5.3.1 改革背景 |
| 5.3.2 改革内容 |
| 5.3.3 改革成效 |
| 5.3.4 经验启示 |
| 5.4 各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比较和借鉴 |
| 5.4.1 改革的异同点 |
| 5.4.2 改革的经验借鉴 |
| 第六章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设想 |
| 6.1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 |
| 6.1.1 改革总体目标 |
| 6.1.2 改革基本思路 |
| 6.2 调整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 |
| 6.2.1 电力监管机构的基本属性 |
| 6.2.2 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比较 |
| 6.2.3 中国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模式的选择及理由 |
| 6.3 优化电力监管职能配置 |
| 6.3.1 准确界定电力监管的职能边界 |
| 6.3.2 理顺监管机构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 |
| 6.3.3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监管职权 |
| 第七章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配套政策措施 |
| 7.1 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培育竞争性的市场力量 |
| 7.1.1 继续深化国企改革,不断完善产权制度 |
| 7.1.2 全面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民资投资电力 |
| 7.1.3 大力推进市场建设,注重培育市场主体 |
| 7.2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
| 7.2.1 尊重国情和传统,兼顾当前与长远 |
| 7.2.2 建立大能源部,实行统一管理 |
| 7.2.3 打破行政垄断,转变政府职能 |
| 7.3 加强能源法制建设,完善监管的法律体系 |
| 7.3.1 积极推动修订《电力法》 |
| 7.3.2 抓紧研究制定《能源法》 |
| 7.3.3 构建完善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
| 7.4 创新经济性监管的方式,建立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 |
| 7.4.1 消除电价改革的体制性障碍,明确电价管制的目标 |
| 7.4.2 以大用户直购电为突破口,探索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 |
| 7.4.3 以输配电价改革为核心,选择合理的电价定价模式 |
| 7.5 重视社会性管制的作用,完善监管的内容体系 |
| 7.5.1 加强电力安全监管,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
| 7.5.2 加强普遍服务监管,不断提高供电服务质量 |
| 7.5.3 加强环境保护监管,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A 社会用电满意度调查问卷 |
| 附录B 电力主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
| 附录C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和参与课题研究 |
（7）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 |
| 二、科斯定理与当代产权经济学 |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 四、科斯产权思想的启示及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
| 五、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 |
| 第二节 选题理由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
| 三、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 |
| 二、国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论综述 |
| 三、国外国有产权改革理论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及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亏损之困：转轨中的难点 |
| 第二节 体制性之困：所有者“虚化” |
| 一、产权关系分析 |
| 二、国有产权管理成效分析 |
| 三、投资决策失误、浪费具有体制性根源 |
| 第三节 监管之困：失效与失控 |
| 一、问题的根源 |
| 二、“代理人”概念的抽象与具体之分 |
| 三、问责制的缺乏和失效 |
| 四、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背景 |
| 一、经济中心转移 |
|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主要历程 |
| 第一节 1978年—1984年期间的改革：放权让利 |
| 一、标志性事件及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
| 二、主要改革举措 |
| 第二节 1984年—1992年期间的改革：承包经营 |
| 一、标志性事件及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
| 二、落实《决定》的主要政策措施 |
| 三、改革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1992年—2002年期间的改革：改革攻坚阶段 |
| 一、1992年—1997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二、1997年—2002年：寻找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
| 第四节 2002年—2008年期间的改革：建立国有出资人制度、改革国有银行和垄断行业 |
| 一、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
| 二、金融改革取得突破 |
| 三、《企业破产法》修改完成并颁布实施 |
| 第五节 2008年以来的改革：应对金融危机冲击 |
| 一、金融危机的应对 |
| 二、金融危机以来的反思和国有企业定位的再思考 |
| 第四章 改革成就及最优路径 |
| 第一节 改革成就 |
| 第二节 最优路径选择 |
| 一、目标和方向选择：现代企业制度 |
| 二、理论支撑和最优路径：股份制 |
| 第三节 国企改革的工具选择 |
| 一、经济责任承包制：不改变产权的改革 |
| 二、兼并：一种过渡性工具 |
| 三、关闭：政府的行政介入 |
| 四、破产：市场化的退出机制 |
| 五、出售：产权改革的基础 |
| 第四节 配套制度的建立与配套改革 |
| 一、社会保障体系 |
|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 |
| 三、顶层设计与顶层推动 |
| 第五章 最优路径选择的基础：不同类型产权的法律及经济分析 |
| 第一节 国有产权及国有企业：抽象的、集合的产权 |
| 一、所有者 |
| 二、权利的行使及其有效性 |
| 三、代理成本 |
| 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
| 五、“权利”与“权力”的滥用 |
| 六、公共产品及相关的国有产权 |
| 第二节 集体产权及集体企业：模糊的产权 |
| 一、城市集体企业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与乡镇企业 |
|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产权 |
| 第三节 私有产权及私有企业：分散的、清晰的、排他的个人产权 |
| 一、私有产权的概念及演进 |
| 二、私有产权的核心 |
| 第六章 产权、效率与所有制选择：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分析 |
| 第一节 不同类型企业经济分析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分析 |
| 一、股东体制的差异 |
| 二、经营动机或目标集中度的差异 |
| 三、决策机制灵活性的差异 |
| 四、人工成本的差异 |
| 第三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比较：相对成本的提出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社会效益的进一步比较 |
| 一、私营企业的劣势和体制性弊端分析 |
| 二、股份制的体制性弊端分析 |
| 三、不同类型企业就业贡献度的分析 |
| 第七章 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及成效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的关系 |
| 第二节 基本过程 |
| 第三节 取得的成效 |
| 第四节 改革效果的实证分析 |
| 一、改革效果评估的依据和目的 |
| 二、评估的对象 |
| 三、评估的时间范围及主要内容 |
| 四、评估方法及结果 |
| 五、评估结果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五节 基本经验 |
| 第六节 以股份制为制度选择发展民营银行 |
| 一、政策意图及投资民营银行的动机分析 |
| 二、民营银行的法律属性 |
| 三、民营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及存款保险制度 |
| 四、治理结构 |
| 第八章 结论 |
| 论文附录部分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8）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本文侧重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范围界定和研究方法 |
| 三、国内外研究状况 |
| 四、全文的逻辑体系和结构安排 |
| 五、论文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意义 |
| 第一节 世界和我国能源现状 |
| 一、能源利用历史概述 |
| 二、世界能源储量及消费总体状况 |
| 三、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消费状况 |
| 四、历史上的能源危机 |
| 第二节 我国化石类能源利用对环境影响 |
| 一、化石类能源利用主要污染物危害 |
| 二、我国化石类能源利用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
| 第三节 传统能源利用与全球气候变化 |
| 一、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 |
| 二、电力产业对温室气体的影响 |
| 三、气候变化的危害 |
| 四、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 |
| 第四节 可再生能源成为未来能源利用的方向 |
| 第五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资源情况 |
| 一、水能 |
| 二、风能 |
| 三、太阳能 |
| 四、生物质能 |
| 五、地热能及海洋能 |
| 第六节 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战略意义 |
| 一、发展低碳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 二、消除资源约束、保证能源供应、调整能源结构的需要 |
| 三、建设新农村及缩小城乡、东西部差距的需要 |
| 四、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
| 五、承担全球气候变化责任,维护国际形象的需要 |
| 第二章 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客观规律 |
| 第一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运行方式 |
| 一、风力发电 |
| 二、太阳能发电 |
| 三、小水电 |
| 四、生物质发电 |
| 五、地热发电 |
| 六、海洋能发电 |
| 第二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与电力产业 |
| 一、可再生电力能源在电力产业中的地位 |
|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与电力市场 |
| 三、可再生电力能源与电网运行方式 |
| 四、智能电网、储能技术与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 |
| 第三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特性分析 |
| 一、高技术性 |
| 二、资金密集型 |
| 三、外部效应 |
| 四、产业化特征 |
| 五、分布式与集中式共存的特点 |
| 六、间歇性、随机性特点 |
| 第四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发展过程的规律分析 |
| 一、基于产业发展理论的动力因素分析 |
| 二、资本有机构成对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化启示 |
| 三、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化发展阶段分析 |
| 第五节 国家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发展理论分析 |
| 一、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准公共产品属性 |
|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商品属性 |
| 三、国家支持的政策机理和依据 |
| 四、国家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财税政策具体分析 |
| 第三章 国内外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政策 |
| 第一节 国内外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状况 |
| 一、全球可再生电力能源总体情况 |
| 二、主要国家的总体发展现状和目标 |
| 三、国内外可再生电力能源分类发展情况 |
| 四、消除电网约束,大力建设智能电网 |
| 第二节 国外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具体政策 |
| 一、技术研发支持 |
| 二、投资和生产鼓励 |
| 三、培育市场政策 |
| 四、鼓励消费政策 |
| 第三节 制订政策容易忽视的要素 |
| 一、目标的清晰性 |
| 二、目标的层次性和计划科学性 |
| 三、资源和技术的充分识别 |
| 四、重视项目运营 |
| 五、激励政策的透明、公开性 |
| 六、政策和市场的稳定性 |
| 七、财政政策力度的足够性 |
| 八、政策实质内容的具体化 |
| 九、能源市场的改革和准入 |
| 十、相关方利益平衡 |
| 第四节 制订政策需要消除的误区 |
| 一、可再生电力能源价格降低取决于技术突破 |
| 二、不厘清发展阶段、制定一刀切政策 |
| 三、可再生电力能源比传统能源价格高,会阻碍经济发展 |
| 四、单纯强调政府直接投入 |
| 第五节 国外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主要经验 |
| 一、国家重视、政府主导 |
| 二、国家级的可再生电力能源统一管理机构 |
| 三、契合资源国情的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规划 |
| 四、国家政策支持是必行之路 |
| 五、发展初期政策支持成为主动力 |
| 六、完善、配套的法律、政策体系 |
| 七、保持政策的公开透明、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
| 八、重视金融市场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激励 |
| 第四章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现状 |
| 一、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现状 |
| 二、我国参与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企业情况 |
| 三、资本市场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支持 |
| 第二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政策演变总体脉络 |
| 第三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战略及预测目标 |
| 一、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战略及预测目标 |
| 二、我国预测目标与资源禀赋的对比 |
| 第四节 我国当前可再生电力能源行政管理体制 |
| 第五章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具体政策及经济性分析 |
| 第一节 风力发电 |
| 一、我国风电的政策演变 |
| 二、陆地风电的经济性情况 |
| 三、海上风电的经济性情况 |
| 四、风电相关政策实施情况 |
| 五、风电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
| 六、风力发电未来价格走势分析 |
| 第二节 小水电 |
| 一、政策变迁 |
| 二、项目经济性 |
| 三、其他政策实施情况 |
| 四、小水电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
| 五、未来价格走势分析 |
| 第三节 生物质能 |
| 一、项目经济性状况 |
| 二、生物质发电主要政策情况 |
| 三、生物质发电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
| 四、生物质发电未来价格走势分析 |
| 第四节 太阳能光伏发电 |
| 一、项目经济性情况 |
| 二、光伏发电主要政策 |
| 三、光伏发电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 |
| 四、光伏发电未来的价格走势 |
| 第五节 地热能及海洋能发电 |
| 一、海洋能利用的主要情况 |
| 二、地热能主要情况 |
| 三、当前地热及海洋能利用存在问题 |
| 第六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未来发展趋势 |
| 一、发展中的可再生能电力能源技术 |
| 二、未来可再生能电力能源发展的重点排序 |
| 第六章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化发展主要经验和突出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实践经验 |
| 一、国家重视,目标引导起到积极作用 |
| 二、依托重大工程开展科技创新,装备自主化成绩显着 |
| 三、财税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
| 四、市场及价格政策积极引导了产业发展 |
| 第二节 可再生电力能源产业协调发展的几个方面 |
| 一、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的协调 |
| 二、速度与质量的协调 |
| 三、速度与效益的协调 |
| 四、可再生电力能源与常规能源的协调 |
| 五、产业发展阶段衔接的协调 |
| 六、产业上下游的协调 |
| 七、与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相协调 |
| 第三节 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
| 一、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 |
| 二、立法缓慢,配套措施不完善 |
| 三、资源调查、评估以及项目规划有待完善 |
| 四、资源、环境效益政策缺失 |
| 五、价格体制有待理顺 |
| 六、财政研发投入不足、政府组织不力 |
| 七、财政支持体系不完整、效率有待提高 |
| 八、政策不及时、政策模糊不清晰 |
| 九、政策的评估、修正、调整机制缺失 |
| 十、缺乏相关利益方协调机制 |
| 十一、特性出发的市场建立不全面 |
| 十二、强制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配额机制尚未建立 |
| 第七章 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的财税要素分析 |
| 第一节 传统能源外溢成本缺失的影响 |
| 一、资源税缺失的影响 |
| 二、环境税缺失的影响 |
| 第二节 分布式可再生电力能源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未来可再生能源基金收支情况分析 |
| 一、未来可再生能源基金总收入测算 |
| 二、风力发电所需补贴额 |
| 三、太阳能发电所需补贴额 |
| 四、生物质能所需补贴额 |
| 五、未来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基金总量收支平衡情况 |
| 第四节 价格与财税政策 |
| 一、价格与财税政策的关系 |
| 二、电价与社会承受能力 |
| 第五节 与发展各阶段相适应的财税政策分析 |
| 一、财税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侧重点分析 |
|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各发展阶段政策选择 |
| 第八章 促进可再生电力能源发展财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财税支持政策的优化原则 |
| 一、财税支持的信息依据要充分 |
| 二、上下游及横向综合统筹 |
| 三、财税政策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 |
| 四、综合引导、各有侧重 |
| 五、政策要保持公开透明、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
| 六、国家主导与全民负担相结合 |
| 七、定期政策评估机制 |
| 第二节 财政政策的具体建议 |
| 一、根据战略目标确定财政支持范围和渠道 |
| 二、加大财政直接支持力度 |
| 三、清晰财政支持的目标效果 |
| 四、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东西部区别负担的机制 |
| 五、优化可再生能源基金管理 |
| 六、发挥政府采购作用 |
| 第三节 税收政策的具体建议 |
| 一、细化可再生电力能源适用税法 |
| 二、清晰各项税收激励政策 |
| 三、资源税、碳税应该列入议事日程 |
| 第四节 其他建议 |
| 一、强化资源调查和评估,制定科学发展规划 |
| 二、建立国家级的可再生能源统一管理机构 |
| 三、重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激励 |
| 四、协调处理好横向相关利益方的利益关系 |
| 五、注重产业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 |
| 六、积极疏导电价矛盾 |
| 七、发挥价格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的引导作用 |
| 八、建立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和绿色证书交易机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中国能源效率及能耗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1.2.2 能源效率的定义及度量问题 |
| 1.2.3 能源强度的分解 |
| 1.2.4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全要素能源效率 |
| 1.2.5 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 |
| 1.2.6 能耗控制问题 |
| 1.2.7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能源效率相关指标解释 |
| 1.3.2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 |
| 2.1 DEA 分析方法 |
| 2.2 数据来源、变量测算与处理 |
| 2.3 中国各省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 |
| 2.3.1 全要素能源效率具体结果 |
| 2.3.2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分解 |
| 2.4 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性分析 |
| 2.4.1 分析方法 |
| 2.4.2 分析结果 |
| 2.5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
| 3.1 Malmqusit 生产率指数 |
| 3.2 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 |
| 3.3 实证结果 |
| 3.3.1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动的总体分析 |
| 3.3.2 各地区平均Malmqusist 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 |
| 3.4 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影响的面板计量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 |
| 4.1 研究方法和指标选取 |
| 4.1.1 协整研究方法 |
| 4.1.2 指标选取 |
| 4.2 协整检验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协整检验 |
| 4.2.3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
| 4.2.4 短期中国能源强度预测：误差修正模型（ECM） |
| 4.3 基于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区域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根据能源强度和人均GDP 的区域聚类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
| 5.2.2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
| 5.2.3 数据来源和模型建立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
| 5.3.2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结果 |
| 5.3.3 模型估计 |
| 5.3 4 结果分析 |
| 5.3.5 影响区域能源强度的短期因素分析（误差修正模型）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能源强度的Laspeyres 分解 |
| 6.1 因素分解方法 |
| 6.1.1 Divisia 参数法 |
| 6.1.2 能源强度的Divisia 分解方法 |
| 6.1.3 能源强度的LMDI 分解方法 |
| 6.1.4 能源强度的Laspeyres 分解方法 |
| 6.2 分解结果及分析 |
| 6.2.1 相关数据 |
| 6.2.2 分解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能源消费量（GDP 总能耗）预测模型 |
| 7.1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变量选择 |
| 7.1.1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 |
| 7.1.2 变量的初选 |
| 7.1.3 三大类变量与中国能源消费量的灰色综合关联度 |
| 7.2 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
| 7.2.1 单位根检验 |
| 7.2.2 协整检验 |
| 7.2.3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
| 7.2.4 短期中国能源消费量预测：误差修正模型（ECM） |
| 7.2.5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单位GDP 能耗动态仿真及情景模拟 |
| 8.1 1978-2008 年中国单位GDP 能耗动态仿真 |
| 8.1.1 GDP、EC 序列分析 |
| 8.1.2 GDP-EC 非线性系统动力学模型 |
| 8.1.3 GDP-EC 非线性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动态仿真 |
| 8.2 2020 年中国单位GDP 能耗情景模拟 |
| 8.2.1 2020 年单位GDP 能耗和总能耗目标 |
| 8.2.2 2000-2007 年单位GDP 能耗变化分析 |
| 8.2.3 2020 年远景目标单位GDP 能耗下降情景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提高中国能源效率、降低能耗的政策建议 |
| 9.1 国外主要国家节能降耗政策 |
| 9.1.1 日本的节能降耗政策 |
| 9.1.2 美国的节能降耗政策 |
| 9.1.3 英国的节能降耗政策 |
| 9.2 中国宏观能源效率政策回顾 |
| 9.3 制约我国能源效率提高的内在障碍 |
| 9.4 提高中国能源效率、降低能耗的政策建议 |
| 9.5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研究结论 |
| 10.2 创新之处 |
| 10.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表 |
四、国家经贸委2001年结构调整战略工作重点（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4]抚脉历程——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1998～2002）[J]. 王佳宁. 改革, 2017(04)
- [5]贸易增长、环境效应与产业政策演变[D]. 潘安. 武汉理工大学, 2016(05)
- [6]规制理论下的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研究[D]. 燕丽娜. 南京大学, 2015(01)
- [7]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D]. 周学东. 武汉大学, 2013(05)
- [8]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本文侧重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分析[D]. 栗宝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0(01)
- [9]中国能源效率及能耗问题研究[D]. 董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01)
- [10]国内循环经济发展趋势、制度及政策研究[J]. 安和平,陈爱萍,邹波,赵栋昌. 人口.社会.法制研究, 200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