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处理印巴危机的分析

一、试析布什政府对印巴危机的处理（论文文献综述）

王丽^[1]（2021）在《美印民用核协议达成的动因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认为,美国主要是从安全性的角度出发选择与印度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而核问题是印度最迫切、最核心的利益关切,所以选择通过与印度达成《民用核协议》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本文首先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明确在历史上美国与印度的核合作最主要就是安全利益的需求,导致美国在不同阶段对印度的核问题进行不同程度的妥协。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由于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主要受到中国崛起的安全性威胁,需要调整新的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从而必须要改善与印度的关系。印度同样因为冷战后自己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同时又面临着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威胁,以及中巴关系改善的困扰,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担心所以对美国有着迫切的需要,因此多次向美国提出想要通过核领域的合作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再次,本文通过对美、印国内因素的分析,明确了是两国的国内因素影响了该协议达成的进程,增加了该协议达成的难度。最后,因为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坚持,以及整个高级决策层的共同努力,才推动了该协议的最终达成。

王雅妮^[2]（2020）在《美国对印度核政策分析（2009-2019）》文中认为2008年美印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标志着美印核合作新时代的到来,自此以后美国对印度核政策也在不断的经历调整。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一直对印度保持着支持与接触的核战略,两国的核合作也日益深化。在美国的扶持下,印度突破了核孤立的局面,核大国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承认。本文通过整理观察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印核政策的内容,梳理2009年至2019年美国对印核政策的具体进程与发展动态,进一步研究美国对印度核政策制定的动因和影响。笔者将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探究美国对印度核政策制定与调整的动因,一方面,美国国内印裔群体和利益集团作为重要的力量,通过游说等活动影响美国对印核政策。另一方面,国际体系与美国的战略布局的变化也使得美国对印度日益重视,尤其是随着美国将对外战略的部署重心更多地转移到亚太地区,印度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同时,本文尝试讨论历经两届政府的努力后,美国对印度的核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从积极影响来看,双方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都各有所得。从消极影响来看,美国开绿灯的行为给国际防扩散机制带来了巨大冲击,也给国际安全带来了负面效应。

张东冬^[3]（2020）在《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研究》文中提出自21世纪以来,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缘政治区域,世界各主要大国纷纷将印太地区视为国家战略发展的优先选项。美国与印度是印太地区的主要大国,两国关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印太区域的安全和稳定。随着印太概念的兴起及印太战略的出台,美国更加重视印度及印度洋的战略地位和价值,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同时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和印度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印两国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这一地区的切身利益和海上安全。在印太地区战略价值日益凸显的时代,深入研究美国与印度在这一地区的海上合作是一个学术前沿且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问题。本文以美国印太战略及美印战略互动为根本框架,通过追踪美国和印度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演进,探寻美印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现实根源,重点分析美印在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实质和影响,进一步探讨中国的应对之策。伴随中印迅速崛起所引发地缘政治经济变化,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逐渐演变汇合为新的地理复合空间,在全球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作为地缘政治中逐渐流行起来的新概念,印太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所在地区国家的决策者、分析人士和学者所使用,并日益被一些国家转化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印太概念及战略应用凸显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安全重要性,而印太地区大国海上战略冲突、领土和海洋争端、海盗武装劫持、海上恐怖主义威胁以及突发自然灾害等一系列海上安全的挑战,使得这一地区的海上安全尤其成为域内诸多国家所关注的首要问题。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存在力量,同时也是印太战略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主要大国,则被美国视为实施印太战略不可忽视力量。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和实施不仅加强了美印两国的战略互动关系,同时也为两国海上安全合作进一步合作奠定了现实基础。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重点涵盖美印两国的海上防务合作、海军交流合作、海洋安全秩序合作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诸多领域,美印两国在这些领域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有着强劲的动力,这些动力既有美国海上战略利益需要、美印海上力量权力结构互补及中国等第三方因素影响推动等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又有印度对美国海上合作的积极回应、美印海上战略层面相互依存需要及美国与印度在多边机制框架内的战略合作等美印双边以及多边互动的助推,还包括美国和印度共同享有海上国家的身份、印太海上战略互动以及印裔美国人的积极游说等共同战略文化的助推。美国与印度在海上安全合作领域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存在着阻碍双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潜在因素,美国和印度各自国内政治体系,美印两国战略互动以及国际地区层面的影响,都可能以消极的方式制约着美印两国海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两国海上安全合作的未来前景。印太战略是美国应对中国战略崛起的关键步骤,特别是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的进一步提升,势必将对中国海洋周边环境及国家海洋安全利益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中国应在稳步发展与美印两国的正常关系、利用美印矛盾充分发挥制衡作用、全面扩展提升国家海上影响能力、积极推动印太多边海上合作治理及妥善处理固有地区海洋争端问题等方面下功夫,将美印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的负面效应降至最小化。此外,中美印在印太地区有着共同的利益,存在彼此海上战略合作的潜在意愿,中国还应充分考虑中美印在海上安全领域战略合作的潜在意愿,积极推动三国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在印太地区开展三边海上安全合作。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印度洋-太平洋地缘战略地位提升及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实施的背景下,美国与印度之间的战略互动不断增强,尤其表现在印太海上安全领域。第二,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在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实质性成果。第三,印太战略下美国与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有着内外联动的推力,这些动力助推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的顺利发展。第四,尽管印太战略下美印两国海上安全合作呈现出不断强化的发展态势,但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仍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延缓两国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进程。第五,中国为美国与印度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海上安全合作最直接的动力,美印海上安全合作深刻影响中国的印太海上安全,中国需要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维护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利益。

游启明^[4]（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许以民^[5]（2019）在《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政策研究（1947-1980）》文中研究说明

彭东辉^[6]（2019）在《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关注“不可思议的印度”,关注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在坚持“有声有色大国”的诉求下,国家安全战略完成了由传统安全战略向综合安全战略的转变。一是由以往的国防建设为中心,向壮大国家经济实力为中心转变。二是谋求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谋求加入“核供应国集团”,成为“有声有色大国”。三是视核武器为大国“标配”,奉行“最低限度的有效核威慑”战略。四是重视印度洋安全,实施“确保海洋安全”的海洋战略。五是缓和与邻国关系,整合南亚力量。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确立、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而布局的。从英属印度时期的“三个缓冲区”战略,到印度独立后的“两个同心圆”战略及冷战结束后的综合国家安全战略,在“有声有色大国”目标的指引下,不同时期国家安全威胁和安全战略的实现手段不尽一致,但总体呈现出清晰的逻辑框架。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利用印度半岛“北背雪山、三垂大海”的地缘优势,印度在“众星拱月”的南亚格局中“一超”地位突出。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印度,信仰非暴力的宗教和频发的教派主义冲突是印度安全最大的挑战之一,印度社会的世俗主义转型还远未结束。印度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印巴冲突及中印关系几大战略问题密切相关。印度要在放权和自治间做出选择,以应对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完成国家整合。克什米尔问题是南亚的顽疾,70余年以来,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发生了“三场半”战争。战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倒加剧了印巴对抗。印巴虽有缓和迹象,但不具备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条件。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印边境线2000余公里,有争议的领土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对推进中印关系具有深远影响。此外,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对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亦不可等闲视之。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所产生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对全球格局来说,印度认同多极格局,通过“入常”和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加速了多极化趋势,推动了全球治理力量对比的变化。对地区一体化进程来说,印巴安全困境造成南亚一体化进程缓慢。印度在大力推进南亚次区域合作的同时,同东盟开展全方位合作。对中印关系来说,中印在南中国海、印度洋等主要海洋通道亟须通过战略对话,培育战略互信。对跨境水资源分配,沿江水文观测、水利建设等敏感问题要及时沟通,消除分歧。这些问题不仅是印度,也是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和不得不应对的挑战。

吴虚怀^[7]（2019）在《第三方国际危机管理视角下美国干预印巴冲突研究》文中指出南亚是当今世界上安全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本地区两个最主要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关系是南亚地区安全局势走向的晴雨表和标杆。自1974年起,两国进入了核军备竞赛的轨道。1998年5月印巴相继核试,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受到了冲击,南亚地区局势更趋复杂。然而自核试验至今,两国均在历次冲突如卡吉尔冲突（1999）、印度议会恐怖袭击事件（2001-2002）、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2008）中保持了克制,本文认为,除了核武器带来的实在威慑外,美国的介入与印巴形成了三边互动结构可以对印巴危机实施有效管理。印巴均不愿事态升级,而在危机中缺乏沟通渠道的困境为美国的介入提供了客观条件。而美国在南亚的利益关切、美国干预资源的丰富及在21世纪初与印巴双方皆有密切关系的“轴心地位”则是美国干预的主观和物质动力。根据第三方干预国际危机实施危机管理的分析思路,本文选取了2001-2002年印巴对峙、2008年孟买危机两个案例,两个案例中美国综合运用沟通磨合、劝谈促和、赏罚诱压等策略,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均旨在疏导印巴安全压力、沟通建立共识,使冲突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与预期从单纯的敌对心理向合作心理转变。但美国的干预效果具体还受到美国的干预意愿、印巴双方的内政、国内舆论等因素的干扰。未来在美国战略调整、中美亚太主导权竞逐日趋激烈的大语境下,印巴对美国干预的接受度、美国干预的意愿以及能力等都将面临不确定性。

任洪航^[8]（2018）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巴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巴关系是在美国全球战略面临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做出的调整。克林顿入主白宫正值冷战结束,长期以来的东西方对峙局面的突然消失,这对美国来讲,既是一个主动调整战略的转折,也是以美国思维来重新认识地区格局的起点。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巴关系正式在这样一种节点上做出的重大调整。后冷战时代,美国在南亚战略上遵循着三个定位:第一、核不扩散;第二、地区稳定;第三、经济利益。因此,美巴关系也基于这三点的基础上做出了调整。但这种定位是基于印巴两国在核竞赛上的不可控性而日益凸显。而长期以来的印巴冲突也并未冷战的结束而有所缓和,尤其是美国对南亚的控制力并未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这也使得通过美巴关系削弱中巴关系的愿望破灭。在老布什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利用《普莱斯勒修正案》正式对巴基斯坦实施制裁。克林顿上台执政后感觉有必要对美巴关系做出重新调整,如果实现南亚地区无核化,就必须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因此在20世纪中期,美巴关系通过两国高层间的互访重新得到了加强。美国也想通过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保持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巴两国关系似乎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表面上又得到了加强,但是随着1998年印巴的核试验、1999年的印巴卡吉尔冲突,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趋于恶化,这也证实了美巴关系在缓和的假象下,两国在印巴关系、核不扩散问题上,美巴关系存在深层次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巴关系因为美巴两国战略定位的不同,导致两国关系经历了初期的低谷、中期的缓和、后期再次陷入低谷的阶段。美国的南亚战略,尤其是美国对巴政府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巴基斯坦的对外政策的重点之中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对抗来自印度的威胁。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执政后期开始把美巴、美印两国关系分开处理,美国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是看重了印度的经济潜力;美国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更看重巴基斯坦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态度。美印关系的升温必然导致巴基斯坦方面的不满,因为两国战略目的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两国关系出现了偏差。

李亮^[9]（2018）在《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文中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也是中国落实中亚政策、维护西部安全与参与欧亚地区合作的主要制度工具。2017年6月,上合组织完成首次扩员,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新成员国的加入、地理活动空间的扩展、议程的扩大,不仅会深刻影响上合的内部运行和发展前景,改变各成员国在上合和地区内的利益格局,还将重塑整个中亚与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未来很长时间内,上合都将处在扩员后的适应期与调整期之中。它必须充分消化扩员的收益,控制相关风险,使扩员成为组织进入发展快车道的跳板而非走向松散的岔道。在中国,建议暂缓扩员的观点曾一度成为学界主流。这说明上合扩员对中国的复杂影响。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对我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布局进行全面创新和升级。扩员后,中国既要保证上合在落实中亚政策、维护西部安全和推动欧亚地区多边合作等方面的原有功能,又要使它承担起在“一带一路”建设、亚洲新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广中的新使命。这些均对上合组织扩员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本文从曲折过程、复杂影响和应对策略三方面,对上合组织扩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扩员是国际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规律,也是上合观察员国提出的迫切要求,还能为上合深化现有合作提供全新动力。但与这三种动力相对应,上合组织在制度建设、行动效率与成员国分歧等方面缺陷,使扩员又隐含诸多风险。加上中国与俄罗斯在扩员问题上的分歧难以调和,上合的扩员经历了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印度与巴基斯坦在上合内的多重利益诉求,也加大了扩员决策的难度。印度希望在上合内实现的三大现实利益包括:深度参与阿富汗重建,提高本土反恐能力,以及加大与中亚各国的“连通性”。此外,它还有三大战略目标,包括应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对冲大国博弈的风险以及防止巴基斯坦在欧亚地区的壮大。与印度类似,巴基斯坦在上合的诉求也是争取经济发展机会、获得反恐支持、寻求对印度的“战略纵深”以及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在动力与障碍相互作用下完成的扩员,将对上合的发展产生复杂且深远的影响。从收益来讲,上合组织在扩员后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全面提高,经济合作空间将更为广阔,安全合作范围也会显着扩大,一直备受瞩目的上合能源俱乐部也有望尽快成立。印度的加入会增强上合组织的政治合法性,印巴冲突在上合框架下也可能得到一定控制。对中国来说,上合扩员有利于维护中国西部安全,能证明中国推动地区合作的能力,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与南亚的推进也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俄罗斯来说,印度加入上合将有助于俄罗斯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上合因扩员而走向“务虚”的可能性也更符合俄罗斯的预期。中亚各成员国在上合扩员后有望获得期盼已久的出海口,同时在中俄之外拥有更多大国平衡的选项。但上合扩员的风险也同样突出。组织在扩员后将背负更沉重的财政负担,决策效率与行动能力也会进一步降低,成员国间本就薄弱的身份认同感将更加模糊,而印巴冲突一旦激化,上合组织的内部团结与一致性将受到重大损害。中国是对上合扩员风险最敏感的国家。它在上合的影响力可能因成员国的增加而遭到稀释,在上合内的关切议程也可能因印度的掣肘更难推进。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两个能源消费大国加入上合能源合作框架,可能使中国在中亚的能源领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俄罗斯是扩员的积极推动者,扩员对俄的利益冲击有限,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印巴加入能源俱乐部会削弱俄罗斯对中亚能源的控制。上合扩员后,中亚各成员国的核心地位可能受到冲突,上合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也将因印巴的加入而被摊薄。作为扩员的另一个后果,中、俄、印将首次获得在同一个地区组织展开互动的机会。从理论上说,三国可能在上合内形成四种互动模式,即“战略三角”、“两驾马车”、俄印与中巴对立以及俄罗斯主导。而结合成员国的政策偏好与现实,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三国形成一种倒置的战略三角关系,即中俄继续对上合发挥“两驾马车”作用,印度影响力相对较弱,但在重大决策与行动中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与博弈能力,且影响力呈逐渐上升态势。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与新形势,上合应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对内而言,上合应该完善与改革组织内部制度,加快落实与深化当前的经贸合作,并推动上合开发银行、能源俱乐部等重要机构的建设。此外还要整合印巴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资源和优势,建立一个覆盖中亚与南亚、以打击“三股势力”和参与阿富汗重建为核心功能的安全与反恐合作网络体系。最后从预防、解调等多个环节做好应对印巴矛盾的准备,考虑创建一个成员国矛盾调解机制,以应对印巴矛盾对组织的潜在冲击。在对外关系上,上合组织将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与更强的动力与各大地区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拓宽在亚洲及全球的战略空间,寻找新的合作增长点。中国是受上合扩员影响最大的国家。一方面,上合的扩员难免会对中国在上合的现实利益产生一定冲击。另一方面,上合扩员又是中国新时期外交战略全面升级的结果,扩员后的上合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重大外交战略的实施与战略思想的弘扬。因此从对策角度,中国应在上合内积极发挥作用,将扩员的风险降到最低。包括推动上合对决策机制进行一定调整,提高在上合内设置议程的技巧和主动性,在上合建立成员国冲突调解机制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主导性,并加快上合与“一带一路”等其他地区合作机制对接。在执行对策的同时,还应把上合置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宏大格局中、对它的全新价值加以考察。首先,上合将成为“一带一路”在中亚与南亚推进的载体、平台与安全保障,上合的成功扩员也将为“一带一路”积累经验与威望。其次,扩员还从印证了中国“新安全观”受到广泛认同的事实。维持印巴在上合内的和平相处、扩大欧亚地区反恐安全网络,正是新安全观在欧亚地区的全新实践与成果。此外,在八个成员国之间构建的身份认同感与区域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局部试点,能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基于扩员后上合在中国外交中的诸多新功能和新价值,传统研究与决策路径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学界应尝试超越国别与短期利益,将上合放入国际制度发展、跨地区联动与整合、中俄印三角互动的宏大背景下,以新的研究路径与视域来响应新形势下的需求,促进中国上合决策与研究的全面升级。当前国际社会当前正面临着冷战思维回潮、保守主义盛行、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等诸多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全面创新中国对外关系理论,深化整体外交格局,深度参与地区治理,并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上合组织在这一历史时机下实现了它的首次扩员。希望本研究能为上合渡过扩员后的适应期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持,有助于中国应对扩员风险、提升上合研究与决策格局,最终为“一带一路”的加速推进服务,其终极目标则指向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谢艳^[10]（2016）在《冷战时期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较量,巴基斯坦也作为一个新的国家而诞生了。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和美国从各自利益出发结成同盟关系。由于双方利益不同,巴美结盟终究是同床异梦。因此,研究冷战时期的巴美关系,理清巴美关系的发展脉络,深入分析制约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巴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从而完善学术界对于巴美关系的认识。

二、试析布什政府对印巴危机的处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布什政府对印巴危机的处理（论文提纲范文）

（1）美印民用核协议达成的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对印度核政策分析（2009-2019）（论文提纲范文）

（3）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第三方国际危机管理视角下美国干预印巴冲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巴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10）冷战时期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析布什政府对印巴危机的处理（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印民用核协议达成的动因研究[D]. 王丽.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2]美国对印度核政策分析（2009-2019）[D]. 王雅妮. 外交学院, 2020(08)
• [3]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与印度海上安全合作研究[D]. 张东冬.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5]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政策研究（1947-1980）[D]. 许以民.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6]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彭东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第三方国际危机管理视角下美国干预印巴冲突研究[D]. 吴虚怀. 外交学院, 2019(07)
• [8]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巴关系研究[D]. 任洪航.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1)
• [9]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D]. 李亮. 兰州大学, 2018(11)
• [10]冷战时期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D]. 谢艳. 内蒙古大学,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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