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探源(论文文献综述)
龙耀华,白杨,赵月林[1](2022)在《荧屏书话——纪录片《岳麓书院》中的古籍掌故杂谈》文中指出纪录片《岳麓书院》中"书"的故事与"人"的故事共同丰盈了岳麓学院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内涵。古籍保护工作除了要做好普查登记、保存修复、整理研究等专业领域的工作之外,还需要加强对古籍保护的宣传。荧屏让冷门的古籍"活"起来、"火"起来,走上荧屏的古籍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文章略谈片中涉及的古籍掌故,以期借助荧屏的火热带动古籍保护工作打破传播壁垒、专业壁垒、学术壁垒、代际壁垒,让大众了解更多古籍背后的故事。
李家辉[2](2021)在《试论幕末日本人中国观的转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江户幕府开幕后,朱子学作为日本幕府官方指定显学,始终在日本思想文化层面占据主导地位。在江户中前期,出现了林罗山、中江藤树等众多崇尚中国儒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以中国为楷模,思想上以儒学为标杆,同时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到了“海禁时代”,西川如见、新井白石、荻生徂徕等人则成为日本当世儒学研究的执牛耳者,他们普遍对中国以及中华文明有着崇拜之情,但是已经开始主动批判“华夷秩序”,并将目光投向日本自身文化优势的发掘,从而寻求自身的“特殊性”。明清交替后,“华夷变态”的概念开始在日本流行,这一时期出现的以朱子学为思想核心的儒学家,如熊泽蕃山、雨森芳州等人虽表面以儒学为外衣,但实质上他们学术探讨的重心更加偏向于追求日本文化的“独特性”甚至“优越性”,从而“变夷为华”,摆脱一直处于东亚文化圈边缘的地位。虽然江户时期的儒学家一直没有放弃对本国文化独立性的阐述,但始终未能突破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华夷框架”来叙述问题。而后起之秀“阳明学”,融合了日本民族精神的内核,发展为“水户学”,其“尊皇”、“务实”的特点被幕末众多藩国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而在其思想指导下成立的“后期水户学”更是为“尊王攘夷运动”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来源。西方势力染指亚洲,给予中日两国空前的冲击。面对屡屡战败,被迫开港的中国,日本人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江户幕府中后期,阳明学逐渐取代朱子学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幕末运动的发展。这一时期,除唐船风说书及南蛮学以及后来的兰学传入日本外,《海国图志》作为近代以来日本人了解中国了解世界的又一重要途径,对日本社会的变革与日本人思想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考察,其中1862年日本“千岁丸”号驶抵上海,对中国进行了记录与观察这一事件最为典型。而其他诸如思想家、维新志士、诗人等也将在中国的见闻写成游记或诗文,传入日本国内,使得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产生了由崇敬到蔑视的剧变。明治政府建立后,日本国权思想空前膨胀,民族意识扭曲发展,出现了以福泽谕吉“脱亚入欧”为代表的一系列思潮。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民族扩张”、“征韩论”等一系列对外扩张思想。这一系列的变化为东亚格局重组拉开了序幕。
邓天文[3](2021)在《《海国图志》英译的价值回溯与建构》文中研究指明
张云驹,刘志香[4](2020)在《《海国图志》与中日维新的反思》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一直以"天朝大国"自诩,而日本却有向外来文化学习的特质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近代中国缺少接受西方新思想的主体力量,而日本的经济体系相对开放,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有接受新事物的主体力量。《海国图志》一书在中日两国所经历的完全不同的命运,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社会在思想意识上的差异。日本社会存在根深蒂固的大陆情结和对陆地的渴望,其国民性中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而中国长期以来缺乏海权意识,日本也从来未被视为战略对手。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对日本了解不多,而日本却熟知中国。中日两国均应充分重视双方关系,充分认识中日关系好坏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不战为目标管控涉及两国关系的社会内部矛盾,协调应对影响两国关系的国际因素。
黄霄[5](2020)在《历史教学与高中生世界意识培养研究》文中认为世界意识是指个体突破本国地域、文化等的局限,在寰球视角下观察各国家、各地区不同的文化,发现中外文明的差异,认识本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并能用理性、包容的心态看待世界不同文化,关注人类共同命运,进而能够对人类社会整体世界的演变规律有所认识的一种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世界意识的教学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但在实际教学中仍存在较多问题,如教师对学生世界意识的培养不够重视,部分教师对世界意识的认识存在误区。具体到学生,则存在全球视野欠缺、对世界不同文化的认知不够深入等问题。但不管是新时代全球化的发展、课程改革的推进还是高中生成长的过程,都一再表明对高中生进行世界意识教育势在必行。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学校教育特别是历史教育发挥着独特优势。要改变世界意识培养的现状,就要从多角度入手探索出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教师要明确世界意识的教学目标,针对具体目标设计合适的教学方案。要充分的挖掘教材资源,能在中国史教学中将中外文化知识进行合理的联系和贯通。同时改革世界意识培养的教学方法,综合运用情境教学、问题探究、比较教学等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优化世界意识培养的教学评价,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评价目标、评价方法、评分工具等内容。此外,还要注意处理好一些世界意识培养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一是处理好世界意识和家国情怀的关系,坚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培养世界意识等;二是注意引导学生进行历史的反思;三是注意世界史意识与世界意识的区别与联系。
邢路路[6](2019)在《清末天津地区西学书籍流通研究(1895——1911)》文中研究说明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对西学的需求增多,西学传播速度加快,作为西学主要传播媒介的西学书籍随之更广泛地流通和被阅读。天津是推行洋务事业和新政事业的中心地区,西学书籍在天津地区的流通、编译和出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甲午战争之后,天津发售西学书籍的书肆明显增加,除了本地设立者外,外地书店也在天津设立分号,书业呈现出繁荣之势。以直隶官书局、西学官书局为代表的官方西书发售系统,和以文美斋、商务印书馆、大公报馆为代表的民间西书发售系统,是天津市场上西书流通的两类主要机构。甲午战后最初以官方的西书发售机构为主,庚子后则以民间书店为主。除了书店的书籍售卖,天津的近代图书馆、新式学堂图书馆、天津青年会等机构也有西学书籍的收藏。西学书籍的流通意味着西学新知的传播。这一时期天津市场上西学书籍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分为三类:自然科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时务书籍以及教科书籍。各类自然科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都十分常见,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西学新知以书籍为媒介体系化、系统化地传入天津。西学传播过程中国人应对时局变化撰写的政论、游记等书籍作为时务书籍出现。新式学堂的兴办及其西学课程的设置,使得西学书籍以学堂教科书的形式出现并在天津各级学堂流通,这也是这一时期西书流通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此外,晚清的科举制改革使得西学的生存空间扩大,一些西学书籍成为科考的参考书,社会上一些帮助士子应试的书籍也包含西学内容。西学书籍流通的背后,不仅是清末天津图书市场变化的反应,也体现着天津社会知识风气的变化。士人、官员、新式学堂师生以及其他对新学有兴趣的社会人士成为西书的主要阅读者和新知识的主要接受者,他们在应对时局变化中自觉不自觉地接触西学新知、阅读西学书籍,由此带来了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变化,其中许多人如严修、徐世昌、王襄、宋则久等,不仅是天津地区西书阅读人群的代表,也通过西学书籍的阅读逐渐开始了社会变革的实践。
张宗华[7](2019)在《傅云龙游历美洲图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选拔并派遣海外游历使,傅云龙作为此次考试“状元”,除了日本之外,主要游历美洲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五国。傅云龙是我国历史上对美洲进行系统考察的第一人,在游历过程中撰写了宏富的游历图经。这些图经体例完备、内容翔实,是当时国人对美洲最全面的考察报告。通过对图经内容的研究以及文本的比对,发现部分资料来源于《瀛寰志略》、《古巴杂记》、《米利坚志》、《联邦志略》等已有着述。傅云龙在考察之中还有诸多崭新的闻见,订正了前人着述中民数、疆域、风俗等方面的诸多舛误。此外,傅云龙游历中与美洲华人互动频繁,相关记述也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在五部图经中,《游历美利加图经》的价值最为突出,重点梳理美国政治制度、军事建设、文化教育以及考工经济。傅云龙此行不仅对其本人归国的洋务实践大有裨益,同时也推进了国人对美美洲尤其是美国的认识。总体而言,游历美洲图经具有较高资料价值,在当时以及后世具有借鉴意义。
李红艳[8](2019)在《主题教学策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的行动研究 ——以人教版“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例》文中提出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中学教育适时而变已成为重要课题。高中历史教学,理应从适应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变革。目前,高中历史课堂仍然存在重知识点讲解,轻视方法指导和能力培养等问题,致使学生学习兴趣低下,教学效果不佳,最终影响历史教学的育人价值。因此,作为高中历史教师,需从自身课堂教学问题入手思考对策。“主题教学”是教师基于课标、内容,学情等综合要素确立“主题”,以其为中心整合教学内容及资源,设计教学过程,师生共同探究展开学习的一种新型教学策略,旨在追求历史课堂教学的“灵魂”。笔者通过前期观察,师生访谈,自我反思,总结出当前我校在历史教学中的突出问题:教师注重知识点的逐一讲授,虽然讲解清晰,但是课堂教学中缺乏“主题”,知识点之间的逻辑联系不强;学生以记、背课本内容为主要学习方式,课堂参与程度较低,对史实缺乏深刻的理解与感悟等。基于此,本研究选取“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专题,就主题教学策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展开两轮行动研究。每一轮行动过程围绕“主题确立、基于‘主题’的教学设计,主题内容探究和主题拓展”等环节呈现,并通过课堂观察、访谈记录与教学日志等收集资料,进行总结反思。其中第一阶段的行动是对主题教学策略的尝试与探索应用,主要聚焦于应用环节的设计与开展,通过这一阶段的实施,研究者对主题教学策略在高中历史专题教学中的应用有了初步认识。第二阶段的行动主要基于前一阶段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展开,为改进提升阶段,实施效果有了明显提升。行动研究表明,主题教学策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能够产生积极效应。学生方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围绕“主题”的情境创设刺激学生探究热情,基于“主题”的内容探究便于学生掌握知识,增强学习信心;学习方式逐步转变,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能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和课后学习,促使学习方式发生转变;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意识增强,学习效率逐步提高。教师方面:教学能力提高。能够重视课标解读、教科书内容整合,学情分析等因素,综合把握“主题”,并基于此恰当使用教学资源,优化教学环节,在此过程中教学能力得到提高;教学观念逐步转变,关注学生内在变化体现出来的真正成长,尊重个体差异;督促教师形成良好的教学习惯,广泛阅读与思考,将研究贯穿于日常教学之中,在教学实践与反思中促进个人专业成长。专题教学方面:教学内容得到有效整合,教学环节渐趋合理化,最终有助于课标的落实和专题教学效果提升。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一系列问题,比如主题固化,教师素养有待提高,学生自主学习习惯有待养成等。因此在运用主题教学时教师要综合把握主题的差异性,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和督促。教师要树立内驱意识,强化个人素养等,使主题教学发挥应有作用。同时,作为教师应该认识到主题教学只是众多教学策略之一,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该实事求是,灵活应用。
陶旭佳[9](2019)在《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文中指出同治十三年(1874)的中日台湾交涉引发朝野震动,清廷随即便展开海防筹议。对于这场讨论,学界既往重心在于“海防与塞防之争”,比较忽视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为回应这场争论,郭嵩焘写就《筹议海防事宜疏》,表达了其对海防六事和洋务的看法。然学界往往侧重郭氏之洋务观和富强观,却鲜见对该疏原意的探讨,若从海防史的视角去解读其海防疏之内涵,也许更符合当时的语境。集新旧、南北身份于一身的郭氏,其海防取向可作为观照近代海防史的一个切面。在鸦片战争后的两次海防讨论中,部分士人试图以着书宣传海防观念。报刊舆论、海防译书和西方海防观念的传入也在形塑着国人的海防认知,“筹海与制夷”逐渐得到认可。而早年的郭氏经历了数次战争,于海防有切身的体会。在其赋闲家居时,便对北廷辩争中朝廷的海防人才培养方案感到困惑,认为总署和诸臣皆失。台事专约签订后,朝廷谕令海防六事交予沿海军政官员妥议。由此引发的讨论持续了七个月之久,从地方到中央,沿海督抚和京官各叙己见,一时争论迭起。筹议的余波也蔓延到中下层,社会舆论议论纷纷。光绪元年(1875),正值筹议喧嚣之际,郭氏因台事被召入都,其奏陈的海防折即为回应筹议中的各方观点。此折亦是其海防术略的集中体现,包括筹防三策和本源四计,“三宜四计”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他继而推导出“海塞防并重”、“政教为海防之本”、“资商贾之力以兵”的主张。种种言论均显露出郭氏不同于李鸿章等海防要员的取向,中下层人士和中央也给予了回应,进而推进海防政策的调整。赴闽后他着手处理台事,折射出海防观的延伸——海岛观。在海防视域下的郭嵩焘与李鸿章有诸多异同,李氏作为海防重臣,他主张“废塞防、重海防”无可厚非,而郭氏则据时势推出“海塞防并重”论,亦颇具新意。在具体战术上,两者于重点设防、以守为战和以守为款上较为一致,于富强本图和船炮购置有分歧,但均主张师法西洋,师法之别在器物和政制。最特别之处在于郭氏之本末论,有三层含义,首以“政教为本,防边为末”为要,后实转变为以“人心风俗”为本。两种取向各自代表了晚清海防观念史的不同路径,对理解近代人物海防观念的转变有诸多裨益,亦可彰显郭氏海防观的独特处。由上述种种论述,可推出郭嵩焘的海防观在溯本与开新之间。溯本,意指其观念立足点仍在传统,他并未超出传统陆基海防体系的构想,但将通商融入海防中确是近代海防观念史中的创见。开新,意指其“本末之辩”超出了主流话语模式,提供了另一种取法西洋的途径,这一途径在沉寂多年后才为后世发掘。在近代海防与洋务的交融态势下,诸多海防观念的合力处汇成一股主流,郭氏海防观即是这股洪流中的支流,也是反思海防和洋务近代化的一面镜子。这印证了晚清海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艰难,亦可供当代海防术略构建的鉴戒。
王俏蕊[10](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认为“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二、《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探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探源(论文提纲范文)
(1)荧屏书话——纪录片《岳麓书院》中的古籍掌故杂谈(论文提纲范文)
1 书院与书 |
2 岳麓书院的藏书 |
3 纪录片《岳麓书院》中的书 |
4 书也有好故事 |
4.1 “每本书都有它的命运”,《船山遗书》的传奇经历 |
4.2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畅销榜上的《皇朝经世文编》 |
4.3 揣在怀里偷走的《海国图志》? |
5 余论 |
(2)试论幕末日本人中国观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 研究动态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第二章 华夷秩序下中国思想对幕末日本的各方面影响 |
2.1 华夷秩序下儒学对日本的影响 |
2.1.1 江户前期日本儒学家的中国认识 |
2.1.2 海禁时期日本儒学家的中国认识 |
2.1.3 “华夷变态”思潮下日本儒学家的中国认识 |
2.1.4 阳明学的传入与发展 |
2.2 《海国图志》的传入与影响 |
2.2.1 《海国图志》传入前日本的世界观 |
2.2.2 《海国图志》对日本各方面的影响 |
第三章 面对西方势力染指东亚日本人中国观的转变 |
3.1 中国被迫开国后日本的应对 |
3.1.1 围绕开国与否日本国内的主要论争 |
3.1.2 日本近代化中坚力量的转变 |
3.1.3 “千岁丸”出使上海 |
3.2 以在华日人的游记为线索窥探日本人中国观的转变 |
3.2.1 “千岁丸”同行日本人的游记及其中国观的变化 |
3.2.2 中国之行对西南强藩改革的影响——以高杉晋作为例 |
3.3 幕末思想家的世界观与中国观 |
3.3.1 佐久间象山与横井小楠的开国论 |
3.3.2 吉田松阴对外思想的转变 |
第四章 幕末日本人中国观转变的影响 |
4.1 国权思想的膨胀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新审视 |
4.1.1 中国对日本国民国家主权意识的影响 |
4.1.2 “华夷变态”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再讨论 |
4.2 极端民族优越主义的出现 |
4.2.1 何谓“民族主义” |
4.2.2 日本近代“民族优越主义” |
4.3 对外扩张思想及其论调的出现 |
4.3.1 日本狭隘的民族使命观形成 |
4.3.2 “大陆政策”的初步形成及其思想来源 |
第五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4)《海国图志》与中日维新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序论 |
一、近代中日两国国情的差异 |
二、中日之间的四次战争及其影响 |
(一)白村江之战 |
(二)丰臣秀吉两次征伐朝鲜 |
(三)甲午之战 |
(四)抗日战争 |
三、近代中日两国国家战略的反思 |
后记 |
(5)历史教学与高中生世界意识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五、重点、难点、创新点 |
第一章 世界意识概念辨析及培养的意义 |
一、世界意识概念辨析 |
(一)世界意识的概念 |
(二)世界意识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三)世界意识在历史教学中的体现 |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世界意识培养的意义 |
(一)新时代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
(二)中学生成长的需要 |
(三)历史课程改革的要求 |
第二章 高中历史教学中世界意识培养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
一、历史教学中高中生世界意识培养的调查概况 |
(一)调查目的和准备工作 |
(二)调查过程 |
二、高中生世界意识现状分析 |
(一)世界文化知识的来源及对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历史知识的掌握 |
(二)学生对周边国家、国际时政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了解 |
(三)学生对待世界不同文化的态度 |
三、历史教学中高中生世界意识培养的现状分析 |
(一)教师对世界意识相关知识的认知 |
(二)教师进行世界意识培养的方法途径 |
(三)教师对世界意识培养现状的认识及建议 |
四、历史教学中高中生世界意识及培养存在的问题 |
(一)学生的全球视野比较欠缺 |
(二)学生对世界不同文化认知不够深入 |
(三)教师对世界意识的认识存在误区 |
第三章 历史教学中世界意识的培养策略 |
一、明确世界意识的教学目标 |
(一)全球视野下的教学目标 |
(二)尊重、理解、包容世界文化的教学目标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教学目标 |
二、挖掘历史教材资源——以《中外历史纲要(上)》为例 |
(一)教材中世界意识相关内容的挖掘 |
(二)古今丝绸之路教学分析 |
三、改革世界意识培养的教学方法 |
(一)利用情境教学法进行教学 |
(二)利用比较教学法进行教学 |
(三)利用问题探究法进行教学 |
四、优化世界意识培养的教学评价 |
(一)世界意识评价目标的设计 |
(二)世界意识评价任务与活动的设计 |
(三)世界意识评分工具和评价反馈的设计 |
第四章 世界意识培养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
一、注意世界意识与历史核心素养的关系 |
(一)处理好世界意识和家国情怀的关系 |
(二)坚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培养世界意识 |
(三)注意世界意识教学中其他核心素养的渗透 |
二、注意引导学生进行历史的反思 |
三、注意世界意识与世界史意识的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致谢 |
(6)清末天津地区西学书籍流通研究(1895——191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有关晚清西学书籍传播的研究 |
(二) 晚清书业的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第一章 清末天津地区的西学书籍流通机构 |
第一节 官书局与西学官书局 |
第二节 西学书籍收藏与流通机构 |
第三节 民间的书业与书肆 |
第二章 西学书籍的内容分析 |
第一节 各类西学知识的介绍 |
第二节 时务类着述 |
第三节 从科举用书到学堂用书 |
第三章 清末天津地区的西书阅读 |
第一节 清末官员的新知识需求与阅读 |
第二节 新式学堂师生的西书阅读 |
第三节 其他人士的西书阅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傅云龙游历美洲图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四、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游历美洲的过程 |
第一节 美国游历 |
一、初至美国 |
二、再访美国 |
三、三游美国 |
第二节 加拿大游历 |
第三节 古巴游历 |
第四节 秘鲁游历 |
第五节 巴西游历 |
第二章 游历美洲图经的撰写 |
第一节 体例确定 |
第二节 资料搜集 |
第三节 文本征引 |
一、《瀛寰志略》 |
二、《古巴杂记》 |
三、《使美纪略》 |
四、《米利坚志》 |
五、《联邦志略》 |
六、《西学考略》与《格物入门》 |
第三章 游历美洲图经的内容与价值 |
第一节 文献补证 |
一、民数 |
二、疆域 |
三、习俗 |
第二节 对游历国家的认知 |
一、教育、军事考察 |
二、傅云龙对美洲华人的记录 |
第四章 《游历美利加图经》对美国认识的推进 |
第一节 傅云龙游历之前国人对美国的感观 |
一、中国人对美洲认识的缘起 |
二、“开眼看世界”:士人开始主动认识美国 |
三、百闻不如一见:实地对美国的游历考察 |
第二节 《游历美利加图经》对美国的认知 |
一、《游历美利加图经》对先前认识的更正 |
二、政治制度 |
三、军事 |
四、学校教育 |
五、工业 |
六、游历认知对傅云龙归国实践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译名简释 |
附录二: 美洲华人材料 |
附录三: 参引文献对照表 |
作者简历 |
(8)主题教学策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的行动研究 ——以人教版“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1. 适应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 |
2. 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体例特点的需要 |
3. 基于自身教学实践的思考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1. 研究目的 |
2. 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1. 研究思路 |
2. 研究方法 |
二、文献综述 |
(一)概念界定 |
1. 主题 |
2. 主题教学 |
3. 历史主题教学 |
(二)概念辨析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1. 国外研究现状 |
2. 国内研究现状 |
(四)述评 |
三、主题教学策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的行动研究过程 |
(一)前期工作:问题发现与确定 |
1. 问题发现 |
2. 问题的进一步调查与确定 |
(二)研究计划 |
1. 研究问题 |
2. 教学内容 |
3. 研究参与者 |
4. 研究阶段 |
5. 基本流程 |
(三)第一轮行动研究:尝试与探索 |
1. 研究问题 |
2. 教学准备 |
3. 课堂教学 |
4.第一轮“主题教学”总结反思 |
(四)第二轮行动研究:改进与提升 |
1. 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
2. 教学准备 |
3. 课堂教学 |
4. 第二轮“主题教学”总结与反思 |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
(一)主题教学策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的积极效应 |
1.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
2. 学生学习方式发生逐步转变 |
3. 教师的教学观念发生变化 |
4. 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
5. 督促教师培养良好的教学习惯 |
6. 优化专题教学 |
(二)主题教学策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的思考建议 |
1. 把握“主题”的差异性 |
2. 加强对学生的督促与指导 |
3. 充分发掘教材资源 |
4. 注重提升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师生访谈 |
附录(二) 基于“主题”的课时教学过程设计 |
附录(三) 课堂观察 |
致谢 |
(9)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资料、时段、概念与方法 |
四、重难点与创新点 |
第一章 海国时代与郭嵩焘行迹 |
第一节 海疆多事与中日交锋 |
一、海权、海防与“海战” |
二、“岛夷要约”的冲击 |
第二节 士人与民众的海防观念 |
一、筹海与制夷:《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 |
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海防译书考 |
三、《防海新论》的引介和传播 |
四、《申报》视野下海防舆论的塑造 |
第三节 海涛扬波:郭氏初悟海防 |
一、游幕生涯:浙江、天津 |
二、北廷辩争中的困惑 |
第二章 “海塞防并重”:郭嵩焘海防观的构建与术略 |
第一节 海防筹议论争(1874-1875) |
一、亡羊补牢:总署海防六事 |
二、备御之策:甲戌督抚复奏 |
三、风波再起:乙亥京师廷议 |
第二节 筹防三策:郭氏之海防战略 |
一、“据要地,扼海口” |
二、“正朝廷,因民利” |
三、“察事变,任人才” |
第三节 本源四计:郭氏之海防战术 |
一、“急通官商之情” |
二、“通筹公私之利” |
三、“兼顾水陆之防” |
四、“先明本末之序” |
第三章 郭嵩焘海防术略的诉求与回应 |
第一节 海防筹议中郭氏的诉求 |
一、筹饷事宜的处理 |
二、本在政教,末在防边 |
三、船炮的购置问题 |
第二节 郭氏海防观的回应 |
一、刘锡鸿之评论 |
二、中枢采纳与海防政策的调整 |
第三节 台地抚番中的海岛观念 |
第四章 海防视域下的郭嵩焘与李鸿章 |
第一节 海防观念的共性特征 |
一、“理势合一”:经世传统的承继 |
二、“以守为战”与“以守为款” |
三、由天下到万国的地理观 |
第二节 海防观念的不同面相 |
一、海防与边防之偏重 |
二、富强之本图何在 |
三、铁甲船能设与否 |
第三节 潮流的归趋:海防与洋务的交融 |
一、主流与支流 |
二、“本末论”的演变 |
结语 溯本与开新之间:晚清士人海防观的转变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说明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通论性质的研究趋势 |
(二) “孙中山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三) 学界对“近代其他人物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三、研究方法、思路、内容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内容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一) 创新点 |
(二) 不足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之前中国的“亚洲”话语 |
一、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初步形成 |
(一) 地理“亚洲”的“发现” |
(二) “亚洲”成为政治空间 |
二、1870年代至1910年: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一) 甲午战前:中日命运异同与民间、政府两层面的“兴亚”矛盾 |
(二) 戊戌至日俄战争期间:亚洲主义热潮与中国对日诉求 |
(三) 日俄战争至“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陨落 |
三、北洋政府时期:四种体系视域下的“亚洲” |
(一) 日本的“亚洲特殊性”与“特殊权益” |
(二) 一战爆发后英美式国际主义与苏俄式世界主义下的“亚洲” |
(三) 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亚洲民族国际 |
第二章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一、国民政府“世界之亚洲”与日本“日本之亚洲”的博弈 |
(一) “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迎合与利用 |
(二) “九一八”之后英美世界参与的东亚和平之策 |
(三) 国联技术合作前情下的中日“经济提携” |
二、中国与亚洲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联合与复兴 |
(一) 亚洲弱小民族的“新亚细亚” |
(二) 中印文化联合基础上的亚洲民族国际——以亚洲文化协会为个案 |
(三) 亚洲“病友”土耳其:中国民族复兴的“他者”比照 |
三、共产党东方战线及太平洋集体安全 |
(一) 共产党的东方战线与亚洲、太平洋 |
(二) 国人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热议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一、安全与秩序:中国抗战政府的“亚洲”民族话语 |
(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视野下的中日与亚洲 |
(二) 战时中国的亚洲责任与亚洲太平洋区域组织 |
二、汪伪势力对孙氏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及“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一) 日伪勾结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 |
(二) 政治、经济之外的另一“名目”:“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第四章 国共内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一、反苏反共?反美反帝?——美苏对峙影响下国共亚洲路向选择 |
(一) 国共内战与远东和平 |
(二)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反共同盟 |
(三) 战后对日清算与国民党“亚洲经济集团” |
二、国民外交与亚洲政治:战后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 |
(一) 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缘起与国民政府对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二) 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过程 |
(三) 国内舆论对泛亚洲会议的评论 |
三、区域导向抑或联合国:第二次泛亚洲会议及国人态度 |
(一)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 |
(二) 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过程 |
(三) 国内舆论对第二次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致谢 |
四、《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探源(论文参考文献)
- [1]荧屏书话——纪录片《岳麓书院》中的古籍掌故杂谈[J]. 龙耀华,白杨,赵月林.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22(01)
- [2]试论幕末日本人中国观的转变[D]. 李家辉. 延边大学, 2021(02)
- [3]《海国图志》英译的价值回溯与建构[D]. 邓天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4]《海国图志》与中日维新的反思[J]. 张云驹,刘志香. 潍坊学院学报, 2020(04)
- [5]历史教学与高中生世界意识培养研究[D]. 黄霄.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6]清末天津地区西学书籍流通研究(1895——1911)[D]. 邢路路.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 [7]傅云龙游历美洲图经研究[D]. 张宗华. 浙江大学, 2019(01)
- [8]主题教学策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的行动研究 ——以人教版“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例[D]. 李红艳.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9]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D]. 陶旭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