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我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工作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李泽众[1]（2021）在《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过去的传统城镇化存在“量”与“质”不协调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重城轻乡”导致城乡分割严重。与此同时,传统的城镇化过度依赖廉价的“人口红利”以及“土地红利”,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严重的“半城镇化”等问题。随着经济增速和工业化发展的步伐放缓以及资源环境的趋紧,以开发土地、大搞房地产为建设重点的传统城镇化难以为继,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必须发生转变,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重点建设内容,依托环境治理从而走上高质量的城镇化道路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拟解决三个问题:第一,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那么,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似的关系?第二,在先前已有的研究中,常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征城镇化发展情况,但是该方法会与实际的城镇化发展现状存在较大偏差。那么,如何反映并且较为准确地测度中国的城镇化质量?第三,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如何?在包含传导机制的分析框架中,环境规制的力度是越大越好吗?怎样的环境规制力度最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以及节能环保等五个方面共20个基础指标,分别表征五个维度城镇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在测度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城镇化质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现状与特征。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着重研究其内在的影响机理,从而为我国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将从以下八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为导论。导论部分首先阐明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研究的环境规制以及高质量城镇化进行了概念界定。接着,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分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最后,导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以及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与研究内容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综述,通过梳理、总结和评述现有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阐明对本文有启发之处和有待补充之处。（1）环境规制的有关研究,主要包含环境规制的理论演进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在理论演进中,本文梳理并总结了以往研究对环境规制在概念界定、工具选择、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回顾并且总结了有关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与生态效应方面的文献。（2）城镇化发展和城镇化质量的有关研究,围绕着对高质量城镇化内涵的演进以及测度问题。（3）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包含了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及环境规制与城镇化发展的实证研究。通过已有文献的评述,本文希望能够对以往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进行补充,即不仅考虑空间层面的相关性,并在环境规制基于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领域做出一定边际贡献。第三部分主要围绕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分析展开研究。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环保等方面选取了20个基础指标,分别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和节能环保等五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借助熵权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从而测度出2003-2016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在此基础上,根据省内各地级市的GDP占比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出2003-2016年我国分省份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并进一步分析我国城镇化质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现状与特征。最后,将城镇化根据发展特征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并梳理和总结了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工具在不同阶段的演进和发展。第四部分主要是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经验分析。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由于环境规制和城镇化质量均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因此需要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将环境规制按照不同的规制方式区分为“效果型”环境规制和“过程型”环境规制,运用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偏微分方法,将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与城镇化质量的非线性关系。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和第七部分分别从激发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资源再配置效应等三方面,对环境规制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研究。第五部分围绕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在2001-2018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门槛回归方法,对环境规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部分主要研究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在构建了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期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有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部分基于环境规制纠正资源错配,再进一步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的传导机制的研究思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SLS模型对环境规制纠正资源错配从而影响城镇化质量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且根据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所在区域和城市规模进行区分,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第八部分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部分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保护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提供经验参考和借鉴作用。通过以上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基于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结果可以看出:（1）在2003-2016年期间,绝大多数城市的城镇化质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城镇化质量最高的城市以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为主。（2）在综合的城镇化质量中所占权重从高到低的城镇化维度分别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人口城镇化以及节能环保。（3）中国各省市之间在的分维度城镇化质量和综合城镇化质量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即城镇化质量在空间层面较不均衡,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质量依次递减的态势。第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在三种不同的空间矩阵条件下,无论是污染物去除率越高,即以治理结果为导向进行的“效果型”环境规制;还是每万元GDP产生的污染物越少,即以生产过程为导向进行的“过程型”环境规制,均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并且,环境规制的力度越强,本地区的城镇化质量越高,并能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得邻近地区的城镇化质量得到提升。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溢出效应体现出空间异质性。“效果型”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西部地区最为显着,“过程型”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中部地区显着,而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着。因此,应当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形成区域联合执法的环境治理架构,并在区域间实行信息共享的监测体系,并将区域联防联控需要与因地制宜有机结合,促进地区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第三,对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治污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技术创新效应刺激技术创新,并能强化技术创新（包括治污技术创新、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即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2）环境规制基于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先负后正的“U”型动态变化。在环境规制力度较低（ln ER≤0.1972）的情况下,企业出于侥幸心理,往往倾向于选择默默承受环境规制可能带来的“遵循成本”。开展技术创新的研发会引致更高的成本,从而阻碍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此时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作用不明显。而环境规制力度较大时（ln ER>0.1972）,为避免被惩罚所带来的巨大代价,企业必须采取措施推动企业研发投入。当“创新补偿”降低或全部抵消“遵循成本”时,企业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均得到提高。而到了这一阶段,技术创新对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从而实现了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效果。（3）环境规制对城镇化的质量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对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在环境规制力度较低时,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有限,随着环境规制的强度增大,治污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此外,由于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稳定,不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环境规制基于生产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不具备这一特征,呈现出正向激励的特征。第四,对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然而,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没有类似的倒逼作用,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发挥环境规制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中介作用。（2）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及其空间滞后项的弹性系数均显着为正,说明某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也可以促进邻近地区的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也能够促进邻近地区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类似的空间溢出作用。（3）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均具有空间异质性。从环境规制来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为显着,在东部地区其次,然而在中部地区不显着;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效果均显着,但是效果依次递减,具有空间异质性。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西部地区抑制了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着。第五,对环境规制通过纠正资源错配的传导机制影响城镇化质量进行经验分析,主要结论有:（1）劳动错配传导机制和资本错配传导机制均得到有效验证,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纠正劳动错配和资本错配,从而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2）从资本错配对城镇化质量的抑制作用来看,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加严重;纠正资本错配对于提高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更加有效,纠正劳动错配对于提高大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更加有效;（3）“动钱”的方式虽在当前阶段十分有效,但不具有可持续性,且效果受到人口规模的限制。相比之下,“动人”的方式却对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作用十分明显。由此可见,消除行政壁垒,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才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路径所在。因此,在未来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需要合理规划城市布局,不应将城镇面积的扩张视作城镇化发展的提高,而应当将评价指标聚焦在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城市建设的空间利用效率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低效的“城市蔓延”现象发生。此外,提高环境规制力度,依托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对生态的改善,进一步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技术研发、推动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藉此提高城镇化质量。
燕阳[2]（2021）在《政策议程设置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组织或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的提出和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学术界涌现出大量关于注意力配置的研究成果。起初,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或市场层面,致力于探究影响企业决策者、市场消费者注意力分配的因素。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间断均衡理论的提出使人们开始将目光聚焦于政府组织的注意力配置,即“政策议程设置”。与企业或个人相比,政府组织面临的决策事务更加复杂多样,并且还需要同时回应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而组织的注意力资源又具有稀缺性,因而探究政策议程设置的规律就显得尤为必要。目前,大量文献致力于研究政策议程变迁的特征以及影响议程设置的外部因素,却对议程设置与治理绩效间的关系缺乏足够关照,也就是说,已有文献还不能对“政府组织的注意力配置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其对特定公共事务的治理绩效”给出明确答案。如果将研究视域聚焦在中国,当代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全面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追求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那么,从注意力配置视角看,面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这一对看似冲突但又必须调和的政策议题,地方政府在日常治理实践中会如何分配其注意力资源?政府对环境议题的关注能否有效提升区域的环境绩效?而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议程设置又会对地区环境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注意力管理、政策议程设置以及环境管理为理论基点,将中国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组织的议程设置与环境治理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综合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主题模型、质性文本编码与内容分析、数据包络分析、回归分析及其他相关统计学检验等研究方法,按照“现象——问题——文献——数据——假设——模型——检验——讨论”的管理研究方法论原则构建了从“描述性分析”到“因果关系检验”再到“政策含义”的实证研究思路,从而尝试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总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内容和工作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按照议程设置动力学的研究范式并基于文本主题建模方法系统呈现和验证了我国宏观政策议程的基本结构和变迁规律。本文通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获取了 2003～2019年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会议的文本数据（N=1093）,之后利用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主题模型方法对文本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到了我国中央政府宏观政策议程的基本结构以及对单一政策议题注意力的时间变化规律。之后,本文进一步引入相关统计量检验了我国宏观政策议程的间断均衡特征,并与西方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本文通过计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政策注意力变化的信息熵指数测量了我国宏观政策议程的多样性水平。（2）本文利用已有数据库及其他各种途径收集了 2008～2017年间全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常务会议的新闻通稿数据（N=6697）,在主题建模的基础上利用“七阶段质性文本分析法”对每个文本进行了政策主题的识别、编码、归类和计数,形塑出了一个适于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注意力的编码类目系统,并测量了每年各省政府针对单一政策议题的相对注意力水平。（3）以环境治理为例,基于DEA-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测算了 2008～2017年间各省环境治理的年度静态效率,之后再结合各省每年对经济、环境等不同政策议题的相对注意力数据构建Tobit模型,检验了省政府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度对区域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4）本文对1972年以来我国环境管理在战略、制度、组织及政策等不同层面的变迁进行了叙事性分析,并基于此提出了“宏观制度约束强化——地方政府议程设置——区域环境治理绩效”间关系的相关假设,最后以新《环保法》和中央环保督察实施的2015年为“政策冲击点”,通过广义双重差分和调节效应模型检验了这一宏观制度变化的处理效应及其对省政府环境注意力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以上工作,本文的主要发现和创新点包括:（1）基于新的文本数据集实现了对中国政策注意力结构和日常动态的可视化,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议程变迁特征的理论阐释。研究发现,在2003～2019年间,尽管中国宏观政策注意力的变化表现为“长期均衡伴随偶然性的重大间断”,但政策间断的程度并不高,这说明2003年以来我国重要领域的关键政策保持了相对稳定。此外,2013年后,中共中央政策注意力的信息熵指数较之前出现了明显上升,表明其所关注的政策议题较之前变得更加多样,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新宏观政策议定场所的出现,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建立,这一组织设计有效拓展了中共中央的政策议程空间,使中央有更多的时间和政策资源来解决转型期中国面临的诸多治理挑战。总体上看,与已有关于中国议程设置的研究偏重于碎片化的现象描述或规范性的案例分析不同,本研究则进一步利用日常会议的文本数据系统揭示了中央政府政策议程的变迁规律以及引起中国宏观政策议程多样性变化的制度性因素。（2）提出了一种将主题模型和文本编码法相结合的政策注意力测量方法,识别了地方政府政策议程设置与区域环境治理绩效间的关系,并发现议题间的“注意力竞争”是理解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关键,为政策过程理论贡献了新的知识。研究发现,省政府对环境议题关注度的增加显着提升了省域环境绩效,但并没有发现省政府对经济类议题的关注与地区环境绩效呈负相关的显着证据,这是因为在样本期内省政府对经济类议题的关注并没有“挤占”环境议题的议程空间,也即两类议题间没有发生明显的“注意力竞争”现象。此外,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识别了省政府环境议程设置影响地区环境治理绩效的具体路径。因此,本研究为政策议程设置何以影响环境治理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弥补了当前政策过程文献中对政策注意力配置模式及其影响研究的不足。（3）构建了“制度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环境治理绩效”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发现了环境治理宏观制度约束趋紧的政策效应及其对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尽管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地方为主”的环境监管体制,但中央政府的“指挥棒”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当中央在环境治理上推出更为“硬性”和“严厉”的制度设计时,地方政府会在日常治理中拿出更多的“议程空间”来关注环境问题,政策注意力的增加将带动治理资源的投入和优化配置,从而有助于环境治理绩效的改善。上述发现增强了议程设置理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为理解当代中国的环境管理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以及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袁亚琦[3]（2020）在《大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时空特征、机理与效应研究 ——以南京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棚户区改造是一种城市更新与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也是一项能够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推动城市发展、扩大消费内需、撬动新型城镇化、增加住房供给和调节房地产市场的民生工程和系统工程,同时也是政府消除贫困并防止贫困扩大化,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棚户区改造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和功能提升的同时,其带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发展中困境的缩影。学术方面,棚户区改造也为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但对于棚户区改造带来的正负效应也引起了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棚户区改造带来的是被拆迁居民在空间及文化上均被排斥和剥夺,还是棚户区改造成为消除城市贫困的最大功臣。西方关于棚户区、贫民窟等类似主题的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而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于20世纪末,且新时代背景下的棚户区改造与西方国家城市的贫民窟治理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借鉴城市社会空间、企业家政府和府际关系等理论,尝试通过对南京棚户区改造过程、机理、效应的分析,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棚户区改造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重塑过程与综合效应,以及贫困空间由分散到集聚的作用机理,丰富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研究视角与实践案例,深化延展城市贫困社会空间的研究内涵。本文以南京为例,通过对大时间跨度和人口普查、低保、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申请等大量翔实的宏观数据,以及选取案例地块的全过程跟踪式调研、访谈数据的处理,分别从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住房改革初期、棚户区改造政策实施以来四个阶段分析南京棚户区的演化历程和格局;按照土地权属将棚户区划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棚户区两种类型,通过实证分析比较两种不同类型棚户区的社会空间特征差异及拆迁安置居民迁居特征。从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个体行为三个层面,构建棚户区改造实施的综合驱动力模型和解释性框架;继而讨论棚户区改造带来的空间、经济、社会效应和不利影响。最终通过对国家-地方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制定-执行的分析和审示,提出棚户区改造的空间政策、拆迁安置政策和资金政策的优化建议。通过研究分析,本文认为:棚户区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城市居住空间类型,是城市发展过程的缩影;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棚户区与城市贫困人口集聚区的空间耦合关系完全确立,内城边缘和城市近郊区的“城中村”成为棚户区的主要空间载体。不同权属的棚户区在空间分布、居民属性、迁居模式和实施效应等方面存在显着差异,棚户区改造中弱势群体的需求与政策偏向存在失配现象。棚户区改造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空间资源再生产和再分配的过程,其本质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竞争语境下,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政治、社会效益的综合考量,为完成自上而下的政治任务以及在政策框架下寻求自身利益的一个产物,驱动机制包括政治环境因素、社会生产因素以及个体行为因素。通过府际关系、空间政策、安置政策的优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棚改中的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
杜海龙[4]（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陈阳[5]（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研究指明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杨角[6]（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丁泽龙[7]（2020）在《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的困境及转型 ——以G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运动式治理是具有中国的特色的治理模式,是政府集中力量解决突发事件和社会治理疑难问题的重要手段。它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显着的显性治理成果,但也存在方式运动性、效果短期性、结果反弹性等弊端。在党中央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急需转型。2019年7月,为了迎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郑州市G区在辖区内采用运动式治理模式开展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圆满完成上级交办的政治任务,但过程中也暴露出运动式治理模式的诸多问题,对长效的社会治理产生不良影响。本文按照文献梳理—理论分析—个案分析—对策建议的思路进行写作,运用公多中心协同治理理论,通过文献分析、比较研究、实地研究等方法,研究G区此次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客观评价整治提升工作成效,肯定运动式治理模式取得的成果。同时深入分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分析出G区治理体制不完善、保障机制不完善、社会动员流于形式是其运动式治理模式产生困境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G区当前社会治理模式需向多中心协同治理转型的观点。通过借鉴美国、日本、新加坡及国内社会治理先进经验,总结出对G区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在党委政府的引领、法律法规的健全、理念技术的提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等方面的启示。最后提出“加强政府社会治理机制建设”、“引入引导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动员公众参与”等五个措施,作为G区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建议。
杨喜[8]（2020）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Urban Land Green Use Efficiency,ULGUE）是城市上地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生产要素投入系统与城市土地利用产出系统在城市空间上的综合映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中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不断凸显,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土地要素投入利用过程中急需摆脱传统高粗放、高污染、低效率的方式转向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适度集约、低污染、高效率的方式。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赋予了城市土地利用绿色效率新的时代内涵,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成为缓解城市土地供需矛盾、释放经济增长空间压力和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必要途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正是当今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的核心要求和关键实现路径,也是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理念的重要实践活动。同时,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和区域协同发展进程的推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新旧动能要素流动过程中将不同的城市串联在一起,城市之间空间互动关系日益紧密,城市土地绿色开发利用并非“各自为政”或“孤军奋战”,而是存在空间溢出的外部性,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会与其他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产生空间关联。因此,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加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研究,对于提高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降低城市上地开发利用中的生态环境风险、促进城市之间合作联动发展、推动城市社会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文章在借鉴和吸收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上,首先,在明晰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概念内涵基础上,构建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上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理论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并借助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2003—2017年283座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其次,综合应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从时空二维视角来刻画和识别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动态演进规律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再次,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对全国尺度以及分区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估计和检验,并利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中的偏微分分解方法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分析。最后,根据全文理论分析与量化实证研究结果,提炼出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城市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路径选择。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新动能要素的投入有利于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新动能要素的投入自身可以带来较高质量的土地产出效率,传统动能要素也可以通过嫁接新动能要素进行现代化升级发展,重新换发新生机,提升城市土地综合利用效率。新动能要素的投入在提高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将传统土地利用方式引向绿色化土地利用方式的重要路径。（2）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也存在着区域差异性。提升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整体水平的关键在于加强对低值区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治理,补齐低值区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短板。在地理空间上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中心—外围”的空间二元结构性特征。高值区城市多分布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地区的城市以及生态旅游资源禀赋较好地区的城市,低值区城市多分布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以及省际交界地区。（3）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在地理空间上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非“彼此孤立”随机分布,而是“彼此相依”空间关联,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不仅会影响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也会受周围邻近城市的影响。在局域空间格局上,呈现出高值集聚型（HH）、低值塌陷型（LH）、低值集聚型（LL）、高值凸起型（HL）四种空间集聚类型,数量上特征上以HH和LL为主,以HL和LH为辅,在京津冀地区,形成了“环京津低值带”,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集群化高值集聚区,在地理空间上的冷热点区也呈现出“集群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地理空间呈现为“城以群聚群分”的空间格局,并存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空间邻近同伴效应。（4）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全国尺度和分区尺度下均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空间上相互关联影响,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高,将会对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带动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共同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全局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在区域上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度差异性。（5）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城市交通、生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人口集聚、城市空间扩张、外商投资、政府干预对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负向抑制作用。人口集聚、城市交通、生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程度对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负向抑制作用。（6）分区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城市交通、生态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强度仅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城市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仅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口集聚对本地城市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生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外商投资和政府干预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外商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仅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口集聚仅对本地城市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7）根据全文理论与量化实证分析结果,提炼出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路径选择:一是重塑理念认知,强化绿色发展逻辑;二是发挥空间溢出,构建联动发展机制;三是尊重区域差异,推进实施因区施策;四是遵循城际差异,推进实施因城施策;五是更新要素投入,优化用地结构配置;六是激发市场活力,发挥政府监管作用。
鱼晓惠[9]（2020）在《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以来,全球各地生态环境恶化使人居环境建设面临挑战,探索兼顾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及经济社会效益的绿色发展道路,是21世纪的重要课题。秦巴山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具有多样的生态类型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是中国内陆地区生态系统安全的坚实基础。但是,伴随快速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人口规模增加和城市用地范围的扩展,人居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一区域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如商洛,尽管人均生态足迹尚处于生态盈余状况,但城市发展中资源能源消耗增加,生物多样性水平逐渐降低,环境污染逼近临界,社会经济效益增长与生态环境效益增长不匹配,城市物质空间拓展与功能空间产生矛盾,这一系列问题都聚焦于城市空间的建设发展。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需求,解析城市空间的系统、要素与所在的生态、产业经济系统的内在关系及相互作用规律,探求这一生态敏感区城市的绿色发展目标,并构建稳定、持续、动态趋向绿色发展目标的城市空间模式成为应对上述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本文依据绿色发展目标体系下城市空间模式为核心构建研究框架。结合陕南秦岭地区城市空间建设的存在问题,以商洛城市空间为主体研究对象,对人居环境建设的绿色发展评价因子、指标权重、评价标准与城市空间结构因素的关联等内容,进行推导和确定,确立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以此目标为导向,分析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选取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市集群区域、商洛城区、商洛城市住区三个空间尺度,分别从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等视角,剖析不同空间尺度下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构建绿色发展目标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组织原则,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模式。宏观尺度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乡空间一体多元模式,着重在于地区的生态空间与产业经济要素的循环运行,在城市集群区域的尺度下,建立系统的空间结构,促进城市流强度的提升,增进城市的外向功能量,使城市集群区域的空间联系逐渐紧密,一体化程度持续加强。中观尺度商洛城区空间复合流动模式,建立城市自然生态空间山水格局的城市“绿色支撑基底”,保障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维护城市基本生态格局,进行交通-土地复合化的城市建设用地开发,以基质连通形成“以点带面、以线带片”的流动空间效应,促进物质流、能量流的循环,形成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的互相协调。微观尺度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紧凑宜居模式,围绕“个体栖居空间”,“生态循环空间”、“经济循环空间”和“社会化空间”相互结合,与城市经济系统产生互动,通过自然要素的生态调节、资源利用与物质循环的紧凑节能、社会化空间的圈层关联,实现生活空间中的节能降耗和物质循环。在此基础上,建构多层次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框架,为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组织提供新的思路。首先,基于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现状分析,提出商洛城市面临空间拓展导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性,山地川道地形制约下城市空间发展的受限性,城市建设用地带状蔓延的危害性,城市土地粗放扩张的低效性等问题。其次,基于城市空间价值维度和主体维度的分析,对当前绿色发展目标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对商洛城市空间要素与绿色发展要素进行提取,剖析二者的协同关系,确立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空间模式的目标体系。对商洛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行定量与定位分析,通过生态网络分析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的特征,审视城市物质空间节点间的关系及其与整体结构的关系,揭示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趋势与现状特征,为绿色发展导向的城市空间模式提供基础条件研判与发展规律认知。第三,针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空间层次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核心要素进行分析,提出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由地理空间单元系统、人居环境系统、区域经济系统与景观生态格局的系统要素耦合构建商洛“一体两翼”地区空间结构;由自然生态基底、交通-土地复合基面与产业及基础设施基质的系统要素耦合构建商洛城区空间结构;由个体栖居空间、生态循环空间、经济循环空间和社会化空间构建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结构。第四,通过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系统关联特性,对城市功能空间与物质空间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从空间层级组织、空间格局组织、功能空间组织、时空阶段组织四个方面提出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综合考虑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的层级性原则,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空间层次构成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体系;依据发展的绿色程度需求,构建“浅绿-中绿-深绿-全绿”差异性的绿色人居空间格局,依据“协调-发展-持续”三个目标阶段,构建空间模式的时序性。研究选取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市集群区域、商洛城区、商洛城市住区三个空间尺度,通过对传统人居空间单元模式和人类聚居的层级单元模式分析,提出绿色人居空间单元的基础构成,并阐述其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解析,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模式。并依据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构建原则,整合各个层级空间模式,建立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框架。综上所述,研究通过对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探讨,为生态资本地区城市空间绿色发展提供思路。目前以城乡规划学科为本体的绿色发展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通过确立城市空间的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建构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建立绿色发展理念与城乡规划之间的联系,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做进一步的探索,并提供更多的依据。
刘晓玉[10]（2020）在《基层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以北方A县大气污染防治为例》文中认为基层治理直接面向民众,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随着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制度框架的日益成型,地方特别是基层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愈发凸显。本文所说的基层生态环境治理主要指县及以下的生态环境治理。基层生态环境治理涉及到环境质量改善、政府职能转变、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基层法治化进程等多重目标,关乎多重制度、多元主体、多个议题,凸显复杂性、综合性和系统性。聚焦“基层生态环境治理”,综合生态环境问题特性、治理的条块结构和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视角勾勒出基层环境治理所处的结构基础与政治情境,不同于常见的中央-地方关系、委托-代理等视角,本文从微观层次的政策过程分析出发,引入生态博弈框架剖析基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政策制度、政策议题,以A县大气污染防治为例进行深度描摹,呈现出包括党委、政府、企业、民众、社会组织在内的行动者网络,发展规划与行动计划、目标考核与问责制、环境监管制度、环境信息公开、环境信访等主要政策制度以及涉及议题的概况及网络分析。在典型案例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继续总结提炼当前基层生态环境治理在合作、分配和学习功能方面的基本特征,发现问题集中表现为规划与行动计划的局限、目标考核问责悖论等制度负外部性,还有议题扭曲与异化、选择性监管等议题负外部性,而后基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博弈结构进行了形式化表达和博弈结果模拟,识别出行动者参与鸿沟和权力结构失衡对基层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及其改进方向。最后提出,基层生态环境治理亟待向多元协同和环境法治转型,这需要建立基层环境市场机制、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和渠道、明确基层政府环保权责界限、规范基层环境执法机制,还讨论了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转型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及其世界贡献。
二、对我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工作的回顾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我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工作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 |
| 2.1.1 环境规制的理论演进 |
| 2.1.2 环境规制的强度测度 |
| 2.1.3 关于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 |
| 2.1.4 关于环境规制的生态效应 |
| 2.2 关于城镇化质量的研究 |
| 2.2.1 城镇化质量的内涵 |
| 2.2.2 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与测度 |
| 2.3 关于环境规制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3.1 关于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 |
| 2.3.2 关于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2.4 文献评述以及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和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 |
| 3.2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结果与现状分析 |
| 3.2.1 测度结果 |
| 3.2.2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现状分析 |
| 3.2.3 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时空演化 |
| 3.3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4.2.1 研究方法 |
| 4.2.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4.3 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1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实证分析结果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理论分析 |
| 5.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 |
| 5.3.1 动态面板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5.3.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
| 5.4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动态面板门槛实证分析 |
| 5.4.1 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
| 5.4.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5.4.3 动态面板门槛检验 |
| 5.5 环境规制基于技术创新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第六章 环境规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机理分析 |
| 6.3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
| 6.3.1 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6.3.2 模型构建 |
| 6.3.3 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
| 6.3.4 稳健性分析 |
| 6.4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化质量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
| 6.4.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与讨论 |
| 6.5 环境规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基于资源配置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环境规制、资源配置影响城镇化质量的机理分析 |
| 7.3 环境规制、资源配置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3.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环境规制基于纠正资源错配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政策议程设置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如何延续“中国奇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 |
| 1.1.2 持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政策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量化研究方法 |
| 1.4.2 质性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发现和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理论溯源与现象观察 |
| 2.1.1 理论溯源——议程设置研究的文献脉络 |
| 2.1.2 现象观察本研究的切入点 |
| 2.2 关键概念界定 |
| 2.2.1 政策议程设置 |
| 2.2.2 制度环境 |
| 2.2.3 环境治理绩效 |
| 2.3 重要文献综述 |
| 2.3.1 文献综述的基本思路 |
| 2.3.2 政策议程的结构与变迁——议程设置研究的基础和核心 |
| 2.3.3 制度环境与政策议程——议程设置影响因素的因果识别 |
| 2.3.4 中国场域下的政策议程——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尝试与探索 |
| 2.3.5 政策议程研究方法的演进——量化与质性范式的互鉴融合 |
| 2.3.6 环境治理与环境绩效——探究政策与绩效间的因果关系 |
| 2.4 文献评述——本研究与已有文献的关系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宏观政策议程的可视化——基于NMF主题模型的分析 |
| 3.1 问题提出 |
| 3.2 方法与数据 |
| 3.2.1 主题模型——LDA模型和NMF模型 |
| 3.2.2 数据获取与文本语料库构建 |
| 3.3 参数选择与模型调试 |
| 3.3.1 主题数目的确定与调试 |
| 3.3.2 主题一致性评估 |
| 3.4 初步发现——宏观政策议程的纵向分析 |
| 3.4.1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的宏观结构 |
| 3.4.2 单一政策议题注意力变化的历时性分析 |
| 3.4.3 当代中国政策议程的间断均衡水平 |
| 3.5 进一步讨论——宏观政策议程的多样性及其变化 |
| 3.5.1 政策议程的多样性基于信息熵的测算 |
| 3.5.2 议程多样性为何变化——基于政策议定场所的案例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议程设置何以影响环境治理绩效——基于TOBIT模型的检验 |
| 4.1 问题提出 |
| 4.2 地方政府政策议程的宏观结构——以省政府常务会议为例 |
| 4.2.1 数据获取与文本预处理 |
| 4.2.2 主题建模与结果输出 |
| 4.3 单一政策议题注意力水平的测量 |
| 4.3.1 管理学研究中组织注意力测量的一般方法 |
| 4.3.2 省政府常务会议政策注意力的测量——方法与步骤 |
| 4.3.3 对单一政策议题相对注意力变化的描述性分析 |
| 4.4 基于BCC模型和MALMQUIST模型的省域环境治理绩效测度 |
| 4.4.1 研究方法——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 |
| 4.4.2 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 |
| 4.4.3 基于BCC模型的省域环境治理静态效率测算 |
| 4.4.4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省域环境治理动态效率测算 |
| 4.5 基于TOBIT模型的议程设置与区域环境绩效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5.1 假设提出 |
| 4.5.2 模型设定 |
| 4.5.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5.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4.5.5 稳健性检验 |
| 4.6 基于逐步回归法的政策议程设置影响环境治理绩效的机制分析 |
| 4.6.1 假设提出 |
| 4.6.2 模型设定 |
| 4.6.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6.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议程设置与环境治理绩效基于广义DID的检验 |
| 5.1 问题提出 |
| 5.2 中国环境治理宏观制度背景的叙事分析 |
| 5.2.1 中国环境治理宏观制度变迁的演进历程 |
| 5.2.2 中国环境管理体制中的“央地关系” |
| 5.2.3 制度环境、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思路 |
| 5.3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省域环境治理绩效测量 |
| 5.3.1 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 |
| 5.3.2 指标构建与数据获取 |
| 5.3.3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省域环境绩效测度 |
| 5.4 基于DID的制度环境、议程设置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1 假设提出 |
| 5.4.2 模型设定 |
| 5.4.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4.4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不足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案例研究与描述性分析的主要结论 |
| 6.1.2 因果推断与机制分析的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2.1 发挥制度优势,有效拓展议程设置空间 |
| 6.2.2 拓宽信息渠道,合理安排政策议程内容 |
| 6.2.3 健全体制机制,提升决策者的注意力管理能力 |
| 6.2.4 理顺央地关系,积极发挥中央政府的“指挥棒”作用 |
| 6.3 研究不足与后续工作 |
| 6.3.1 研究内容方面 |
| 6.3.2 方法模型方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编码一致性检验结果 |
| 附录2: 省政府常务会议文本编码类目系统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着作 |
（3）大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时空特征、机理与效应研究 ——以南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棚户区改造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
| 1.1.2 棚户区改造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政策手段 |
| 1.1.3 棚户区改造成为社会转型发展中困境的缩影 |
| 1.1.4 棚户区改造的效应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辨析 |
| 1.3.1 贫民窟与棚户区(Slum/shantytown) |
| 1.3.2 棚户区改造(Shantytown Transformation)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范畴界定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4.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国外贫民窟研究综述 |
| 2.1.1 贫民窟的形成机制研究 |
| 2.1.2 贫民窟的社会问题研究 |
| 2.1.3 贫民窟的治理措施研究 |
| 2.1.4 贫民窟的演变趋势研究 |
| 2.1.5 国外研究相关评述 |
| 2.2 国内棚户区研究综述 |
| 2.2.1 棚户区改造政策研究 |
| 2.2.2 棚户区改造实践研究 |
| 2.2.3 棚户区改造效应研究 |
| 2.2.4 国内棚户区研究评述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城市社会空间理论(Urban Social Space Theory) |
| 2.3.2 城市企业主义理论(Entrepreneurialism Theory) |
| 2.3.3 府际关系理论(Inter Governmental Relations) |
| 第3章 南京棚户区演化历程及格局特征 |
| 3.1 新中国成立前:棚户区区位初显到形成的漫长历程 |
| 3.1.1 南京古代城市格局中棚户区区位初显 |
| 3.1.2 民国时期南京棚户区形成 |
| 3.2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棚户区中心集聚的规模扩大期 |
| 3.2.1 改革开放前南京城市棚户区分布格局 |
| 3.2.2 计划经济时期零星棚户区的拆除与重建 |
| 3.3 改革开放至住房制度改革前(1978-1998):棚户区内聚成片的相对集中布局期 |
| 3.3.1 内聚成片的空间布局 |
| 3.3.2 拆一建多的棚户区改造 |
| 3.4 住房改革初期(1998-2008):由内向外跳跃式扩迁的突变期 |
| 3.4.1 连片棚户区的逐步消失 |
| 3.4.2 差别化的棚户区改造 |
| 3.5 棚户区改造政策实施以来(2008-2018):内点外片的空间优化期 |
| 3.5.1 小尺度点状集聚为主的棚户区分布格局 |
| 3.5.2 尚未拆迁的零星棚户区 |
| 3.6 南京棚户区格局与改造过程分析 |
| 3.6.1 南京棚户区格局演化过程 |
| 3.6.2 南京棚户区改造过程的特征:典型核心边缘结构 |
| 第4章 “棚改”实施以来南京棚户区社会空间特征 |
| 4.1 棚户区改造过程的空间特征 |
| 4.1.1 空间分布特征:“由内及外”、“内小外大” |
| 4.1.2 改造前后对比:“环境改善”、“功能提升” |
| 4.2 拆迁安置居民社会特征与迁居特征 |
| 4.2.1 社会群体特征:人口老龄化、较高贫困率 |
| 4.2.2 安置迁居模式:中心到边缘、分散到集中 |
| 4.3 基于土地权属的棚户区类型划分及差异 |
| 4.3.1 国有土地棚户区和集体土地棚户区 |
| 4.3.2 两类棚户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比较 |
| 4.4 西街与南河两个实证案例的对比 |
| 4.4.1 国有土地棚户区:西街片区 |
| 4.4.2 集体土地棚户区:南河片区 |
| 4.4.3 西街与南河案例的差异总结 |
| 第5章 棚户区改造的机制分析 |
| 5.1 政治环境驱动力 |
| 5.1.1 土地储备制度的空间效应 |
| 5.1.2 府际治理的综合推动 |
| 5.1.3 基于成本考虑的差异化安置政策 |
| 5.2 社会生产驱动力 |
| 5.2.1 经济增长的空间实现 |
| 5.2.2 企业主义的政府运作 |
| 5.2.3 实现空间正义的均衡发展需求 |
| 5.3 个体行为驱动力 |
| 5.3.1 贫困家庭生活改善的契机 |
| 5.3.2 一般家庭迁居的资金来源 |
| 5.3.3 中产阶层财富积累的机遇 |
| 5.4 棚户区改造的综合驱动模型 |
| 第6章 南京棚户区改造的社会空间效应 |
| 6.1 空间绅士化与郊区化效应 |
| 6.1.1 城市景观环境更新 |
| 6.1.2 城市空间功能重构 |
| 6.1.3 城市居住郊区化拓展 |
| 6.2 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效应 |
| 6.2.1 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
| 6.2.2 带动城市房地产市场繁荣 |
| 6.2.3 提升棚户区居民经济收益 |
| 6.3 居住与城市品质提升效应 |
| 6.3.1 改善居民住房条件 |
| 6.3.2 避免城市内城衰败 |
| 6.3.3 消除社会治理“盲区” |
| 6.4 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 |
| 6.4.1 拆迁过程的社会矛盾问题 |
| 6.4.2 困难群体的利益剥夺问题 |
| 6.4.3 城市贫困的转移集聚问题 |
| 6.4.4 安置居民的社会成本问题 |
| 第7章 棚户区改造政策演变与优化建议 |
| 7.1 棚户区改造政策演变与南京的地方实践 |
| 7.1.1 国家层面棚户区改造政策的演变历程 |
| 7.1.2 南京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地方实践 |
| 7.2 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审视 |
| 7.2.1 自上而下政策的执行偏差:范围界定模糊带来的“搭便车” |
| 7.2.2 失衡的空间政策:规划的空间正义问题 |
| 7.2.3 不同安置政策带来的“身份歧视”:权益保障的供需失配 |
| 7.2.4 基于成本的拆迁安置政策后效:内城原住民的边缘化处境 |
| 7.3 棚户区改造政策的优化建议 |
| 7.3.1 棚户区改造中府际关系的优化 |
| 7.3.2 基于空间正义的城市规划 |
| 7.3.3 基于社会公平的拆迁安置政策 |
| 7.3.4 棚户区改造中资金政策的优化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棚户区类型与社会空间差异 |
| 8.1.2 南京棚户区时空演变与改造特征 |
| 8.1.3 南京棚改的驱动机理与正负效应 |
| 8.2 创新与不足 |
| 8.2.1 本文创新点 |
| 8.2.2 研究不足之处 |
| 8.3 讨论与展望 |
| 8.3.1 基于改造的棚户区治理研究是综合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 |
| 8.3.2 基于棚户区改造的社会空间理论体系需进一步探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南京拆迁安置居民居住迁移情况电话访谈记录表 |
| 附录B 棚户区改造政策文件汇总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5）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与实践持续强化演变 |
| 1.1.2 国内背景:本土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现实与转型需求存在落差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理论问题:归纳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1.2.2 应用问题: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成效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拓展完善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论认知 |
| 1.3.2 实现由静态格局到动态演进的规律总结转变 |
| 1.3.3 应对转型期本土旧城中心区的优化升级需求 |
| 1.4 相关概念 |
| 1.4.1 旧城中心区 |
| 1.4.1.1 概念定义 |
| 1.4.1.2 范围界定 |
| 1.4.2 土地混合利用 |
| 1.4.3 可持续更新 |
| 1.5 研究综述 |
| 1.5.1 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相关研究 |
| 1.5.1.1 发展历程研究 |
| 1.5.1.2 理论概念演变研究 |
| 1.5.1.3 政策与实践演变研究 |
| 1.5.1.4 形成机制、测度方法与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
| 1.5.2 旧城中心区更新路径演变 |
| 1.5.2.1 更新政策实践发展历程研究 |
| 1.5.2.2 演变规律研究 |
| 1.5.3 研究评述 |
| 1.6 研究目标 |
| 1.7 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1.1 跨学科综合 |
| 1.7.1.2 历史研究 |
| 1.7.1.3 比较归纳 |
| 1.7.1.4 定量定性相结合 |
| 1.7.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 |
| 2.1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必要性 |
| 2.1.1 实现可持续更新是土地混合利用的本质内涵 |
| 2.1.1.1 土地利用方式内涵与准则的理论要求 |
| 2.1.1.2 实践复苏及广泛兴盛的现实要求 |
| 2.1.2 过往研究对土地混合利用认知的异同 |
| 2.1.2.1 概念理解差异中蕴含的模糊化 |
| 2.1.2.2 概念理解共识中的确定与非确定 |
| 2.1.3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
| 2.1.3.1 过往研究对演变规律的解析不足 |
| 2.1.3.2 新的审视框架建立的准则 |
| 2.2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 |
| 2.2.1 审视思路的确立 |
| 2.2.1.1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审视内容维度 |
| 2.2.1.2 基于实践方式演变的审视历程维度 |
| 2.2.1.3 基于研究目标的审视规律应用维度 |
| 2.2.2 审视对象及范围 |
| 2.2.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2.2.2.2 时间范围的确定 |
| 2.2.3 审视分析数据基础 |
| 2.2.3.1 西方路径演变规律审视数据资料 |
| 2.2.3.2 南京路径演变趋势审视数据资料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追求“秩序与疏解”的瓦解阶段(1900s-1950s) |
| 3.1 “混杂”成为急需解决的不可持续根源 |
| 3.1.1 环境维度:拥挤混杂布局引发环境恶化 |
| 3.1.2 社会维度:持续社会隔离加重交通拥堵 |
| 3.1.3 经济维度:混杂权属阻碍商业开发需求 |
| 3.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现代规划理论的应对方式评述 |
| 3.2.1 寻求结构秩序性 |
| 3.2.1.1 理性功能主义 |
| 3.2.1.2 交通分区的协同 |
| 3.2.2 疏散人口与功能 |
| 3.2.2.1 霍华德田园城市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2.2 格迪斯的区域规划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3 现代规划理论的利弊影响与“片面应用”机制 |
| 3.2.3.1 现代规划理论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利弊影响 |
| 3.2.3.2 现代规划理论的“片面应用”:经济维度至上的中央商务区 |
| 3.3 基于片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瓦解实践 |
| 3.3.1 关注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分离 |
| 3.3.1.1 政策引导下低价值功能外迁 |
| 3.3.1.2 市场机制下经济性职能集聚 |
| 3.3.1.3 政府掌控下公共空间提升 |
| 3.3.2 追求秩序隔离的时空利用模式 |
| 3.3.2.1 “功能—交通”空间隔离模式 |
| 3.3.2.2 “宏观—微观”时间断裂模式 |
| 3.3.3 强调集权控制的实施管理体系 |
| 3.3.3.1 集权式区划工具的运用 |
| 3.3.3.2 公共征地权下的更新政策 |
| 3.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4章 促进“活力与消费”的复苏阶段(1960s-1980s) |
| 4.1 秩序疏解造成的不可持续恶果 |
| 4.1.1 社会维度:人口隔离与社会结构断裂 |
| 4.1.1.1 “宏观-微观”双层面的人口隔离 |
| 4.1.1.2 社会生态结构遭到破坏 |
| 4.1.2 环境维度:物质空间破坏与环境恶化 |
| 4.1.2.1 物质空间破坏 |
| 4.1.2.2 生活环境恶化 |
| 4.1.3 经济维度:经济衰退与去工业化灾难 |
| 4.1.3.1 经济持续衰退 |
| 4.1.3.2 去工业化的灾难影响 |
| 4.1.4 综合结果:安全丧失与不公平的动乱 |
| 4.1.4.1 秩序与疏解导致安全隐患 |
| 4.1.4.2 社会不公平引发大规模动乱 |
| 4.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后现代规划理论复苏框架评述 |
| 4.2.1 人本主义的城市多样性 |
| 4.2.1.1 雅各布斯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1.2 其他多样性拥护者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 延续历史的城市文脉主义 |
| 4.2.2.1 英国城镇景观运动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2 美国文脉主义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3 批判无序蔓延的中心区回归 |
| 4.2.3.1 对无序蔓延的批判 |
| 4.2.3.2 重归中心区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4 追求社会公正的公众参与 |
| 4.2.4.1 土地利用方式非公正的背后机制 |
| 4.2.4.2 公众参与成为解决途径 |
| 4.2.5 后现代规划理论下的复苏框架与“非全面应用”机制 |
| 4.2.5.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框架 |
| 4.2.5.2 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非全面应用”:侧重经济维度的中央游憩区 |
| 4.3 基于非全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实践 |
| 4.3.1 侧重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混合复苏 |
| 4.3.1.1 居住功能的局部恢复及其混合复苏 |
| 4.3.1.2 办公引领的功能混合及社会维度关注尝试 |
| 4.3.1.3 商业模式转变及大规模建设 |
| 4.3.1.4 文化休闲的功能与规模多维度复苏 |
| 4.3.1.5 公共空间的经济维度转向及空间环境营造 |
| 4.3.2 基于涓滴模式的时空混合复苏模式 |
| 4.3.2.1 涓滴网络的空间模式 |
| 4.3.2.2 涓滴渗透的时间模式 |
| 4.3.3 应对弹性合作的实施管理体系 |
| 4.3.3.1 规划体系改革:弹性与约束并存 |
| 4.3.3.2 更新政策转变:由集权转向合作 |
| 4.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5章 “可持续全面提升”的衍化阶段(1990s至今) |
| 5.1 活力营造表面下的不可持续隐忧 |
| 5.1.1 社会维度:绅士化、私有化及社区关注不足 |
| 5.1.1.1 多维绅士化与空间同质化 |
| 5.1.1.2 空间私有化与阴影效应 |
| 5.1.1.3 缺乏对社区与弱势群体关注 |
| 5.1.2 环境维度:忽视公共环境与公交一体化建设 |
| 5.1.2.1 公共环境影响 |
| 5.1.2.2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不足 |
| 5.1.3 经济维度:“人口-商业-办公”裹挟式外迁现象加剧 |
| 5.1.3.1 人口持续郊区化 |
| 5.1.3.2 零售购物郊区化 |
| 5.1.3.3 办公就业郊区化 |
| 5.2 可持续更新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拓展衍化 |
| 5.2.1 可持续发展对土地利用体系的创新需求 |
| 5.2.2 可持续更新三种分支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衍化 |
| 5.2.2.1 物质空间设计 |
| 5.2.2.2 城市发展行为改良 |
| 5.2.2.3 复杂系统提升 |
| 5.2.3 可持续更新理论下的衍化趋势与“耦合应用”机制 |
| 5.2.3.1 可持续更新理论影响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衍化趋势 |
| 5.2.3.2 可持续更新理论的“耦合应用”:多维度并重的中央活力区 |
| 5.3 基于耦合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衍化实践 |
| 5.3.1 迈向可持续的功能要素混合衍化 |
| 5.3.1.1 居住功能提升及其混合维度衍化 |
| 5.3.1.2 办公功能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社会包容效应 |
| 5.3.1.3 商业功能的中心区地位强调及模式的再度转变 |
| 5.3.1.4 文化休闲功能的社会效应显现 |
| 5.3.1.5 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回归 |
| 5.3.1.6 生态环境维度提升及其混合衍化 |
| 5.3.2 基于全面提升的时空混合衍化模式 |
| 5.3.2.1 整体可持续的空间模式 |
| 5.3.2.2 连续可持续的时间模式 |
| 5.3.3 协调多元需求的实施管理体系 |
| 5.3.3.1 规划体系改革:优化土地混合利用效果 |
| 5.3.3.2 更新政策优化:社会民主制度 |
| 5.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6章 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剖析 |
| 6.1 协同性: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特征 |
| 6.1.1 土地功能要素的双重化演变 |
| 6.1.1.1 功能混合逻辑的演变 |
| 6.1.1.2 可持续维度的提升 |
| 6.1.2 土地利用形式的应对性演变 |
| 6.1.2.1 空间模式双层级演变 |
| 6.1.2.2 时间模式三层面演进 |
| 6.1.3 土地利用权力的保障性演变 |
| 6.1.3.1 管理维度的两极拓展 |
| 6.1.3.2 政策权力的多元民主化演变 |
| 6.1.4 “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 |
| 6.2 三角制: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机制 |
| 6.2.1 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 |
| 6.2.1.1 1990年代前市场的主动应对 |
| 6.2.1.2 1990年代后政策的全面促进 |
| 6.2.1.3 动力机制演变逻辑 |
| 6.2.2 动力机制实施逻辑 |
| 6.2.2.1 社会机制——应对“生产消费方式”是根本需求 |
| 6.2.2.2 市场机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直接动力 |
| 6.2.2.3 政策机制——制定“立体全面政策”是切实保障 |
| 6.2.2.4 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 |
| 6.3 多面化: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本质 |
| 6.3.1 路径演变的内在逻辑 |
| 6.3.1.1 体现了实践中概念理解的演变:从物质空间技术到可持续场所氛围营造 |
| 6.3.1.2 体现了中心区本质属性的回归:“社会活力”集聚区的恢复与超越 |
| 6.3.1.3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提升:个体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双重提升 |
| 6.3.2 路径演变的辩证性思考 |
| 6.3.2.1 重点即难点:协调的内容与过程 |
| 6.3.2.2 不是万能药:实践与理论缝隙的不断弥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效应实现的必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演变审视 |
| 7.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
| 7.1.1 分析要素确立 |
| 7.1.2 分析对象界定 |
| 7.2 空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2.1 空间模式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 |
| 7.2.1.1 分析方法确立 |
| 7.2.1.2 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分析 |
| 7.2.1.3 小结 |
| 7.2.2 空间模式可持续维度演变趋势 |
| 7.2.2.1 多维度内容混合演变趋势分析 |
| 7.2.2.2 整体空间体系协同演变趋势 |
| 7.2.2.3 小结 |
| 7.3 时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3.1 时间模式纵向延伸趋势 |
| 7.3.2 时间模式横向延展趋势 |
| 7.3.2.1 历史氛围特色延续 |
| 7.3.2.2 绿色可持续环境提升 |
| 7.4 权力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4.1 功能混合逻辑控制灵活度演变趋势 |
| 7.4.1.1 用地分类标准弹性演变趋势 |
| 7.4.1.2 建筑物用途调整弹性演变趋势 |
| 7.4.1.3 小结 |
| 7.4.2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与形式演变趋势 |
| 7.4.2.1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演变趋势 |
| 7.4.2.2 可持续效应管治形式演变趋势 |
| 7.4.3 开发控制权力演变趋势 |
| 7.4.3.1 规划制定实施过程演变趋势 |
| 7.4.3.2 城市更新运作过程演变趋势 |
| 7.4.3.3 小结 |
| 7.5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问题、机制与改革建议 |
| 7.5.1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与问题总结 |
| 7.5.1.1 成效与问题的全面总结 |
| 7.5.1.2 成效与问题的分类总结 |
| 7.5.2 既有路径演变问题的内在机制 |
| 7.5.2.1 理念固化于“功能混合” |
| 7.5.2.2 实践固化于“局部地块” |
| 7.5.2.3 制度固化于“事前设计” |
| 7.5.3 既有路径优化改革建议 |
| 7.5.3.1 统一明确新时期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内涵,扭转“偏重经济维度”思维 |
| 7.5.3.2 结合城市双修政策,突破局部地块实践桎梏 |
| 7.5.3.3 建立保障良性演变的全历程调控制度体系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回顾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历程 |
| 8.1.1.1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前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1.2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后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2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8.1.2.1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特征 |
| 8.1.2.2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机制 |
| 8.1.2.3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本质 |
| 8.1.3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南京路径演变审视 |
| 8.1.3.1 南京既有路径成效 |
| 8.1.3.2 南京既有路径问题 |
| 8.1.3.3 南京既有路径内在机制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创建了可持续更新综合审视框架 |
| 8.2.2 深化了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规律认知 |
| 8.2.3 审视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既有路径成效与问题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进一步深化演变规律认知 |
| 8.3.2 进一步全面审视我国路径 |
| 8.3.3 进一步提出改革政策措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6）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 |
| 2.2 国内文献 |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城镇化 |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 3.1.3 新型城镇化 |
| 3.1.4 绿色发展 |
| 3.1.5 绿色城镇化 |
| 3.1.6 耦合 |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 3.2.5 系统理论 |
| 3.2.6 PSR框架模型 |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 4.3.7 其他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 6.2.2 权重的确定 |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1.1 德国埃朗根 |
| 7.1.2 瑞典马尔默 |
| 7.1.3 美国伯克利 |
| 7.1.4 日本北九州 |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2.1 北京 |
| 7.2.2 上海 |
| 7.2.3 贵阳 |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的困境及转型 ——以G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关于运动式治理的内涵的研究 |
| (2)关于运动式治理成因的研究 |
| (3)关于运动式治理的评价 |
| 3、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潜在创新与不足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3、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二、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 |
| 1、城市环境 |
| 2、城市环境综合治理 |
| 3、运动式治理 |
| 4、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 |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 1、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协同治理理论 |
| 三、运动式治理的实践:以G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为例 |
| (一)治理概况 |
| 1.治理目标 |
| 2.治理规划 |
| 3、治理机构设置及实施主体 |
| 4、治理保障机制 |
| 5、治理进程 |
| (二)优质工程 |
| 1、老旧居民社区治理改造——工人新村“整街坊靓化”工程 |
| 2、重点区域周边整治提升——华盛街提升改造工程 |
| (三)治理成效分析 |
| 1、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总体成效 |
| 2、运动式治理模式在工作中取得成效的原因 |
| 四、运动式治理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运动式治理的现实困境 |
| 1、强调政治性,对政府部门施加较大压力 |
| 2、重视短期性,使治理成果难以长期延续 |
| 3、突出运动性,对社会心理产生不良影响 |
| (二)G区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存在困境的原因分析 |
| 1、治理体制尚不完善 |
| 2、社会动员未落实处 |
| 3、保障机制仍需加强 |
| 五、国内外多中心协同治理经验及启示 |
| (一)国外多中心协同治理经验 |
| 1、科技助推多中心协同机制的建立——美国纽约市的MODA大数据平台 |
| 2、法律法规引导多元参与机制——日本绿色治理中的全面参与 |
| 3、公民主人翁意识的培育——新加坡“花园中的城市”建设 |
| (二)国内多中心协同治理经验 |
| 1、党组织的引导协调——宜昌市西陵区社区治理中的参与机制创新 |
| 2、建立健全保障机制——佛山市基层治理中的保障机制创新 |
| (三)对G区治理模式转型的启示 |
| 1、党委政府的引领和协调是转型关键 |
| 2、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是必要前提 |
| 3、理念技术的提升和运用是有效保障 |
| 4、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是长远之计 |
| 六、G区社会治理向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转型的建议 |
| (一)加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 |
| 1、构建政府社会治理职能转移机制 |
| 2、探索新型党群联络机制 |
| 3、健全科学的绩效评价及奖惩机制 |
| 4、强化监督和问责机制 |
| (二)全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 |
| 1、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体系 |
| 2、壮大基层法律服务队伍 |
| (三)提升现代化信息技术服务保障能力 |
| 1、加快大数据平台的建设 |
| 2、打造高速便捷的信息公开平台 |
| (四)引入引导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治理 |
| 1、引入社会治理市场化机制 |
| 2、加快培育专业化社会组织 |
| 3、建立健全社会组织评估和退出机制 |
| (五)动员公众参与,探索基层自治 |
| 1、提升社区治理与自治水平 |
| 2、加强社会志愿服务资源整合 |
| 3、培养公民主人翁意识,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
| 七、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8）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文献回顾与述评 |
| 1.2.1 关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文献回顾 |
| 1.2.2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文献回顾 |
| 1.2.3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在土地利用领域文献回顾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技术路线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新旧动能转换 |
| 2.1.2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 2.1.3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
| 2.1.4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 |
| 2.1.5 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
| 2.2 主要理论基础 |
| 2.2.1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 |
| 2.2.2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 2.2.3 土地供给理论 |
| 2.2.4 空间区位理论 |
| 2.2.5 “两山”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新旧动能的ULGUE测度理论分析框架与指标构建 |
| 3.1 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理论分析框架 |
| 3.2 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
| 3.2.1 科学性与客观性原则 |
| 3.2.2 可操作与可量化原则 |
| 3.2.3 系统性与精简性原则 |
| 3.3 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 3.3.1 投入指标体系构建 |
| 3.3.2 产出指标体系构建 |
| 3.4 测度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
| 3.4.1 测度方法选择 |
| 3.4.2 测度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
| 4.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1.1 研究样本与说明 |
| 4.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1.3 研究区土地投入 |
| 4.2 研究方法选择与说明 |
| 4.2.1 非参数核密度估计 |
| 4.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4.3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结果比较分析 |
| 4.4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
| 4.4.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走势特征分析 |
| 4.4.2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演进特征分析 |
| 4.5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 4.5.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现实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 4.5.2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关联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 4.5.3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热点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及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
| 5.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以及驱动因素理论分析 |
| 5.1.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理论分析 |
| 5.1.2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理论分析 |
| 5.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与说明 |
| 5.2.1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 5.2.3 空间杜宾偏微分分解 |
| 5.2.4 模型检验与选择路径 |
| 5.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4 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及驱动因素分析 |
| 5.4.1 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分析 |
| 5.4.2 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
| 5.5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及驱动因素分析 |
| 5.5.1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5.2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分析 |
| 5.5.3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ULGUE提升路径选择 |
| 6.1 重塑理念认知,强化绿色发展逻辑 |
| 6.2 发挥空间溢出,构建联动发展机制 |
| 6.3 尊重区域差异,推进实施因区施策 |
| 6.3.1 东部地区 |
| 6.3.2 中部地区 |
| 6.3.3 西部地区 |
| 6.4 遵循城际差异,推进实施因城施策 |
| 6.5 更新要素投入,优化用地结构配置 |
| 6.6 激发市场活力,发挥政府监管作用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绿色发展的全球共识 |
| 1.1.2 秦巴山地区的生态战略意义 |
| 1.1.3 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导致生态环境结构失衡 |
| 1.1.4 城市空间建设缺乏对绿色发展目标的深入关注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绿色发展相关研究进展 |
| 1.3.2 绿色城市相关研究进展 |
| 1.3.3 空间模式相关研究进展 |
| 1.3.4 秦巴山地区城乡人居环境研究进展 |
| 1.3.5 国内外研究趋势与述评 |
| 1.4 研究范围与内容 |
| 1.4.1 研究范围界定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创新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技术路线 |
| 2 相关基础理论与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 2.1 研究相关的科学基础 |
| 2.1.1 系统论基础 |
| 2.1.2 生态学基础 |
| 2.1.3 生态经济学原理 |
| 2.2 绿色发展理论 |
| 2.2.1 绿色发展的缘起 |
| 2.2.2 绿色发展的理论模型 |
| 2.3 绿色发展的建设实践 |
| 2.3.1 欧洲国家的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 2.3.2 日本的生态城镇群及循环型社会建设 |
| 2.3.3 中国的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 2.3.4 绿色发展建设实践的经验与不足 |
| 2.4 绿色空间的建设实践 |
| 2.5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5.1 基本概念解析 |
| 2.5.2 城市空间结构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
| 2.5.3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5.4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原则 |
| 2.6 本章小结 |
| 3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现状及其问题 |
| 3.1 陕南地区人居环境特征 |
| 3.1.1 地理位置居于秦巴山地区核心地段 |
| 3.1.2 自然生态条件优势明显 |
| 3.1.3 人居环境建设受自然环境影响明显 |
| 3.2 商洛城市环境状况 |
| 3.2.1 商洛城市生态环境优越 |
| 3.2.2 商洛城市产业经济具有转型潜力 |
| 3.2.3 商洛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率不高 |
| 3.3 商洛城市建设用地拓展及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
| 3.3.1 1990-2015年商洛城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拓展 |
| 3.3.2 商洛城市中心城区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
| 3.4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问题 |
| 3.4.1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态势及空间效能 |
| 3.4.2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问题 |
| 3.4.3 论文研究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4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
| 4.1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价值取向 |
| 4.1.1 “绿色增长”导向的城市空间扩展 |
| 4.1.2 空间环境效能导向的城市生态安全 |
| 4.2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构建 |
| 4.2.1 现有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
| 4.2.2 现有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不足与缺失 |
| 4.2.3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构建 |
| 4.3 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定量分析 |
| 4.3.1 定量分析模型方法 |
| 4.3.2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状况评价 |
| 4.3.3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相关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
| 4.3.4 基于定量分析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趋势 |
| 4.4 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定位分析 |
| 4.4.1 空间句法分析法 |
| 4.4.2 商洛城市重点功能用地空间的定位分析 |
| 4.4.3 基于定位分析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趋势 |
| 4.5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分析 |
| 4.5.1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分析的前提条件 |
| 4.5.2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模型构建 |
| 4.5.3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评价 |
| 4.5.4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生态关系分析 |
| 4.5.5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的空间结构分析 |
| 4.6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下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总结 |
| 4.6.1 “绿色协调度”的城市生态空间建设均衡性 |
| 4.6.2 “绿色发展度”的城市经济产业空间建设集约性 |
| 4.6.3 “绿色持续度”的物质循环再利用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覆盖共享性 |
| 4.7 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具有绿色发展内涵的空间模式 |
| 4.8 本章小结 |
| 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体系 |
| 5.1 商洛“一体两翼”地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 5.1.1 垂直分异明显的地理空间系统 |
| 5.1.2 沿水系与交通趋向分布的人居环境系统 |
| 5.1.3 典型的“弱单核”要素流与区域经济系统 |
| 5.1.4 “基质-廊道-斑块”楔形环拥的景观生态格局 |
| 5.1.5 “水平+垂直”维度的绿色发展区域空间结构 |
| 5.2 商洛城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 5.2.1 自然生态空间——城区空间结构基底 |
| 5.2.2 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方式——城区空间结构基面 |
| 5.2.3 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城区空间结构基质 |
| 5.2.4 “基底-基面-基质”的绿色发展城区空间结构 |
| 5.3 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 5.3.1 “微气候-水系统-居住用地资源”构成的本底要素 |
| 5.3.2 “生态循环-经济循环-社会化”的功能协同要素 |
| 5.3.3 “节能降耗-物质循环”的绿色发展住区空间结构 |
| 5.4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体系 |
| 5.4.1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组成 |
| 5.4.2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研究 |
| 5.4.3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组织特征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 |
| 6.1 绿色发展目标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 |
| 6.1.1 传统的城市空间模式 |
| 6.1.2 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与空间模式 |
| 6.1.3 “宏观-中观-微观”的层级性原则 |
| 6.1.4 “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的差异性原则 |
| 6.1.5 “自然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的整体性原则 |
| 6.1.6 “协调-发展-持续”的时序性原则 |
| 6.1.7 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体系构建 |
| 6.2 商洛“一体两翼”地区一体多元空间模式 |
| 6.2.1 自然生态空间的一体有序 |
| 6.2.2 产业经济空间的一体循环 |
| 6.2.3 “水平+垂直”维度的自然生态空间与产业空间立体融合 |
| 6.2.4 “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类型的城乡空间一体多元 |
| 6.3 商洛城区复合流动空间模式 |
| 6.3.1 自然空间结构的生态互动 |
| 6.3.2 经济空间结构的复合连通 |
| 6.3.3 社会空间结构的包容稳定 |
| 6.3.4 “功能联结-交错弹性”的城区空间复合流动 |
| 6.4 商洛城市住区紧凑宜居空间模式 |
| 6.4.1 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的理论基础 |
| 6.4.2 绿色人居空间单元的构成与特征 |
| 6.4.3 1 5.0hm2规模的商洛城市住区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 |
| 6.4.4 自然要素维持的生态调节 |
| 6.4.5 资源利用与经济循环的紧凑节能 |
| 6.4.6 “邻里-基层”社会化空间的圈层关联 |
| 6.4.7 代谢共生的住区空间紧凑宜居 |
| 6.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 |
| 6.6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启示 |
| 6.6.1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哲学内涵 |
| 6.6.2 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的组织机制 |
| 6.6.3 生态资本地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适宜模式 |
| 6.7 本章小结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 |
| 7.1.2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
| 7.1.3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核心要素 |
| 7.1.4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 |
| 7.1.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 |
| 7.2 论文创新点 |
| 7.2.1 通过“绿色协调度”、“绿色发展度”、“绿色持续度”内涵的量化指标建立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 |
| 7.2.2 依据绿色发展程度构建“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的人居空间格局 |
| 7.2.3 商洛城市15hm2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图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工作及成果 |
（10）基层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以北方A县大气污染防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概况 |
| (二)中国基层生态环境治理研究现状:视角与主题 |
| (三)小结 |
| 三、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何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基层” |
| (二)理论基础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基层治理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问题进入基层治理场域 |
| 一、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治理 |
| 二、条块结构 |
| 三、政府-市场-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基层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变迁 |
| 一、历时变化 |
| 二、治理主体 |
| 第二章 基层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博弈框架 |
| 第一节 生态博弈框架 |
| 一、核心要素 |
| 二、基本过程与功能 |
| 三、政策博弈与治理结果 |
| 第二节 适用与局限 |
| 一、适用性讨论 |
| 二、进路、模型及局限 |
| 第三章 A县大气污染防治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A县基本情况 |
| 一、基本县情 |
| 二、环境治理变迁 |
| 三、聚焦A县大气污染防治 |
| 第二节 政策行动者 |
| 一、行动者概况 |
| 二、行动者网络分析 |
| 第三节 政策制度 |
| 一、制度概况 |
| 二、制度网络分析 |
| 第四节 政策议题 |
| 一、议题概况 |
| 二、议题网络分析 |
| 第四章 基层生态环境治理:特征、问题与原因 |
| 第一节 基本特征 |
| 一、合作功能 |
| 二、分配功能 |
| 三、学习功能 |
| 第二节 存在问题 |
| 一、制度负外部性 |
| 二、议题负外部性 |
| 第三节 产生原因 |
| 一、行动者博弈模拟 |
| 二、行动者结构 |
| 第五章 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转型 |
| 第一节 基层生态环境治理多元协同 |
| 一、多元协同目标 |
| 二、建立基层环境市场机制 |
| 三、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和渠道 |
| 第二节 基层生态环境法治化 |
| 一、环境法治目标 |
| 二、明确基层政府环保权责界限 |
| 三、规范基层环境执法机制 |
| 第三节 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转型意义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 |
| 二、国际比较视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中文 |
| 英文 |
| 附录 |
| 一、A县行动者互动情况统计 |
| 二、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行动者博弈模拟源代码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 一、公开发表论文 |
| 二、公开发表编译文章 |
四、对我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工作的回顾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环境规制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研究[D]. 李泽众.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政策议程设置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D]. 燕阳.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3]大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时空特征、机理与效应研究 ——以南京为例[D]. 袁亚琦. 南京大学, 2020(12)
- [4]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5]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6]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7]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的困境及转型 ——以G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为例[D]. 丁泽龙. 郑州大学, 2020(02)
- [8]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溢出效应研究[D]. 杨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12)
- [9]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D]. 鱼晓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10]基层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以北方A县大气污染防治为例[D]. 刘晓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标签：议程设置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