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者宏观哲学

一、唱反调的宏观哲学（论文文献综述）

谢春涛^[1]（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侯鑫^[2]（2021）在《小学教师教育惩戒观念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育惩戒对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及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小学教师教育惩戒观念制约着教育惩戒的实施、影响着教育惩戒的效果。然而由于社会、学校、教师个人等因素的影响,小学教师教育惩戒观念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小学教师教育惩戒观念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原因并提出有效的对策。本研究主要以观念转变理论、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辽宁省W市城乡5所小学的200名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的方式展开研究。问卷从制度观、目的观、方式观以及效果观四个维度了解了小学教师对教育惩戒的基本认识;从基于公正规范的观念冲突、基于关爱学生的观念冲突、基于尊重学生的观念冲突三个维度了解了小学教师教育惩戒观念冲突的现状;从社会因素、学校因素以及教师个人因素三个维度调查了小学教师教育惩戒观念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小学教师教育惩戒观念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教育惩戒观念主要存在以下五个问题:教育惩戒观念冲突显着,对惩戒方式的认识不当;教育惩戒目的较功利,忽视了惩戒的教育作用;教师不能对“好”“坏”学生的过错行为一视同仁;从教时间较长的教师教育惩戒观念更加保守;从教时间较短的教师对是否关爱犯错的学生的看法冲突更明显。本研究对造成小学教师教育惩戒观念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原因有:教师未树立坚定的伦理信念,管理能力不强;教师工作压力较大,学校评价制度较单一;教育惩戒制度不够完善,未能提供有效指导;传统教育中不合理的教育惩戒观念仍有较大影响;社会舆论及部分家长反对教师实施教育惩戒。在对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改善小学教师教育惩戒观念的策略:提升教师综合素养,为建构教育惩戒观念奠定基础;优化学校工作,帮助教师建构教育惩戒观念;完善教育惩戒制度,提供有效指导;正确引导外部力量,支持教师合理实施教育惩戒。

周茜^[3]（2021）在《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和总纲,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和改进党的政治建设高度重视,就如何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常用到“首位”、“第一”、“统领”这些词语,凸显了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深刻,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如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并特别强调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的政治属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根本点、关键点。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研究,是新形势下党建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对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持续推动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缔造过程中,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明确提出过党的政治立场、政治目标和政治要求等光辉的思想理论,是共产党人政治建设思想的理论源头。列宁在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指导俄国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建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注重党的政治建设,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到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的“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从建国后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的强调,都表明政治建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这构成了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历史依据。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也是在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国内外政党建设经验教训和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为什么加强和怎样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等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政治关乎根本,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如果不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或偏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因此,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要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保持政治清醒,既要把人民立场作为自觉的立场追求,又要将其作为现实的工作取向,确立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态度与方法。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做人底线,营造优良政治生态,形成正气弘扬的大气候。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体现了辩证思维,在党的建设实践中,要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和把握党的建设规律的重大成果,是对实践创新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中国共产党对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是一以贯之的,既是我们党开展工作的起点,也是我们党开展工作过程中的重要思想方法。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和统领作用,正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时代表现。在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论述中,表现出对群体主体和个人主体政治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强调对党组织政治功能的突出、对国家机关政治属性的彰显以及党员干部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将唯物辩证法贯穿始终,使其显示出独特的特征,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统领性与整体性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党的自我革命与推动社会革命的统一。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向,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行动指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助推器;从国际大历史视角来看,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探索也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有利于各国政党在比较鉴别中认识自身的长短优劣,有利于加强沟通交流,学习借鉴。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路径和方法,既是贯彻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党的政治建设创新发展的客观要求。要着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升网上作战能力、批判错误思潮以及发挥制度保障。唯此,才能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向前。

汪颖奇^[4]（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提出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潘多艳^[5]（2021）在《核心家庭中不良亲子关系调适的个案工作介入研究 ——以临夏市X社区H家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核心家庭所占比例上升。由于受到社会文化的冲击,在教育方面,父母对孩子高期望、严要求,在沟通方面,父母又过于权威,忽视孩子的情感表达,造成了子女与父母沟通时地位不平等,家庭关系界限模糊。与此同时,孩子又在逃脱父母的监管,于是造成了亲子关系的紧张,家庭氛围的不和谐,因此,社会工作介入核心家庭,调适不良亲子关系成为本研究的主要议题。本文以H家庭中不良亲子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量表法,访谈法以及观察法对H家庭进行调查发现,该核心家庭存在家庭关系界限模糊、沟通方式固化、冷暴力与热暴力交互出现的问题,分析原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沟通、父母教育方式不当、家庭情感满足功能弱化。因此,笔者根据调查结果和服务对象的需求,在抗逆力理论的指导下,运用个案工作方法,从沟通技巧、教育观念以及教育方式、家庭界限方面为主题,通过八次介入,完成个案工作目标。最后根据前测数据和后测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以评估该家庭的亲子关系是否发生了改变,且效果如何。研究结果表明,此次个案介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笔者通过对此次的研究设计以及服务过程和结果进行了反思。一方面,父母望子成才心切,对孩子的管教过于苛刻,在教育孩子方面不能一成不变,还要根据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亲子关系是双向的动态关系,沟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千万不能被忽略的,家庭矛盾的产生多是由于没有采取良好的沟通方式造成的。沟通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亲子关系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家庭的良性运行,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孔晓菲^[6]（2021）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文中指出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大激荡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前进一步都要同中国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思想斗争经历了一个“交锋碰撞——批判斗争——引领发展”的矛盾交织运动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是贯穿这一思想斗争的主线,更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和攻击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应对和回答当前意识形态冲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思想史视角,着眼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为主要线索,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各种社会思潮开展的思想斗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不同阶段思想斗争的核心主题、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思想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新时代辨识、批判、破除各种反动社会思潮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阐述与本研究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一章是理论前提性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主体部分,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围绕阶段性主题同社会思潮展开的思想斗争,以及在思想斗争中获得的进一步发展。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做出理论总结。引言主要说明研究问题的缘起,述评当前学术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现状,呈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核心论题,厘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展开思想斗争的主线,并确立了不同阶段的论争主题。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入,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相适应,促使我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觉醒,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做出新的文化抉择。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不断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维度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积极回应中,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批驳了科学派和玄学派、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错误思想主张。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中国思想界,以“新生命派”、“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为主要代表,同共产党人组成的“新思潮派”,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大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和批驳这些思想派别中,提出并深入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引发国民党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烈攻击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为此,国共两党间展开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对“伪三民主义”的批判中,划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厘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最后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党内已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成基本共识,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但党外各政治派别围绕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如何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形式各异的政治主张。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间党派“中间路线”建国主张的批判中,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第六章,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而且是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新时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应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展开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陈中梅^[7]（2019）在《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文中研究指明内容提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基本结构形态,而这一基本结构形态一经大致形成,就会以其形成本身,在哲学、宗教、法律、政治、语言、文艺和社会等视角以外,提供考察该文化历史发展进程并会旁及上述视角的另一个重要、有时甚至是关键的切入点。有鉴于此,对于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外学者来说,把它的基本结构揭示出来并赋予其尽可能贴切的概念表达,便是一份不应推辞的责任。在笔者提出的秘（索思）—逻（格斯）理论中,秘索思（■）和逻格斯（■）是构成西方文化基本框架的两个配套的根源性结构要素,也是认知与解析这一基本框架的两个元概念。秘索思和逻格斯既对立冲突,又互补合作,二者都有各自的存在价值和独立品格。纵观历史,我们得知西方文化的秘—逻品质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主流表现样式。较之其他配套词语和二元模式,秘索思和逻格斯更为贴近西方文化的词源学和古典学根基,具备更强的掌控力、更好的学理对称性和更丰富的学术含量,发挥了前者难以替代的总括性表义功能。在本文提出的概念谱系中,统括性非元概念二元术语的叙事地位有所变动,却依然不可或缺。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启示与实证、神话与逻辑、文学与科技、诗与哲学、诗性真理与科学真理、唯灵论与机械论、浪漫主义与启蒙精神、耶路撒冷与雅典、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超越的传统与理解的传统、价值理性（或精神和道德因素）与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及其人文图谱中的关系和作用,依然是西方主流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其他二元模式理论设计上的包容者和总括性代表,秘—逻模式受益于自身的元概念地位和构成系统性,拥有很强的分辨效能和更精致的解释效力。在该模式的细密爬梳比对下,西方思想和人文脉络的可思辨格局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一些西方着名学者所持观点的展开态势,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智性体验。事实表明,一个对西方文化基本架构以及评判它的一些主要理论成果进行认真梳理与重新评估的重大学术机遇,很可能已经悄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西方文化崇尚"力",因此也容易造成对立。一部西方思想史既是一部二元冲突的历史,也是一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断尝试将对立的双方调和与综合起来的历史。如同帕斯卡尔以降的许多伟大思想家一样,怀特海牢牢抓住了影响近当代西方文化发展进程的宗教与科学这两个基本要素,通过长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西方乃至全球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然而,尽管他很正确地看到了冲突所造成的负面结果,但对它的正面或积极作用却似乎略显估计不足。为了多角度解析西方文化的二元构成,有时亦会有意无意地借此扩展宗教的概念外延,他采用了包括机体论与机械论以及美学与理性在内的各种配套术语,却因为心仪于冲突的化解与事态的终极谐和,而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周全且层次分明的系统表述。

张蓉^[8]（2021）在《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循化厅是清朝实施特殊族群管理与民族政策的典型场域,其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相当复杂,由此导致社会纠纷处理领域的“地方性”特色格外突出。经由循化厅衙门处理的案件可概分为“细故”与“重案”。历史上,该区域社会内形成了各类社会纠纷照依土俗予以裁断的惯性机制。国家权力作为介入性力量,为循化厅提供了多样化的法律适用依据。然而,“细故”案件仍应视为民间调解失败后的例外情况,衙门对“细故”诉讼和息具结乐见其成,导致其大部止步于“中间阶段”既已结案。命盗重案虽深受重视,但审理却相当灵活:对涉及藏、蒙古等的重案,本应根据特别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处断,实则多参照民间习惯法罚服完结;对涉及撒拉、回、汉等的重案,本应依照《大清律例》处断,实则为律例与“番例番规”的杂糅,没有清晰的界限划分。群体性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部落冲突、寺院纠纷、族际冲突,亦因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演化为外事纠纷,总体上呈现出群体武装械斗的特点。前三类冲突频繁发生且循环往复,严重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并威胁王朝国家之政治稳定,往往形成以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居中协调而多方联动的应对机制。究其本质,官方对群体械斗与民间“细故”的处置并无不同:皆希冀借助地方权威充当乡老予以调解。虽每临以兵威,且有官员主张借机推行内地律例,但受制于“羁縻为政”总体统治框架以及地方社会权力网络的制约,终流于个别特例。即便涉及到“洋人”的群体性事件,被晚清政府视为头等大事者,也概莫能外。循化厅的设置,为缺乏整合而具有浓厚离散性的区域社会,提供了一个公共权力,为个体诉求“公平”与区域社会摆脱“无序”提供了可能和新的途径。然而,整体施政理念与制度设计则导致了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高度的复合性:传统民间力量依然强大,使之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区域社会纠纷不得不依赖的力量;大清律例与特殊律例名存实亡,必须借助土俗与习惯法方能行之有效。这表明,缺乏高效的国家政权建设,势必难以按照统一的法律制度处置社会纠纷,就法论事、缘法而判终究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

王硕^[9]（2020）在《《程氏易传》“感应”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感应"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是十分普遍的,中国文学、中国医学、中国哲学都体现了"感应"思想。研究"感应"思想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中国文献浩如烟海,难以全部把握,必须选取一个视角,本文选取的视角就是《程氏易传》。从另一方面看,"感应"思想也是研究《程氏易传》的视角,并且这个视角罕用于研究《程氏易传》。学者们基本上无一例外地以"理""气""心""性""诚""敬"作为研究二程思想的视角,而本文以"感应"研究《程氏易传》,也可算作一种创新。第一,我们应当研究《程氏易传》"感应"思想的渊源,这又涉及《易经》本身的思想,以及历代注释《周易》的思想,并且从汉易到宋易有个大体的趋势:许多儒者把注意力从象数转向义理,程颐承接了这一大趋势。第二,《程氏易传》本身是体现了"感应"思想的,在此书中,"感应"思想与"成卦之由"、《上下篇义》、"生化万物"密切相关。第三,"感应"思想与程氏哲学体系中其他核心观念之间可以建立联系,并且,在对比中能够更好地理解各个观念的意义,所以应当研究"感应"与"理""气""心""性""诚""敬"之间的关系。由此引申出一个更有深度的问题:为何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哲学家的二程没有把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观念——感应,充分发挥开?原因一是程氏所承接的易学传统是"义理转向"的传统;二是程氏"斥佛老",而"感应"与"缘起"一样是前主体性思维;三是程氏有意识地与"气学"相区分。最终导致"感应"这一观念未能挤入程氏理学体系的核心。由此我们找到了一个反思二程哲学的新视角。

王喆^[10]（2020）在《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焦点内容和重要命题,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新媒体是网络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迅速改变了社会及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极大地缩短了空间距离,推动了世界领域的跨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场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当前,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进行日常学习、工作、娱乐、购物及出行等多种活动的重要工具和媒介,而世界领域的意识形态博弈正借助网络新媒体而衍生出新的变体。部分西方国家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借用网络新媒体向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试图弱化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当前,我国已经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网络强国,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对建设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为关键。在新媒体方兴未艾的环境下,研究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思想政治理论界的一个新的热点问题。在新媒体背景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深化思想安全理论研究,拓展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领域,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调查研究法、多学科交叉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理论和逻辑相统一法、系统科学研究法,对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研究,论文的框架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绪论。重点分析论文的研究基础及研究效用,通过剖析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成果,形成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整体认识,并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理清研究的思路,阐述研究方法,从而搭建本研究的基本架构,总结研究成果,分析研究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概述。其一,分析新媒体基本概念,分析和归纳新媒体的内涵及发展历程,总结新媒体的特点,对新媒体的类型进行划分,并从新媒体发展的主要规律和社会影响的角度,分析新媒体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异同。其二,着重阐述意识形态的概念、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并分析主流意识形态的特点和功能。其三,重点分析新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新媒体领域是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新载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建立新媒体秩序的应有之义。新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统一关系。其四,分析新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发展趋势,包括思想抗衡的信息化、思想话语的碎片化、思想渗透的隐蔽化。第三部分,分析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理论资源。研究新媒体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重点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安全理论、西方媒体信息传播理论为核心的相关理论,为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支撑。第四部分,阐述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意蕴。在新媒体时代中,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其一是维护国家安全追寻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家价值。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筑牢根基,并在世界视野下增强“四个自信”的新媒体话语权,营造安全环境,进一步推动优秀民族文化的时代回归。其二是应对复杂社会思潮维护稳定和谐的社会价值。从社会价值角度而言,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可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媒体中的传播与践行,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认同,同时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凝聚中国精神力量的必然选择。其三是提升公民媒介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公民价值。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能够有效提升公民新媒体意识形态安全危机的意识,提高公民对新媒体复杂信息的识别、判断及选择能力,并增加主流舆论力量,引导公民追求个人与集体价值的统一。第五部分,分析新媒体不断发展给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机遇、挑战及挑战的成因。一方面,新媒体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机遇,新型生活方式营造活力开放的社会氛围,有效地提升了新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力,同时新媒体技术发展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从挑战角度来看,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体现为新媒体时代大众思想引导难度加大,政府部门无法较好的把控信息传播发展方向,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运行模式面临转型之困,新媒体复杂舆论场分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此外,从挑战的成因来看,在新媒体时代中,多元文化的交织埋下潜在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媒介的不断融合,使新媒体自身正在遭遇复杂价值的冲击,意识形态安全的固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信息碎片增大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认同的困难性。第六部分,提出维护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原则与对策。在新媒体时代中,应从国家、社会及个人层面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重点突出国家层面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强大力量,从社会层面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网络、文化环境,从个人层面突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这一侧重点,使公民素养教育、不同职业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及家庭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得到有机统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论创新,将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建设网络强国的背景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研究的时代性和时效性,并提出了运用新媒体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实践的主要方法,对新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界定。

二、唱反调的宏观哲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唱反调的宏观哲学（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2）小学教师教育惩戒观念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核心家庭中不良亲子关系调适的个案工作介入研究 ——以临夏市X社区H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8）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唱反调的宏观哲学（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2]小学教师教育惩戒观念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 侯鑫.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周茜.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4]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5]核心家庭中不良亲子关系调适的个案工作介入研究 ——以临夏市X社区H家为例[D]. 潘多艳.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6]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D]. 孔晓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J]. 陈中梅. 文学, 2019(02)
• [8]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D]. 张蓉. 兰州大学, 2021(12)
• [9]《程氏易传》“感应”思想研究[J]. 王硕. 当代儒学, 2020(02)
• [10]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D]. 王喆. 吉林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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