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28卷，第1至6期，主题索引

一、贵阳医学院学报 2003年 第28卷 第1～6期 主题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李鹏^[1]（2014）在《《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其本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1937-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经难历险却收获颇丰的探索时期,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文本作为呈现历史不可或缺的媒介,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从文本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是一种新视角。作为当时最具权威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1937-1941）发行时间久、理论性强、影响广泛,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极其重要的文献。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喉舌,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历史重任,而且在指导中国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解放》周刊见证着中国共产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本载体,《解放》周刊是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1937-1941）极其重要的文献依据。本文以《解放》周刊为研究对象,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以大量原始文献和经典文本为基础,通过文本性格的解读,全面深入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7-1941）的历史进程、历史细节、思想过程,对以领袖人物、思想体系和历史进程为对象的宏观研究进行“补白”,以期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前期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部分,重点对《解放》周刊等相关史料进行整体阅读。通过对《解放》周刊的“深度耕犁”,为其客观的定位提供文本依据,获得感性材料。整体阅读分为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历史比较。前者主要考察《解放》周刊的历史背景、文本构成和文本沿革,以便把握《解放》周刊的“前世今生”,进而考察《解放》周刊的官方发行、民间传播及其广泛影响,已达到全面的把握研究对象;后者是从横向的角度,对延安时期党的重要文献（主要是党报党刊）进行梳理,把其与《解放》周刊进行比较研究,以全面、客观审视《解放》周刊的历史地位。第二部分,主要对《解放》周刊所刊重要理论文本着作进行考述和研究。通过对《解放》周刊所刊马列经典着作、毛泽东着作及其他党的领导人等着作文本的考述和研究,如着作版本的译介、发表时机的选择、主要内容的传播等,考察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历史细节,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从传播经典马克思主义到生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历程。这与当前学界已有研究相辅相成,以期更加全面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深化。《解放》周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出场的“第一阵地”,最早全文发表了《论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呐喊。以《解放》周刊为窗口,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概念酝酿、命题出场再到继续深化的历史过程,进一步廓清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迹。并尝试提出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命题的起源语境的新角度。第四部分,主要探讨《解放》周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力推动。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抗战初期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总结过去革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通过对重要文本的解读和深入挖掘,真实展现中国共产党对要不要进行抗战、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不要建立国共合作、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等问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这是本文的重点内容。第五部分,主要探讨《解放》周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传播,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传播和毛泽东及其着作的宣传。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作为“人民大众之刊物”,《解放》周刊通过时评、专论、散文、诗歌和纪念活动等多样化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深入,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第六部分,主要探讨《解放》周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及局限性。尝试从四个方面进行概括,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多元化的创作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动力;正确对待错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注重传播方式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探讨《解放》周刊的历史局限性。通过上述研究基础,以期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启发,这是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

张纯^[2]（2013）在《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关于抗战时期着名的儿童保教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个案研究,以现代儿童观的视角,深入探究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变迁及结束的原因以及战时儿童教养问题,阐明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社会、国家、团体以及个人对于儿童教养问题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战时儿童教养机制,从而深刻认识儿童与国家、民族之间相依共存关系。本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厘清战时儿童保育会产生、发展、结束的深层次原因,二是探讨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教养儿童的思想基础及教育实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迫使中华民族拉开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抗战初期,战区中国儿童惨遭日军杀戮,死亡枕籍,惨不忍睹。侥幸生存下来的战区儿童被大批送往日本施以奴化教育,以期消亡他们的民族意识。一些随着父母、亲人逃难后方的儿童,在途中或与父母失散或被随地遗弃,成为流浪街头的难童。面对中国儿童的遭遇并清楚认识到儿童与抗战胜利、与国家前途的密切关系,聚集在武汉的一大批有识之十发出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呼吁。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随着各省分会及各保育院的陆续创建,在汉口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升格为总会。1938年10月23日,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撤离汉口,迁往重庆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年底,这个应时而生的战时儿童保教组织在妥善安排好各保育生复员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组织结构属于垂直式管理模式,从上到下共分为三层,即总会、分会、院。总会对各分会具有绝对的领导、管理、监督权,分会对总会负责,定期向总会汇报工作情况并服从总会的安排。总会和分会均采理事制,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理事会。例如总会以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张蔼真、陈纪彝、唐国桢、邓颖超、孟庆树等30人组成的常务理事为领导核心。各省分会以各省省主席夫人为主要负责人,对所辖的各保育院具有直接的管理职责。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会的组织结构由原来的1个秘书处和6个平行委员会改组为总干事下设3科2室,即总务科、保教科、研究训练科和会计室、视察室。各科室下,根据事务的繁简设立各股。在八年的保育工作中,如何筹措3万多名儿童的保教经费,一直是困扰保育会的难题。保育会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政府拨助和民间募捐两种,其中民间捐款所与比例为73.7%,政府补助为26.3%。总会直属保育院及各分会所属保育院经费,由总会根据每童所需经费按月划拨。起初,保育总会以各保育院最大容纳儿童数量为基准均等拨付。1941年后,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飞涨,经费筹措困难,于是总会开始根据各保育院所在地物价情况及各保育院实际儿童数量划拨经费。不论是已经升入中学的保育生还是离开保育院到各工厂、农场习艺的保育生,都能与在院保育生一样,得到保育总会的物资补助或经费支助。各保育院是执行保育会教养工作的基层机构,也是实施保育工作的主干。考虑到儿童的安全,保育院一般都选择在乡间,借用旧祠堂、庙宇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场地。设在乡间的保育院与当地民众及文化之间有着互动关系,一方面,闭塞的乡间迎来了一群“下江娃儿”,使得当地风气为之一新,另一方面,保育院带来的外来文化对当地原本较为封闭、安全的生活圈子构成了一种“破坏”力量,于是一场保育院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博弈悄然展开。保育会最多时共有61所保育院,后因战局的变化、经济的拮据、国共之间的摩擦、管理不善等原因,致使保育院院址不断迁移、数量也逐渐减少：一些保育院被迫转辗迁移躲避战火,一些保育院被迫合并以节经费,一些保育院被迫解散以防“赤化”。这些保育院的迁移、变化举措,反映出战争对儿童的伤害以及党派竞争造成的无谓损失。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新型的集体儿童教养机构,既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的育婴堂,也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幼儿学校。在当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参考,只能靠保育会的工作同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探索形成的战时儿童保教理念作指导。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宋美龄的儿童保教观念以及着名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等,都对保育会儿童保育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战时儿童保育会特别注重启发儿童的爱国意识、民族自尊,强调通过劳动来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勇于探索、不畏艰难的抗战建国人才。保育会摸索出的“保教合一”儿童集体保教模式对当今仍有启发意义。通过研究发现,战时儿童保育会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产生,与当时妇女争取解放、国家职责凸显、民族意识高涨、西方儿童中心主义思想传入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此同时,它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体现。尽管分散于12个省市的60多所保育院情形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能从中看出新的儿童教养观念与旧的传统思想影响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这种矛盾推动了儿童观念的更新和发展,对于今天的儿童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卞浩宇^[3]（2010）在《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标志着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开端,同时也正式揭开了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序幕。面对种种不利因素,马礼逊凭借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懈努力,很快掌握汉语并终成一代汉学大师。多年在华传教经历让马礼逊意识到,汉语学习对确保在华传教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为此他一方面大力呼吁推广汉语学习,另一方面积极创办汉语培训机构推广汉语教学。此外,马礼逊还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汉英、英汉字典、首次将《圣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多部汉语研究论着,为日后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继马礼逊之后,英、美等国来华传教士也纷纷加入到汉语学习与研究大潮中来。由美部会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报刊《中国丛报》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报道和丰富翔实的史料,很快便成为这一时期西方了解、认识中国的主要媒介。从1832年创刊至1851年停刊,来华传教士们以《中国丛报》为交流平台,撰写、发表了大量研究性文章,从多个角度对汉语学习与研究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掀起了一轮汉语学习、研究热潮,其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最高水平。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门户渐次开放。随着传教活动日益深入到中国各地,来华传教士们不得不面对中国的众多方言,于是方言学习和研究又成为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汉语学习与研究的新特点。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在华设立领事馆,出于自身职业需求,来华外交官们亦加入到汉语学习与研究浪潮中,其中又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翟理斯的研究最为突出。此外,这一时期汉语培训机构的蓬勃发展,也有效地实现了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模式从个体学习为主向以学校为中心的课程教育之转变。作为晚清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中、英混合语言,“别琴英语”无论在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等方面均深受汉语语言影响。因此,“别琴英语”在解决中西民间交往语言障碍的同时,也成为来华西方人认识、了解汉语的一种特殊渠道。从历史的角度对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不仅能够填补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空缺,完善学科发展;还能为今天西方人学习汉语提供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经验,同时对当代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深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意义。

二、贵阳医学院学报 2003年 第28卷 第1～6期 主题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阳医学院学报 2003年 第28卷 第1～6期 主题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贵阳医学院学报 2003年 第28卷 第1～6期 主题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解放》周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李鹏.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5)
• [2]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D]. 张纯.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3]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D]. 卞浩宇. 苏州大学,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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