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突出三项重点 努力实现由农业大县向经济强县的成功跨越（论文文献综述）
胡炅坊[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梁俊山[3]（2020）在《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先后经历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发展阶段,各阶段都是党为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农村基层组织在党的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创新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的核心机制。厘清农村基层党支部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对于实现以制度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党支部领导,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H县D村是一个位于晋、陕、蒙交界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型村庄,其处于“鸡鸣三省”的边缘地理环境、“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民歌海洋”的艺术氛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时空场域中,为基层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经历了组织化的三个重要时期,即从分散个体到组织集体的农民协会时期,从原子化小农到合作化社员的合作化时期和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的人民公社时期。组织化实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启蒙并对农村制度形成初步认知,为改革开放后有序参与村民自治并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村民自治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党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村“两委”关系,为村民自治实践预留了基层制度创新空间。D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为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组织涣散的矛盾复杂村,群众在坚持党的领导制度认知下提出“选书记”的制度创新诉求。地方党委基于“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对诉求积极回应,与人民互动中创造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新做法,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威,有效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两票”制经验在党组织支持和实践检验下不断扩散和深化,最终演化为具有全国普适性的“两推一选”制度。D村“两票”制经验及其“跨村选人”、“一肩挑”的制度创新实践展示了完整的制度创新脉络和经验链条,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文试图通过对D村“两票”制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调研,结合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场域理论对其内在规律进行剖析,形成对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研究发现党支部选举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保障下、农民发展内驱力推动下,遵循理法合一的价值路线,通过内生外嵌的实现路径进行耦合创新的过程。其中制度场域是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四维一体是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系统协同是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耦合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在把握党的基层制度创新逻辑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满足农民发展需求、引领农村“三治融合”和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苏艺,陈井安[4]（2020）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经验与展望——以四川省为例》文中认为新时代,县域经济已成为承载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等多重战略的综合经济形态。西部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四川省为例,回顾了新中国70周年以来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演变特征、取得成就和经验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展望和路径选择。
李先涛[5]（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从中国两千多年的行政区划历史变迁过程来看,行政区划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导向,即巩固政权、强化控制和发展社会生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国家治理重心逐渐由政治建设转向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政府职能转变、权力空间配置以及法律政策供给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而展开。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行政区划改革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功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县级政区,其改革的类型和数量远超省级和地级行政区划改革。诚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在打破城乡壁垒、构建一体化区域市场、推动城市空间生产和权力扩张等方面确实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带米的假性城市化、“逆向调整”和城市空间结构的畸形等问题也愈发明显。行政区划改革本质上是一个治理体系重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地域结构、权力空间、政策覆盖和利益格局都将迎来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因此,行政区划改革影响实际上早已超越了行政范畴,深刻地影响到既定区域内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融合、文化塑造乃至军事部署等多个方面。作为中国基层政治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单元,县级政区一直是国家治理的根基。从治理参与主体而言,县级政府与公民的互动频度远高于省级和地级政府。与乡镇级政府相比,县级政府又是一个拥有完整权力结构体系的治理主体。上级政府的重大改革举措也都需要由县级政府来推动和落实。基于行政区划的广泛影响和县级政区的基础性作用,本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推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秉承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以公共服务供给为核心的原则,坚持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前进路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多种改革类型,而且影响因素较多,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划分为导向子系统、执行子系统和制度保障子系统。它们分别回应的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前进路向、行动指导和制度保障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上述系统分析的结果置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实践,从新型城镇化导向、结构扁平化和制度支持系统化方面对未来的改革路向进行了解析。这是本文研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逻辑思路。全面的文献梳理和多学科的理论支撑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行政区划是多维功能聚合的历史变迁产物。学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功能视角而展开,且采取的技术路线也各不相同。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区划变迁规律、政权体系建设、政府管理绩效、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体系重构和区划法治这六个方面对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作了相关的阐述和评析。与国内聚焦于行政区划的功能性研究不同,国外对于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主要是围绕城市治理（尤其是大都市区治理）展开。学者们更加关注的是运作机制调整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按照其学术观点和技术方法,本文将域外研究成果划分为传统区域主义、地方自治与公共选择、新区域主义和尺度重构与地域重组。这些文献资料的梳理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视角和方法选择提供了借鉴。在理论支持方面,基本概念、维度分析和相关核心理论构成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论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以此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框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一直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本文基于上述现实语境首先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和驱动力做了描述性研究,旨在通过还原改革过程的方式来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从1978年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先后经历市管县体制全面推行、县改区的加速、县改市的暂停与解冻、省直管县的试点和区界重组这五种主要的演化形式。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土地资源整合和行政权力扩张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驱动力。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经济区与行政区的规划冲突、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的矛盾、行政等第的缺失、科学规范论证的缺席以及决策过程合法性的欠缺。导致上述出题出现的原因在于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结构体系科学性的不足和制度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三个子系统的分析是本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导向子系统关注的是政府的理念导向与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在法律还是现实当中,地方政府都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它的理念导向也将直接影响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形式和路径。本文选择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来阐释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议题上的理念导向。一方面,作为公共精神的践行者,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必须要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参与、扞卫社会公平与民主,以此来实现价值理性层面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作为利他性和自利性的集合体,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还需要兼顾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和权力扩张,以此追求工具理性层面的效率。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实际上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交织的过程。它深刻地体现在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上。从改革开放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功能导向经历了从“强政治”到“强经济”的转换。本研究认为,未来这种功能定位应逐渐向“重服务”过渡,真正实现行政区划的人本核心理念。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主要研究的是政府职能重心与权力空间配置。政府职能重心决定着权力空间配置,两者都直接影响到行政区划改革的类型和路径。与此同时,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也体现出政府职能重心的调整。政府职能重心变化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耦合。故此,本文选择从政府职能重心、权力空间配置及其府际关系方面入手,探究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县级行政区划可能的结构性变革。制度保障子系统旨在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构筑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能够于法有据、依法行政,提升其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为了适应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经济发展趋势,构建扁平化的行政区划体系结构,提升相关制度性保障,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立足于三个了系统的优化。在导向子系统方面,努力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和平衡,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和人的发展为核心导向;在执行子系统方面,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规范权力空间配置,建立协商合作型府际关系;在制度保障子系统方面,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构建科学、民主、规范的行政区划决策与评估制度,构筑系统化的法律法规体系。
刘素姣[6]（2017）在《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乡协调发展是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县是联结我国城市与农村、传统与现代的“接点”,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县域政治是我国政治稳定的基石,“郡县治,天下安”。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了我国县域发展的落后和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城乡发展极不协调,既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危及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通过促进县域的发展促进城乡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协调发展,成为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必须借助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政策供给来完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作为一项旨在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供给,从1992年的“强县扩权”开始,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不同程度地展开。随着改革向“行政省直管县”的高级阶段推进,其涉及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改革难度日益增大。目前,诸多省份的“省直管县”试点改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为“困境”中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指明方向、提供动力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基础理论及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从纷繁复杂的目标表述与利益诉求中,廓清“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各种目标表述都内涵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框架之中,“省直管县”体制内涵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本质是通过减少地方政府层级,改变投射在层级之上的权力与资源分配格局,实现“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达到通过促进县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本文以浙江、河南、贵州三个代表省份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样本,分别进行独立与聚类的分析发现:尽管三省份的改革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改革方向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人事干部管理的激励机制、财权事权划分的科学性和区域协作与公共资源共享机制建设是各省份改革共同面临的、左右改革进度和影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成效发挥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改革过程的衍生品,恰是改革的内容本质,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就会减效或流于形式,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触动旧有利益格局,使改革遭遇“困境”或“停滞”。因此,在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下,坚持改革的初衷和正确方向推进改革,比智慧更重要的是面对困难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中央顶层的授权、地方制度创新的激情和学界研究达成的共识。从三省份改革成效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省直管县”体制成效的发挥需要借助一定的经济、社会、地理等条件,并不是所有的省份或县域都适合实行“省直管县”体制,要依据城乡差异和相互关联的程度相机抉择。城乡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发展战略与县域发展的关系,城乡协调发展战略是县域发展的重要契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调整省以下地方政府间权利与利益结构的高难度、复杂性、系统性的工程,其解决的不是一时问题,因此其成效也不是一时可以衡量的。抓住改革的本质问题,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最优”为基本原则,一以贯之指引改革前行的理论线索,完善和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其制度设计的政策建议可概括为:“省管县”与“市管县”共存,“财政直管”与“行政直管”齐驱,基本公共服务统筹权逐步上移到省,公共资源及配置权更多下沉到县,进行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的科学划分,建设独立与合作并行不悖的地方政府间关系。
周维现[7]（2013）在《中国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县域经济是宏观经济之末,微观经济之首,既有城市经济特征,又有农村经济特色,是功能比较完整的基本单元,是落实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节点,发挥着联系宏观和微观经济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欠发达县域是与发达县域相比较而言的,是指那些经济总量小,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吃饭”型财政特征显着,收入水平仍处于温饱状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滞后的县域,在经济发展中属于追赶者,是国家应该重点关注的区域,是化解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空前发展,城镇化进程取得可喜进步,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依然存在,结构性、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尤其是农村改革困境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破解,仅靠国家的扶贫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短期解渴,长期不可行。实际上,欠发达地区不仅缺乏资金、技术和政策的支持,在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干部群众相比,差距也很大。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既要治标,更要治本,着力引导欠发达县域广大干部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挖掘比较优势,选择适合本县发展的正确道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有680个欠发达县,占全国县总数的35%。只有这些县逐步跟上甚至超过全国的发展步伐,县域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大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真正取得新成效,新型城镇化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近年来,经济学界对欠发达县域经济研究有所增多,但总量依然较少,重视程度仍显不够,还需要围绕国际国内新形势、新变化,进行更加深入、务实的研究。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没有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能照抄照搬某种模式,应该在把握县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走特色发展之路；应该用统筹的方法,统揽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统揽城镇和乡村,统揽国有和民营经济,统揽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等诸方面因素,研究和参照较为成功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探索符合本县域实际的发展战略和道路。本文主要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典型研究和系统分析相结合,以及文献研究等方法,系统地研究县域经济的基本理论,系统地分析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系统地阐述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原因,系统地比较欠发达县域与发达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差距,对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揭示了这些典型县域的发展思路、政策措施和经验启示。此外,本文对一些有典型意义的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归纳出这些国家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道路、特点及经验教训。最后,结合国内欠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的研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取得的经验,探究我国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形成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这些对策有可操作性、可复制性、可参考性,具体而言包括七条：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确立合理的经济布局,完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深化行政、财政、金融体制以及科研和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二是优化产业结构,走特色化发展道路。强调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以发展特色化为核心,以发展民营企业为新的增长点。三是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加速工业化发展进程。坚持工业化导向,加强工业园区建设,培育做大龙头企业,优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盘活存量拓展空间,引进增量促进发展。四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强调要发展特色农产品基地,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重视品牌建设,用产业化思路经营特色农业。五是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进行了详细阐述。强调要注重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自觉融入城镇,实现人的城镇化。指出要建设低碳绿色环保城镇,充分发挥园区的集聚效应,支持和引导要素向城镇集中,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城镇经济,加快发展县域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高标准规划城镇内外交通网络,积极推进土地和户籍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六是强调欠发达地区要用好后发优势,利用土地和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培育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价值洼地效应,吸引外来投资；引进高科技企业,实现反梯度发展。七是发展生态经济,建立生态补偿和投融资机制,征收环境保护税,夯实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好青山、绿水和蓝天,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何杰[8]（2013）在《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考察 ——以江苏省L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村义务教育是我国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对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素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导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与城市义务教育之间产生极大的差距,农村义务教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的“短板”。因而,在新世纪,对农村义务教育实施支持性教育政策,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状况,已经成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民生工程”。本文从政策执行的视角,对新世纪以来江苏省L县实施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进行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当前支持性教育政策的特征和县域执行的路径进行反思与分析,并就支持性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提出建议。因而本研究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实践上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本论文共七章。除第一章导论部分外,其余六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是对新世纪我国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政策的产生与行动以及个案县L县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政策执行的总体性研究。第二章运用政策的“多源流理论”对支持性教育政策的产生背景和动因进行分析与揭示,并对国家和江苏省自新世纪以来实施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进行梳理,同时分析这些支持性教育政策执行所取得的总体成效。第三章是对研究个案县江苏省L县的总体性描述。通过对江苏省L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变迁以及教育的现状描述,为支持性教育政策在L县的执行寻求历史和现实的土壤。同时对L县当前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行动与成效进行整体考察。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在这三章里,笔者从政策执行的视角,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资料,依次对L县的支教政策、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政策、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现代化政策的执行及其取得的积极成效、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产生政策执行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在第四章里,L县的支教政策执行出现支教动机异化、支教缺乏针对性、支教管理上的“真空”、人情在支教考核中的渗透等问题,研究者认为其在于支教政策执行中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农村学校在支教政策中的“失语”、支教执行评价主体单一、支持政策能力有限等原因所致。在第五章里,L县在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政策执行中之所以出现政策执行主体转移、对学校能力的过分依赖和对教育资源的分割利用等三个问题,研究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政策的目标群体真正置于关爱支持的“中心地位”。在第六章里,通过对政策链条上的县政府、教育局、镇政府、学校的政策执行考察,研究者认为需要关注政策县域执行过程中因县域内的“非话语权力”而导致的政策执行权力重构和关系运作现象。第三部分为第七章。本部分研究是对前面研究的反思与建议。首先,研究者总结了支持性教育政策特征,研究者认为,支持性教育政策作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政策,其政策特征体现在政策理念从促进义务教育的平等走向均衡、中央和省级政府逐渐成为政策的责任主体、政府财政成为执行的经费投入主体、政策调整对象逐渐多元化、城市教育对农村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等五个方面。其次,研究者对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执行的行政驱动和民间驱动这两种典型的政策执行路径进行反思,分析了这两种政策执行模式的利弊。最后,研究者对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的有效执行提出建议,研究者认为,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的有效执行,不仅需要构建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执行的整合推进模式,而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强化支持性教育政策执行自由裁量权的伦理控制、完善支持性教育政策的县域运行机制、改善支持性教育政策的县域执行环境。
崔庆仙[9]（2012）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文中指出地方制度,是中国国家决策执行系统的“空间一权力”安排,也是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本论文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来,政府主导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地方制度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第二,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曾应对过诸多共同的机遇和挑战,在相应的地方制度建设层面,有哪些普遍意义值得中国借鉴?第三,中国正面临着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路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地方制度改革,在追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地方制度建设应走向何方?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第一,注重问题关怀的实证研究,以上海、漳州、三亚等城市-区域为案例,对地方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解释与证实；第二,遵循逻辑演绎的研究理路,在对地方制度变革与创新的研究中,既努力厘清地方制度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充分发掘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各项制度之间横向的互动机理,从而更准确把握地方制度变革的内在历史逻辑：第三,以人文地理学的相关方法为主,采用学科综合的研究视角,提高理论指导实践的效能。本论文主要有三大研究板块：一是,对西方若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地方制度变革与创新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与借鉴；二是,对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国地方制度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提炼；三是,对当代中国地方制度改革进行了实证与规范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中国两千多年的地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并不断向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方向演进。第二,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地方制度改革主要围绕中央集权和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建设展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逐级下放权力的地方制度改革之路。第三,中国地方制度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家权益地方配置的不均衡和权力下放中行政管理层级与幅度的悖论,这是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地方政府信任危机、腐败现象严重等现实问题的地方制度背景。较多的行政区划层级、复杂的条块关系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制度集权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第四,世界主要现代化大国地方制度变革表现出诸多共性,地方民主自治的精神和能力构成中国与若干现代化大国最为根本的差异。第五,立足于当前政治结构,现有体制内的地方制度改革应当主要是一个方案设计的技术问题和地方政府的作为问题；逐步推进地方民主自治,以此重塑地方制度,使地方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基石和实现社会繁荣的强大动力,应当是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地方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陈力予[10]（2012）在《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传统农业转型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问题，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农业怎样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而这一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实现有效地转型。农业不应该成为现代化发展被摒弃的部分，现代农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才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必经之路。就我国而言，庞大的传统农业体系的转型有赖于政府财政农业支出的保障，然而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县级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广大县域地区财政投入总量不足，财政农业支出更是捉襟见肘，我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缓慢。相比于其他县域发展农业所面临财政支出不足的困窘，经济强县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有着突出的优势，应起到标杆作用，这是因为经济强县有着依靠前期工业化积累起来的财政实力，财政农业支出在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上都具备了推动传统农业转型的可能。但现实情况是，处于高速发展期的我国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度重视，上级政府重“GDP”考核的政策导向使经济强县对传统农业转型的重视程度不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农业人口和实际耕地双降，这直接导致了经济强县一方面由于路径依赖不断加大财政农业支出，一方面未有效地将财政农业支出用于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的推进，这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强县的财政农业支出效益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优势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强县自身的财政支出总量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增大，财政农业支出也随着增加；其次是经济强县有着更强的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善于获得上级的财政农业支出。经济强县在有着相比其他县域明显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优势的同时，在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方面却并不合理，在财政农业支出的对象、使用方式等方面存在问题。其他县域尤其是经济一般而农业有基础的县域，更加注重有限的财政农业支出的使用，充分将其合理配置，而经济强县对农业和农村的补贴等投入由于耕地荒芜、农民角色转变使高投入但边际效益递减，这也直接导致了本该成为农业现代化引领者的经济强县在财政农业支出效率上甚至会弱于其他县域。然而，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长期在低水平会导致错过农业现代化发展机遇期。经济强县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农业问题远比经济薄弱县来的严重，农民身份“工人化”趋势扩展了农民多元化收入来源的同时，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理所当然地出现了耕地抛荒的情况。农地的低回报率，理性的农民转而选择“外出打工”维持生计，这使得耕地抛荒的情况在经济强县十分普遍。农业实际从业人口和农村实际耕种面积在经济强县的“双降”，使经济强县面临着这样的情况，或发展农业现代化，用农业的工业化带来农业的新一轮发展，或将使农业彻底沦为配角。因此，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基于之前关于财政农业、县级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等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国外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实践的基础上，采用一元回归分析、DEA模型等测算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效益、结构效益及财政农业支出使用效益。尝试以路径依赖理论解释经济强县在财政农业支出上的支出轨迹；从边际效应递减理论出发解释经济强县对农业补贴的效益；从农村公共产品属性及变更视角解释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结构特点。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的特征及模式，提出适宜的提高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的具体政策建议。为此，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1）厘清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的本质、基础概念。（2）运用一元回归和灰色关联等计量方法分析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和结构。（3）以DEA模型为计量方式，分析经济强县近10年来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的效益与其他县域经济水平之间的差距。（4）通过对世界各国财政农业支出经验的国际比较，为提高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结构和资金效益指明方向。（5）围绕研究结论展开政策讨论，提出政策建议。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1）本文尝试通过运用文献归纳方法，系统梳理财政农业支出在一些概念上的差异，提出假设及研究模型。（2）运用一元回归和灰色关联等计量方法分析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和结构，表明经济强县的财政农业支出在规模上并不是静态，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的农业产出弹性变化却不明显。结构上经济强县的科技三项费用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较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中具有社会性的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占的比重较大，而直接惠利于农民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则较小。（3）以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效益为对象，以DEA模型为计量方式,得出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总量过度与缺乏，资金结构不合理，支农资金到位率低，支出地区不平衡，重点不突出，体制不完善、监督手段落后。本研究的结论有：（1）在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效率方面上，经济强县并未与其他县域经济拉大距离，甚至一些经济强县明显弱于其他县域。（2）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规模、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及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等的计量分析，得出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呈现上升趋势，路径依赖效果明显。（3）经济强县的农业补贴边际效应递减，人均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的同时农业人口减少、实际耕地减少。（4）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对象应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主，发挥农业工业化企业的带动作用，但目前这些工作开展得十分有限。（5）经济强县工农混用的公共产品是影响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的重要原因。（6）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中的科技支出普遍不足，主要是现行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农业科技支出流向最重要的主体——企业和第三方。（7）导致经济强县无法专注于财政农业支出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原因是当前压力型政治体制下的考核指标。本文还总结了在经济百强县中，形成了以“优秀农业—政府主导型”的“整合型”、“优秀农业—民营主导型”的“融合型”、“薄弱农业—政府主导型”的“磨合型”、“薄弱农业—民营主导型”的“竞合型”四种经济强县的财政农业支出模式。同时，本文还专门研究西方国家财政农业支出的有效做法，重点考察了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对财政农业支出对象的选择。为了缓解上述矛盾，本研究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1）财政支出管理立法，规范财政支出的法律依据；（2）构建全过程监督体系，提高财政农业支出的透明度；（3）部署财政农业支出总体战略，实现农业产业化目标；（4）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加大农业科技化投入。实现经济强县以工业带动农业产业化的目标。（5）实现经济强县传统农业向都市农业的转型。由于当前对县级政府财政农业支出研究的前期积累有限，而发现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效益低的事实，并强调经济强县要从不同角度出发实现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因此本研究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有机结合了计量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等方法，分析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效益。但由于本研究条件所限，与江苏省、山东省等地的经济强县相比，福建省的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的特征无法有效地囊括全国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的特征。对此总结出全国范围的财政农业支出模式，不同模式之间存在着极强的相似性，但也有极大的差异性。因此，本课题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突出三项重点 努力实现由农业大县向经济强县的成功跨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突出三项重点 努力实现由农业大县向经济强县的成功跨越（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基本问题与反思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基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进路:视角选择与理论假设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四)理论视角 |
| 四、研究样本:村庄选取与典型特征 |
| (一)样本选取原则 |
| (二)样本基本概况 |
| (三)样本典型特征 |
| 第一章 地理交汇与文化交融:“两票”制探索的时空场域 |
| 1.1 “鸡鸣三省”之边缘地理 |
| 1.1.1 H县沿革与县域区位 |
| 1.1.2 D村由来与村庄区位 |
| 1.1.3 边缘地理的交集与自立 |
| 1.2 “十年九旱”之古渡经济 |
| 1.2.1 天与地:传统农业根基薄弱 |
| 1.2.2 福与祸:黄河泊来利弊 |
| 1.2.3 破与立:挣扎的渡口经济 |
| 1.3 “民歌海洋”之艺术之乡 |
| 1.3.1 “二人台”:艺术的地域根基 |
| 1.3.2 民风活跃:曲艺塑造下的地方文化 |
| 1.3.3 走西口:艺术与社会的互动 |
| 1.4 “自治示范”之民主金石 |
| 1.4.1 《村组法》试行与H县试点 |
| 1.4.2 《村组法》落实与H县示范 |
| 1.4.3 突破:自治精神萌动农民诉求 |
| 第二章 民主启蒙与制度认知:“两票”制探索前的民主习得 |
| 2.1 农民协会时期:从分散个体到组织化集体 |
| 2.1.1 清末的农会组织 |
| 2.1.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织 |
| 2.1.3 解放区的农民协会重建 |
| 2.2 合作化时期:从分散小农到合作化社员 |
| 2.2.1 农民所有制下的个体经营尝试与缺陷 |
| 2.2.2 传统变工下的互助生产 |
| 2.2.3 初级合作社下合作意识的萌动 |
| 2.3 人民公社时期: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 |
| 2.3.1 高级合作社:从自发合作到集体行动 |
| 2.3.2 集体化社员:从生产社员到政治成员 |
| 2.3.3 运动化社员:从政治参与到群体乱序 |
| 2.4 包产到户:从秩序缺位到民主自治 |
| 2.4.1 退潮与反思:农民乱序参与的折返 |
| 2.4.2 探索与首创:包产到户的农民实践 |
| 2.4.3 民主与权利:村民自治的制度构建 |
| 第三章 民主探索与制度创新:“两票”制产生与实践的内在动因 |
| 3.1 “村民自治”:两票制创新的制度前提 |
| 3.1.1 村民自治顶层设计为制度创新提供机制保障 |
| 3.1.2 村民自治实践开启制度创新窗口 |
| 3.1.3 村民自治使农村基层党建产生新“需求” |
| 3.2 “为利抗争”:两票制创新的工具理性 |
| 3.2.1 依法举揭:政治认同下农民维权的路径选择 |
| 3.2.2 创制扩权:农民诉求表达的行动策略 |
| 3.2.3 以势易权:农民诉求实现的精神取向 |
| 3.3 “人民中心”:两票制创新的价值回应 |
| 3.3.1 诉求回应: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必然要求 |
| 3.3.2 互动创制:两票制创新的实践路径 |
| 3.3.3 农民中心:两票制的价值遵循 |
| 3.4 “政治实验”:两票制创新的探索路径 |
| 3.4.1 政治实验与政治学实验 |
| 3.4.2 中国的“政治实验”范式 |
| 3.4.3 两票制:政治实验的基层实践 |
| 第四章 民主落实与制度拓展:“两票”制发展与深化的路径选择 |
| 4.1 实践检验与制度成型:D村试选到W镇推行 |
| 4.1.1 制度诉求:“信任票”的产生缘由 |
| 4.1.2 制度供给:实践检验下的诉求回应 |
| 4.1.3 创制成效:制度创新绩效的现实反映 |
| 4.2 经验推广与制度发展:从X地区现场会到山西培训班 |
| 4.2.1 组织领导:制度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 |
| 4.2.2 农民实践:制度创新发展的驱动力量 |
| 4.2.3 制度风险:制度创新的宏观考量 |
| 4.3 全国借鉴与制度变体:从“两票”制到“两推一选” |
| 4.3.1 有限效度:“两票”制昙现与折返 |
| 4.3.2 水波效应:“两票”制的后创制时代 |
| 4.3.3 制度变体:“两推一选”创制与全国落地 |
| 4.4 民主深化与制度超越:从村支部选举到乡镇直选 |
| 4.4.1 民主上升:公推直选由乡村走向乡镇 |
| 4.4.2 民主拓展:由村内选举走向多村联选 |
| 4.4.3 民主深化:制度创新的持续动力 |
| 第五章 耦合创新: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 |
| 5.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的组织保障 |
| 5.1.1 农村党建催生制度创新需求 |
| 5.1.2 地方党组织推动制度创新实践 |
| 5.1.3 党中央确认制度创新结果 |
| 5.2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 |
| 5.2.1 农民逐利:制度创新的经济动因 |
| 5.2.2 农民维权:制度创新的政治追求 |
| 5.2.3 农民参与:制度创新的文化场域 |
| 5.2.4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核心动力 |
| 5.3 理法合一:制度创新的价值遵循 |
| 5.3.1 合法性:制度创新的外部边界 |
| 5.3.2 合理性:制度创新的内在准绳 |
| 5.3.3 人民性:理法合一的创制精神 |
| 5.4 内生外嵌: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 |
| 5.4.1 诉求萌发:制度创新的起点 |
| 5.4.2 以势抗争:制度议程的设置 |
| 5.4.3 价值嵌入:制度创新的实现 |
| 5.4.4 党的引领:制度创新的扩散 |
| 5.5 耦合效应:制度创新的协同机制 |
| 5.5.1 制度场域: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 |
| 5.5.2 四维一体: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 |
| 5.5.3 系统协同: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 |
| 5.5.4 耦合机制:制度创新的实现机理 |
| 第六章 党的制度创新引领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 |
| 6.1 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 |
| 6.1.1 跨村选人:创新党的基层选举制度 |
| 6.1.2 跨级用人:创新党员干部管理制度 |
| 6.1.3 跨委育人:创新党员人才培养制度 |
| 6.2 以制度创新满足农民发展需求 |
| 6.2.1 问题:农民需求的现状分析 |
| 6.2.2 归因:农民需求的制度成因 |
| 6.2.3 策略:农民需求的制度供给 |
| 6.3 以制度创新引领农村“三治融合” |
| 6.3.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三治融合的基本前提 |
| 6.3.2 农村制度耦合创新:三治融合的协同机制 |
| 6.3.3 党领民治体制创新:三治融合下的农村善治 |
| 6.4 以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
| 6.4.1 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助推产业兴旺 |
| 6.4.2 创新农村生态保护制度,建设宜居乡村 |
| 6.4.3 创新村规民约惯习制度,培育文明乡风 |
| 6.4.4 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实现农村善治 |
| 6.4.5 创新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创造富裕生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经验与展望——以四川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及阶段特征 |
| 1．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县域经济快速崛起阶段 |
| 2.1978年至1992年：县域经济加速上升阶段 |
| 3.1992年至2002年：县域经济增长点形成阶段 |
| 4.2002年至2012年：县域经济的再加速阶段 |
| 5.2012年至现在：县域经济转型发展阶段 |
| 二、县域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
| 1．县域经济实现连续跨越，综合实力显着提升 |
| 2．县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动能加速转换 |
| 3．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不断增多，发展水平越趋均衡 |
| 4．县域综合改革成效明显，发展活力不断得到释放 |
| 5．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改善，人民幸福感显着提升 |
| 三、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 |
| 1．由点及线、由线成面、区域协同，根据不同时期调整优化发展战略 |
| 2．既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类考核，又注重合纵连横 |
| 3．把改革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
| 4．紧抓各种时代机遇，不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
| 5．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
| 四、新时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望 |
| 1．更加注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坚定不移地走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
| 2．更加注重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坚定不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
| 3．更加注重以县城和小城镇建设为载体，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镇化之路 |
| 4．更加注重以分功能定位为手段，坚定不移地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 |
| 5．更加注重破除各种不平等待遇，坚定不移走放活民营经济之路 |
| 6．更加注重以增强县域发展动力活力为指向，坚定不移地走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之路 |
（5）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三)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概念 |
| 一、行政区 |
| 二、行政区划 |
| 三、县级行政区划 |
| 四、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维度 |
| 一、行政区域调整 |
| 二、行政建制变更 |
| 三、行政层级变动 |
| 四、隶属关系调整 |
| 五、行政治所迁移 |
| 六、行政区名称变更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相关理论 |
| 一、结构功能主义 |
|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三、政府职能与权力配置 |
| 四、府际关系理论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建构 |
| 一、系统内涵阐释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系统分析模型 |
| 第二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动力、问题及成因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 |
| 一、县级政区在区划体系中的实然定位 |
| 二、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数据解析 |
| 三、县级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驱动力 |
| 一、区域经济发展 |
| 二、城市空间生产 |
| 三、土地资源整合 |
| 四、行政权力扩张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经济区与行政区规划冲突 |
| 二、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冲突 |
| 三、缺少正式的行政等第划分 |
| 四、缺少事前的科学规范论证 |
| 五、决策过程中的合法性不足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成因 |
| 一、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 |
| 二、结构体系科学性不足 |
| 三、制度保障体系待完善 |
| 第三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导向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导向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导向子系统的组成要素 |
| 二、导向子系统的运行逻辑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念导向 |
| 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释义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价值理性 |
| 三、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工具理性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导向 |
| 一、“强政治”功能导向 |
| 二、“强经济”功能导向 |
| 三、“重服务”功能导向 |
| 第四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执行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的构成 |
| 一、执行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执行子系统的运行机理 |
| 第二节 县级政府职能重心转变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县级政府职能重心的阶段性变化 |
| 二、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的阶段性耦合 |
| 三、新型城镇化时期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空间配置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国家权力空间配置的界定 |
| 二、行政区划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三、行管体制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四、县级政区权力空间配置应然格局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的结构性变革 |
| 一、地理空间上的区界重组 |
| 二、从市县合治到市县分治 |
| 三、建制变更上的“增市稳区” |
| 四、同级同建制的等第划分 |
| 第五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制度保障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制度保障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制度保障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制度保障子系统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法制依据 |
| 一、宪法与法律层面 |
| 二、行政法规层面 |
| 三、规范性文件层面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与评估制度 |
| 一、党政决策制度 |
| 二、信息公开制度 |
| 三、风险评估制度 |
| 四、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评估制度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多元主体参与制度 |
| 一、政府内部协同 |
| 二、专家论证制度 |
| 三、公民参与机制 |
| 四、地方人大参与 |
| 第六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性探索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限制性变量 |
| 一、基础变量 |
| 二、核心变量 |
| 三、从属变量 |
| 第二节 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价值导向调整 |
| 一、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二、新型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都市圈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三节 从层级化到扁平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结构性优化 |
| 一、层级化与扁平化的管理学释义 |
| 二、层级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扁平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四节 从碎片化到系统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制度性创新 |
| 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现有制度体系框架 |
| 二、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相关的体制性探索 |
| 三、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法治化若干思考 |
| 结语 |
| 附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创新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创新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1.3.3 研究框架 |
| 2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城乡关系理论综述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西方学者城乡关系理论 |
| 2.1.2 新中国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理论及政策演变 |
| 2.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基础理论综述 |
| 2.2.1 管理层级理论 |
| 2.2.2 政府分权理论 |
| 2.2.3 府际关系理论 |
| 2.2.4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研究综述 |
| 2.3.1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动因和目标 |
| 2.3.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基础条件及路径选择 |
| 2.3.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问题、对策及态度分歧 |
| 2.3.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研究评价 |
| 2.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
| 2.5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对“省直管县”改革研究的启示 |
| 3 “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 |
| 3.1 相关概念及问题厘定 |
| 3.1.1 “城乡协调发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相关概念及关系 |
| 3.1.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目标厘定 |
| 3.1.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路径厘定 |
| 3.2 县域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
| 3.2.1 县域政治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
| 3.2.2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
| 3.2.3 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对县域地位的影响 |
| 3.3 “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 |
| 3.3.1 层级减少、权力下沉 |
| 3.3.2 县域独立、极化衰减 |
| 3.3.3 政府分权、资源下沉 |
| 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案例及聚类分析 |
| 4.1 东部省份：浙江省的改革实践 |
| 4.1.1 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1.2 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2 中部省份：河南省的改革实践 |
| 4.2.1 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2.2 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3 西部省份：贵州省的改革实践 |
| 4.3.1 贵州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3.2 贵州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4 三省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聚类分析 |
| 4.4.1 改革背景、试点和模式选择比较 |
| 4.4.2 改革制度设计比较 |
| 4.4.3 改革成效比较 |
| 4.5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案例分析结论 |
| 5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走向与要求 |
| 5.1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走向 |
| 5.1.1 试点县选择：农业大县、贫困县、边远县优先 |
| 5.1.2 路径选择：“财政”直管与“行政”直管齐驱 |
| 5.1.3 政策出口：“省管县”与“市管县”并存 |
| 5.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新要求 |
| 5.2.1 顶层授权、支持和包容地方政府创新 |
| 5.2.2 地方政府职能切实发生转变 |
| 5.2.3 学界研究开阔视野,长远规划 |
| 6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建议 |
| 6.1 直管县机构设置与人事干部管理政策建议 |
| 6.1.1 以“大部门制”为方向进行机构设置 |
| 6.1.2 人事管理制度形成畅通的干部晋升通道 |
| 6.2 科学划分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财权 |
| 6.2.1 以“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为方向 |
| 6.2.2 以“公共物品提供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为依据 |
| 6.2.3 以“城乡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改进”为目标 |
| 6.3 建立区域经济合作与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
| 6.3.1 以平等互惠为基础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
| 6.3.2 以效率为原则建立政府间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7）中国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外研究综述 |
| 一、区域经济理论 |
|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
| 三、经济增长理论 |
| 四、产业发展理论 |
| 五、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国内研究综述 |
| 一、科学发展观 |
| 二、区域经济的研究与发展 |
| 三、县域经济的研究与发展 |
| 四、欠发达县域经济的研究和发展 |
| 第四节 研究的框架、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框架和内容 |
| 二、研究的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县域经济概述 |
| 第一节 县域经济的概念和重要地位 |
| 一、县域经济的概念 |
| 二、县域经济的重要地位 |
| 第二节 县域经济的性质和特征 |
| 一、县域经济的性质 |
| 二、县域经济的特征 |
| 第三节 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
| 二、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四节 县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
| 一、高端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 二、高品质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三、高质量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
| 第三章 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
| 第一节 经济因素 |
| 一、经济体制因素 |
| 二、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因素 |
| 三、投资与经济发展因素 |
| 四、市场因素 |
| 第二节 政治因素 |
| 一、执政能力 |
| 二、管理适度 |
| 三、政治清明 |
| 四、加强监督 |
| 第三节 文化因素 |
| 一、县域文化的内容 |
| 二、县域文化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 三、县域文化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 四、健全和完善体制机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
| 第四节 社会因素 |
| 一、人口因素 |
| 二、教育和人才因素 |
| 三、社会保障因素 |
| 四、社会稳定因素 |
| 第五节 科技因素 |
| 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
| 第四章 欠发达县域经济基本特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
| 第一节 欠发达县域经济基本特征 |
| 一、基础条件较差 |
| 二、公共设施落后 |
| 三、主导产业缺乏 |
| 四、农业经济明显 |
| 五、劳动力素质低 |
| 第二节 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环境建设滞后,竞争能力不强 |
| 二、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经济结构不合理 |
| 三、经济发展水平低,县域财政增收乏力 |
| 四、民营经济弱小,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
| 第三节 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 |
| 一、思想观念落后 |
| 二、经济基础薄弱 |
|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 |
| 四、城镇化水平不高 |
| 五、区域内融资较难 |
| 六、教育科技水平落后 |
| 第五章 欠发达县域与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的比较 |
| 第一节 欠发达县域与发达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比较 |
| 一、县域基本竞争力差距 |
| 二、东部、中部和西部县域发展竞争力差距 |
| 三、县域经济市场化差距 |
| 四、县域经济工业化差距 |
| 五、县域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
| 六、县域居民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 |
| 七、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差距 |
| 第二节 影响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
| 一、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 |
| 二、影响生产要素投入的因素 |
| 三、历史文化因素 |
| 第六章 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工业主导的陕西兴平模式 |
| 一、兴平工业发展优势 |
| 二、兴平工业发展思路 |
| 三、以工业园区为平台,实现兴平工业跨越发展 |
| 四、兴平模式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
| 五、对兴平工业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
| 第二节 农业主导的福建安溪和山东寿光模式 |
| 一、安溪、寿光以发展特色农业壮大县域经济 |
| 二、发展特色农业对于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意义 |
| 三、选择和发展特色农业的具体做法 |
| 四、发展特色农业、壮大县域经济的启示 |
| 第三节 贸易主导的黑龙江绥芬河模式 |
| 一、绥芬河市基本情况 |
| 二、对外贸易对绥芬河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三、绥芬河市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 |
| 四、绥芬河市对外贸易发展策略 |
| 第四节 旅游主导的河南栾川模式 |
| 一、栾川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二、“栾川模式”的形成与内涵 |
| 三、建设中国旅游强县和“栾川模式”分析 |
| 四、以旅游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五、“栾川模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
| 第五节 服务业主导的湖南津市模式 |
| 一、津市基本情况 |
| 二、发展服务业势在必行 |
| 三、选准切入点,发展服务业 |
| 四、强化保障,加快服务业发展 |
| 五、津市服务业发展的成效 |
| 第七章 经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及其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 |
| 一、日本“造村运动”模式 |
| 二、韩国“新村运动”模式 |
| 三、美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 |
| 四、法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 |
| 五、经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启示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模式 |
| 一、日本城市化发展模式 |
| 二、韩国城市化发展模式 |
| 三、美国城市化发展模式 |
| 四、法国城市化发展模式 |
| 五、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
| 第八章 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对策 |
| 第一节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
| 一、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经济发展 |
| 二、深化行政改革,提高行政效能 |
| 三、加强基础工作,服务县域经济 |
| 四、深化科研体系改革,发挥第一生产力作用 |
| 五、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优化人才资源结构 |
| 第二节 优化县域产业结构,走特色化发展道路 |
| 一、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 |
| 二、以发展特色化为核心 |
| 三、以发展民营企业为新增长点 |
| 第三节 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加速工业化发展进程 |
| 一、坚持工业化导向 |
| 二、推进工业化的主要措施 |
| 三、盘活存量拓展空间,引进增量促进发展 |
| 第四节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
| 一、发展特色农产品基地 |
| 二、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
| 三、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 |
| 四、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五、加强品牌建设,产业化经营特色农业 |
| 六、做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 |
| 第五节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繁荣发展县域经济 |
|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建设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 |
| 第六节 把握后发优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
| 一、用好土地资源丰富优势,为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空问 |
| 二、发挥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培育劳动密集型产业 |
| 三、发挥价值洼地效应,吸引外来投资 |
| 四、引入高科技企业,实现反梯度发展 |
| 第七节 发展生态经济,实现持续发展 |
| 一、发展生态经济 |
| 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
| 三、建立生态投融资机制 |
| 四、征收环境保护税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中文部分 |
| 英文部分 |
| 博士生学习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考察 ——以江苏省L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核心概念 |
| 四、文献述评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政策的产生与行动 |
| 一、政策产生 |
| 二、政策行动 |
| 第三章 个案县情: 江苏省L县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教育 |
| 一、L县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二、L县的教育变迁 |
| 三、L县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行动及其成效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L县教师支教政策执行考察 |
| 一、支教政策的执行与积极成效 |
| 二、支教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
| 三、支教政策执行问题的原因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L县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政策执行考察 |
| 一、L县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现状 |
| 二、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政策执行及其成效 |
| 三、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L县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现代化政策执行考察 |
| 一、江苏省教育现代化的政策实践 |
| 二、L县的政策执行与积极成效 |
| 三、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执行的反思与建议 |
| 一、支持性教育政策的特征 |
| 二、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执行路径的反思 |
| 三、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有效执行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意义 |
| 1.1.1 现实意义 |
| 1.1.2 理论意义 |
| 1.2 地方制度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地方制度研究 |
| 1.2.2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地方制度研究 |
| 1.2.3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地方制度研究 |
| 1.3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3.1 现代化 |
| 1.3.2 行政区划 |
| 1.3.3 地方政府 |
| 1.3.4 行政建制 |
| 1.3.5 地方制度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样本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样本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理论 |
| 2.2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理论 |
| 2.3 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 |
| 2.4 行政区经济理论 |
| 第3章 世界若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变革 |
| 3.1 英国地方制度 |
| 3.1.1 英国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1.2 英国地方制度变革 |
| 3.1.3 二战后英国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1.4 现代化进程中的英国经验 |
| 3.2 法国地方制度 |
| 3.2.1 法国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2.2 法国地方制度变革 |
| 3.2.3 二战后法国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2.4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国经验 |
| 3.3 德国地方制度 |
| 3.3.1 德国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3.2 德国地方制度变革 |
| 3.3.3 二战后德国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3.4 现代化进程中的德国经验 |
| 3.4 美国地方制度 |
| 3.4.1 美国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4.2 19世纪早期美国新英格兰的地方政府 |
| 3.4.3 美国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地方政府制度变革 |
| 3.4.4 美国大都市区的碎片化政府 |
| 3.4.5 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经验 |
| 3.5 日本地方制度 |
| 3.5.1 日本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5.2 日本地方制度变革 |
| 3.5.3 二战后日本的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5.4 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经验 |
| 3.6 俄罗斯地方制度 |
| 3.6.1 俄罗斯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6.2 俄罗斯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6.3 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经验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地方制度沿革 |
| 4.1 地方制度的形成 |
| 4.1.1 夏、商时期 |
| 4.1.2 走向一统的周代分封制 |
| 4.1.3 东周行政区划的萌芽 |
| 4.2 县制沿革 |
| 4.2.1 县的机构与职能 |
| 4.2.2 县的幅员变化 |
| 4.2.3 县的数量变化 |
| 4.2.4 县的分等而治 |
| 4.3 县级以上地方制度沿革 |
| 4.3.1 秦、汉时期 |
| 4.3.2 隋、唐、宋时期 |
| 4.3.3 元代以来 |
| 4.4 县级以下地方制度沿革 |
| 4.4.1 秦、汉、晋、唐时期 |
| 4.4.2 宋至清末 |
| 4.4.3 民国时期 |
| 4.5 城市型行政建制的形成与发展 |
| 4.5.1 古代地域型行政建制中的城市管理(秦-唐) |
| 4.5.2 古代城市型行政建制的形成(宋-清) |
| 4.5.3 现代城市型行政建制的发展(民国时期)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地方制度改革 |
| 5.1 当前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5.2 政区层级演变 |
| 5.2.1 五级制时期(1949-1954年) |
| 5.2.2 三级制时期(1954-1958年) |
| 5.2.3 四级制时期(1958年至今) |
| 5.3 政府间职权调整 |
| 5.3.1 计划经济时期中央集权与下放的反复 |
| 5.3.2 改革开放初期的市管县 |
| 5.3.3 新世纪以来的扩权强县 |
| 5.3.4 强化乡镇管理权限的努力 |
| 5.4 市(镇)制改革 |
| 5.4.1 市建制类型 |
| 5.4.2 设市模式、标准与数量变化 |
| 5.4.3 市域内地方制度安排 |
| 5.4.4 镇制改革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特大城市-区域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以上海为例 |
| 6.1 直辖市地位的确立(1927-1949年) |
| 6.1.1 直辖市制初创时期(1928-1937年) |
| 6.1.2 汪伪时期(1937-1945年) |
| 6.1.3 解放前夕(1945-1949年) |
| 6.2 中共政权的建立与巩固(1949-1956年) |
| 6.2.1 增置大区建制 |
| 6.2.2 上海军管政府 |
| 6.2.3 基层政权的改造 |
| 6.3 计划经济时期(1956-80年代初) |
| 6.3.1 中央高度集权下的地方政府 |
| 6.3.2 市管县体制的实施及其影响 |
| 6.3.3 城乡二元政区结构中的飞地型建制 |
| 6.3.4 中心城区对郊县的“蚕食” |
| 6.4 改革开放年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 |
| 6.4.1 郊区(县)乡镇体制的恢复 |
| 6.4.2 权力下放中的地方制度建设 |
| 6.4.3 中心城区蚕食式扩张的延续 |
| 6.4.4 城乡政区整合与整建制转型 |
| 6.5 本章小结——兼论上海市未来地方制度调整的可能 |
| 第7章 区域性中心城市市管县体制改革与创新——以漳州为例 |
| 7.1 行政区划沿革 |
| 7.1.1 皇权时期 |
| 7.1.2 “区-县(市)”体制时期 |
| 7.1.3 市管县体制时期 |
| 7.2 地方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2.1 非对称的行政区架构 |
| 7.2.2 典型“小马拉大车” |
| 7.2.3 治理格局的碎片化 |
| 7.3 影响地方制度改革的重大因素 |
| 7.3.1 建设海西经济区——国家战略 |
| 7.3.2 中心城市发展——经济因素 |
| 7.3.3 市县关系重构——体制因素 |
| 7.3.4 城乡一体化发展——社会因素 |
| 7.3.5 九龙江流域保护——生态因素 |
| 7.4 本章小结——兼论漳州市未来地方制度调整的可能 |
| 第8章 县域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以三业为例 |
| 8.1 行政区划沿革 |
| 8.1.1 县制时期 |
| 8.1.2 县级市时期 |
| 8.1.3 地级市以来 |
| 8.2 地方制度存在的问题 |
| 8.2.1 地方行政系统完整性缺失 |
| 8.2.2 部分基层政权辖区偏小 |
| 8.2.3 中心城区成长存在体制摩擦 |
| 8.2.4 基层政权权益配置碎片化 |
| 8.3 影响地方制度改革的重大因素 |
| 8.3.1 “世界旅游岛,三亚排头兵”——国家战略 |
| 8.3.2 维护南海权益的前缘基地——国防因素 |
| 8.3.3 中心城区辐射和带动功能的提升——经济因素 |
| 8.3.4 “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体制因素 |
| 8.3.5 北部山区三亚生态屏障的保护——生态因素 |
| 8.3.6 地名的文化认同和无形资产价值——文化因素 |
| 8.4 本章小结——兼论未来三亚市地方制度调整的可能 |
| 第9章 结论与余论 |
| 9.1 结论 |
| 9.1.1 中国当代地方制度的特点 |
| 9.1.2 中国当代地方制度的问题 |
| 9.1.3 中国当代地方制度的改革取向 |
| 9.2 余论 |
| 9.2.1 本研究的不足 |
| 9.2.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问题的展示 |
| 1.1.1 背景描述和研究意义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目标 |
| 1.2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范围、对象的界定及数据来源 |
| 1.3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县域经济、县域经济评价及县域经济中农业的地位 |
| 2.1.1 县域经济概述 |
| 2.1.2 县级经济评价的演进 |
| 2.1.3 农业在县级经济中的地位 |
| 2.2 财政支出与财政农业支出 |
| 2.2.1 财政支出的理论研究 |
| 2.2.2 财政农业支出的理论研究 |
| 2.2.3 财政农业支出对财政总支出、其他财政支出的影响 |
| 2.2.4 财政农业支出的研究方法 |
| 2.3 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的影响及其效益 |
| 2.3.1 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
| 2.3.3 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的研究 |
| 3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规模效益分析 |
| 3.1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来源分析 |
| 3.1.1 县域财政农业支出管理资源来源规定 |
| 3.1.2 经济强县层级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比重 |
| 3.2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绝对规模效益分析 |
| 3.2.1 经济强县政府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及增长速度 |
| 3.2.2 经济强县农业资金中不同层级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总额的增长速度 |
| 3.3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相对规模效益分析 |
| 3.3.1 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份额比值分析 |
| 3.3.2 财政农业支出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份额的比值分析 |
| 3.4 基于农业经济预测的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分析 |
| 3.4.1 方法的选择与数据的来源 |
| 3.4.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效益分析 |
| 4.1 财政农业支出结构的理论前提 |
| 4.1.1 财政农业支出结构的理论阐释 |
| 4.1.2 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与财政农业支出效益 |
| 4.1.3 财政农业支出结构的变动研究 |
| 4.2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结构范式诠释 |
| 4.2.1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分析 |
| 4.2.2 支农支出的分析 |
| 4.2.3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分析 |
| 4.2.4 农村救济费的分析 |
| 4.3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特征 |
| 4.4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结构的回归分析 |
| 4.4.1 变量设计和样本数据来源 |
| 4.4.2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分析—以长乐市为例 |
| 4.4.3 经济一般县的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分析—以平和县为例 |
| 4.4.4 经济强县与经济发展一般县的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比较分析 |
| 4.5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变化趋势 |
| 4.5.1 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机动性较强 |
| 4.5.2 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效益不佳，农民纯农业增收缓慢 |
| 4.5.3 混合型农业产品成为财政农业支出的重点 |
| 4.6 本章小结 |
| 5 经济强县财政支农资金运用效益的分析 |
| 5.1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
| 5.1.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指标选取 |
| 5.2 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的评价方法 |
| 5.2.1 DEA 方法的两种模型 |
| 5.2.2 基于 DEA 的 Malmquist 指数方法 |
| 5.3 经济强县与其他县域财政支农资金运用效益的实证分析 |
| 5.3.1 财政支农资金效益静态分析 |
| 5.3.2 财政支农资金的动态效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5.4.1 经济强县和其他县域的财政支农资金静态效益分析 |
| 5.4.2 经济强县和其他县域的财政支农资金动态效益 |
| 5.4.3 经济强县和其他县域的财政支农资金效益差异性 |
| 6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的理论分析 |
| 6.1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的特点及理论分析 |
| 6.1.1 路径依赖：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规模递增 |
| 6.1.2 农业补贴边际效应递减：人均财政农业支出增长和农业人口减少 |
| 6.1.3 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衡量经济强县财政支出效益的重要标准 |
| 6.1.4 工农混用公共产品：影响财政农业支出效益 |
| 6.1.5 农业科技：作为公共产品而非私人产品 |
| 6.1.6 压力型政治体制下的考核指标：财政农业支出制度不合理的根源 |
| 6.2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模式的典型样本 |
| 6.2.1 优势农业—民营主导：财政农业支出的融合型目标 |
| 6.2.2 弱势农业—民营主导：财政农业支出的竞合型目标 |
| 6.2.3 优势农业—政府主导：财政农业支出的整合型目标 |
| 6.2.4 弱势农业—政府主导型：财政农业支出的磨合型目标 |
| 6.3 本章小结 |
| 7 外国财政农业支出经验借鉴 |
| 7.1 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外国经验借鉴 |
| 7.1.1 财政农业支出的规模研究 |
| 7.1.2 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与农业 GDP 的关系 |
| 7.1.3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以及我国政府可适用的借鉴 |
| 7.2 财政农业支出结构的外国经验借鉴 |
| 7.2.1 美国的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农业补贴保证农业出口 |
| 7.2.2 日本的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农业高科技和高补贴 |
| 7.2.3 中国政府可适用的借鉴 |
| 7.3 外国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受益对象 |
| 7.3.1 财政农业支出以企业作为收益对象 |
| 7.3.2 财政农业支出以协会（合作社）作为收益对象 |
| 7.3.3 财政农业支出以农民作为收益对象 |
| 7.4 外国政府提升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的方式和效果 |
| 7.4.1 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
| 7.4.2 农业企业不断进步 |
| 7.4.3 农村的稳定与发展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经济强县提高财政农业支出效益建议 |
| 8.1 经济强县经济发展形态对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 |
| 8.1.1 经济强县的虹吸效应和集聚效应 |
| 8.1.2 经济强县发展趋势对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 |
| 8.1.3 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合理化目标 |
| 8.2 提高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的具体措施 |
| 8.2.1 财政支出管理立法，规范财政支出的法律依据 |
| 8.2.2 构建全过程监督体系，提高财政农业支出的透明度 |
| 8.2.3 财政农业支出总体战略：农业产业化目标 |
| 8.2.4 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优化：农业科技化投入 |
| 8.2.5 经济强县传统农业向都市农业转型 |
| 8.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2010 年福建省县域科学发展排行榜 |
| 附录二：福州市“十一五”农业产业发展规划（部分） |
| 致谢 |
四、突出三项重点 努力实现由农业大县向经济强县的成功跨越（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D]. 梁俊山. 山西大学, 2020(07)
- [4]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经验与展望——以四川省为例[J]. 苏艺,陈井安. 农村经济, 2020(05)
- [5]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D]. 李先涛. 山东大学, 2019(02)
- [6]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D]. 刘素姣.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7]中国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周维现. 武汉大学, 2013(10)
- [8]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考察 ——以江苏省L县为例[D]. 何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1)
- [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D]. 崔庆仙.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10]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研究[D]. 陈力予. 福建农林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