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与对策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庞坤缺[2](2021)在《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提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开放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要素,体现了一个国家致力于自身发展和不断走向世界的发展诉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稳定器,其中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历史雄辩地证明,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在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基础上,紧密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开放”“怎样扩大开放”“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理念、新倡议,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新时代中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遵循,同时,为探寻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本文围绕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这个主题,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再探讨其理论特征、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逻辑关系,接着深入梳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包括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再对其主要内容以及主要内容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接着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探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最后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世界影响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论文共分六个章节展开具体论述。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把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述评、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等问题,梳理介绍清楚,为整个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第二章是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首先对开放、对外开放、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等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再具体分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最后在改革开放的框架内分析了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关系。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理清了一些基本概念,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将本课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第三章重点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主要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现实依据等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释。概而观之,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有着深刻必然的依据。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它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为理论基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对外交往理念、对外开放理论,成为其形成的宝贵思想资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等,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现实根基。第四章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本章从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完善对外开放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并从根本理念、战略布局、重要支撑、价值目标、重要保障等方面,剖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之间所具有的严密内在逻辑关系。这一章是本文研究的逻辑中心,为后两章的研究做好铺垫、打下基础。第五章针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展开剖析,本章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两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具体来看,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是其在思想维度的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是其在实践维度的方法论。在新时代境遇下,科学把握、系统剖析其方法论,对于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的理解和实践方略的践行,指导新时代对外开放不断向高水平迈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六章归纳总结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终点,在前几章分析论述的基础上,本章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和世界影响三个方面,集中揭示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具体来看,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开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方面总结了其理论贡献;从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等方面剖析了其实践意义;从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探讨了其世界影响。
李伟[3](2020)在《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本总量持续增长并带动创新,但在全国、区域和产业层面上却也同时存在人力资本投入递增与全要素生产率递减的“索洛悖论”现象。要素总量堆积无法带来创新效率的提升,对此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更注重对总量的静态分析,即通过分解人力资本结构(以受教育程度、职称水平为维度),测度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关系,但很少考虑结构内人力资本间的相互关系,在此过程中信息技术也只是被视为人才掌握的一种工具,忽略了其对人力资本结构的深度影响以及由此而变的创新效率。因此,本文引入流空间理论,借助其对信息时代新空间结构形成及运作机理的动态表述,建立信息技术冲击下的人力资本结构理论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结构内多主体相互作用的视角研究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问题。依托流空间理论及成本理论可见,信息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成本变化(集聚成本、分工成本、协作成本、知识溢出成本)引发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具体体现在人力资本之间集聚、传导、约束、发展四个动态关系层面上,继而影响到创新。在集聚层面上,Java抓取的大数据显示,直接参与创新的人力资本(科研人才)在信息技术构建的空间内共同集聚,结成学习交流型、任务协作型、任务发布型、全民参与型、伴生反馈型等流空间组织,更加灵活地参与创新;在传导层面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表明,以上集聚关系及其创新成果的实现,并非仅仅依靠科研人才这一群体就能够实现,而需依赖于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等作为传导创新价值的节点,任何一个人力资本节点的缺失都会制约创新效率;在约束层面上,使用Hansen门槛模型可以进一步发现,这些人力资本之间除了互为节点的关系外,还存在更为深入的内在约束关系,即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力资本对科研、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等人力资本存在约束作用,只有达成一定门槛值(lninf>9.105)才能发挥出整体人力资本的创新效率;在发展层面上,理论说明结合实例分析表明,以上集聚、传导、约束三个层面关系的充分发展,将会最终促使科研人才与其他人才之间通过互动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关系,即不断模糊创新活动中专业创新者与非专业创新者、生产者与消费者、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的边界,吸引更广范围的大众人力资本参与到科研人才中来,直至实现全民创新。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有四点:第一,人力资本集聚成的流空间组织,在现实中表现出自管理与自建设模式成型、即时延时功能强化、线上线下同步发展等显着特征。但要更好地提升这些组织的创新效率,需要由“孤岛”建设思维转向主动联结、由任务服务转向空间场景构建、由虚拟现实并行发展转向促进融合发展。第二,科研领域、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等与创新之间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各类人力资本缺一不可。其中,科研、信息技术服务领域人力资本对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后者在促进技术创新、技术成交方面的作用要大于其对知识创新的作用。进一步的效率分析表明,科研领域、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在当前我国创新中具备效率,其他行业人力资本则表现出区域间的无效率或低效率,制约了整体创新效率的提升。为更好传递创新价值,需要保持人力资本节点的完备性,优化我国当前人力资本结构。第三,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力资本对科研、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等存在门槛约束效应,能够制约到创新效率的发挥。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引进与培育信息人力资本,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尤其是对于西藏、青海和宁夏三省,达到信息人力资本门槛后,区域创新效率将会得到显着提升。第四,以上条件的充分实现将最终促进创新的发展,即吸引更多大众人力资本参与创新。但这种发展还应以众筹众创等特定功能的创新平台建设、依托现有平台优势打造完整众创生态、以制度与标准建设保障跨平台融入以及引入创新文化与市场激励作为前提条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如下:第一,引入流空间理论,借助其表述空间结构及运作机理的特殊视角,分析人力资本在“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结构的变化,着重强调结构内人力资本之间的动态关系,具体体现为集聚、传导、约束、发展四个层面;第二,将成本分析纳入流空间的理论框架,从集聚成本、分工成本、协作成本、知识溢出成本四个维度,解释流空间的成因以及由此给人力资本结构与创新带来的变化;第三,使用大数据抓取技术分析验证流空间的形态特征与集聚倾向,采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门槛模型等测度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采用理论说明结合现实案例的方式分析人力资本主体的扩张趋势。在对创新因变量的选取上,除使用常见的论文指标,也使用专利数量、技术市场成交额等以期反映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能力。
付正[4](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刘磊[5](2019)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文中认为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加速了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对于恐怖组织来说,资金是他们的生命线、是驱动力;没有资金支持,恐怖主义就将无法运作。国家有必要基于经济基础,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流,阻断恐怖资金转移通道,以限制恐怖组织规模的扩大,并削弱其影响。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立场,结合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流通转移渠道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比较分析国际组织和部分发达国家反恐怖融资体系和具体做法,进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一方面完善了恐怖融资理论研究体系,丰富了反恐怖融资理论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从实践角度对国际反恐怖融资机制及我国反恐怖融资进行分析,对于我国完善反恐怖融资战略和机制,打击恐怖主义,从而维护我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恐怖主义不仅在全球造成人员伤亡和恐慌,也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本文提出对恐怖主义这一政治性极强的课题进行经济学角度的思考。比如,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选择成本收益比最合适的恐怖袭击方式;采用“消费替代”理论分析恐怖袭击目标的变化;采用“社会收入”理论来分析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长久存在的原因;尝试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的预算约束,即恐怖融资的规模对恐怖组织恐怖袭击行为的影响;还通过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领导人、恐怖融资委托人之间的博弈和策略选择,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秘密冻结涉恐资产、公开监视恐怖分子亲属以及发展经济等方式来提高对恐怖融资的打击力度。恐怖融资需求侧是恐怖组织的各项支出需要。恐怖组织与现代社会组织一样,需要资金作为其运营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运营一个恐怖组织,可以被看作是在运营一个特殊的公司,其追求的是将培训、意识形态宣传、武器装备等资源投入,通过恐怖组织自身的“生产”,将其转化为恐怖袭击、政治权利、影响政策等“增值产品”,并通过一系列运作程序,将“增值产品”“出售”给社会团体、宗教团体、特定种族团体等特定的“客户”。而维持这个特殊公司不仅需要发动恐怖活动所需的武器装备、交通工具、后勤保障等直接开销,还需要运营人力成本、宣传成本等间接成本。恐怖融资的供给侧是恐怖融资的主要来源,其供给水平决定了恐怖融资的规模,进而决定了恐怖组织的规模和实力。恐怖融资的供给可分为外部资助和自我融资两种类型,而外部资助包括国家资助和非国家资助,自我融资则包括贸易等合法收入和绑架、贩毒等非法收入,此外还有所谓“征税”的资金供给。恐怖融资不同的供给来源方式各有优劣,不同的恐怖组织通常会根据其历史背景、所处环境、组织形态、任务目标等因素,选择适合的一种或多种恐怖融资方式。不同时期的恐怖组织也会侧重于不同的恐怖融资方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恐怖融资的流通转移渠道是恐怖融资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即支出和收入之间进行流通转移和价值转换的通道,主要包括正规的金融系统、非正规的价值转移体系、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途径,以及虚拟货币等新兴转移方式。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虚拟货币、网络支付、暗网交易等方式,已吸引了恐怖组织的目光,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组织,也借助比特币、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和方式筹措和转移资金。对联合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组织和国家的反恐怖融资体系进行比较分析。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埃格蒙特金融情报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各种形式为国际反恐怖融资合作与交流做出了诸多努力。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根据国际公约,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建立了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准则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协调合作的执法体系,充分发挥各执法部门的专业性和积极性。“了解你的客户”“风险为本”“一致监管”和“持续性”是国际反恐怖融资工作坚持的普遍原则。虽然国际社会对打击恐怖融资有基本的共识,但是在全球反恐怖融资合作机制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通过猎鹿博弈的分析,证明了在国际社会中就打击恐怖融资进行政府间合作几乎不可能成功。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恐怖袭击威胁不断加大,反恐怖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东伊运”作为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通过直接发动恐怖袭击活动、组织培训和转移恐怖分子、在境内募集恐怖活动资金等三个方式对我国安全造成危害。根据分析,我国面临的恐怖袭击风险和洗钱风险都较高,两者叠加后使得我国也面临着中等水平的恐怖融资威胁。我国的恐怖融资供给来源主要包括个人或企业资助、变卖个人财产、经商所得、向信教群众筹措等“合法渠道”以及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收入。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反恐怖融资标准制定,不断扩大我国在国际反恐怖融资中的话语权。通过构建包括刑事立法、行政法规、行业规范和要求在内的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式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反恐怖融资工作机制,并通过定向金融制裁、涉恐资金冻结等配套制度确保反恐怖融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我国反恐怖融资实践中存在社会反恐怖融资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政府机构组织体系与工作机制还不健全以及国际合作力度还比较薄弱等问题,但整体上从立法、情报质量、可疑交易监测有效性、资源配置、国际合作有效性等方面的评估显示我国反恐怖融资脆弱性处于中低水平。为我国反恐怖融资应从改善社会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反恐怖融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以及扩大反恐怖融资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另外,还要制定我国反恐怖融资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统筹部署反恐怖融资体制机制设计,进而推动我国反恐怖融资工作迈向新台阶。
潘莹[6](2019)在《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研究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人口红利”比较优势,成功参与全球分工,促进了中国贸易发展。贸易自由化进程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加速,进口关税按入世要求在规定的时间线下降至较低水平。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采取差异化地区发展策略,以及地区间自身存在的经济历史、地理位置等差异,最终造成关税经济效应传导的地区差异性。与此同时,国内人力资本结构也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二者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受到部分学者关注,但目前关于此类研究大多集中在出口侧,以贸易开放度的视角研究出口贸易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很少有从进口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展开研究,对进一步的人力资本结构和比较优势的研究也较少。本文基于Findlay和Kierzkowski(1983)的教育投资函数,结合Melitz(2003)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和Dixit和Grossman(1982)的多阶段连续生产理论,囊括异质性工人技能、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和全球分工等多个角度,通过数理建模首先考察了贸易自由化进程影响个体教育投资的渠道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待检验的理论假说和推论。进一步的,结合全球分工理论,进一步考察了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从而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本文的主要结论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第一,在两国对称的模型下,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国内技能工人的技能溢价,提高了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降低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阈值,最终激励个体增加教育投资。利用CHIPs微观调查数据、WITS数据库提供的产品关税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行业就业数据展开经验研究,得到贸易自由化显着提高了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并且还存在地区、行业和性别差异。利用二阶段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都表明贸易自由化深化会增加个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解构影响机制发现,贸易自由化首先通过提高行业内技能工人的工资溢价,提高了个体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鼓励个体劳动者增加教育投资;其次贸易自由化增加了技能工人岗位需求,降低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阈值,激励个体劳动者继续学校教育。第二,贸易自由化通过鼓励个体进行教育投资,增加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推动了人力资本结构由初级向高级演进,并最终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采用了双重差分方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削减更多的城市,也就是贸易自由化程度变化更大的城市,关税削减提高城市劳动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口比重会更多,贸易自由化深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进一步分解劳动者教育结构的回归结果表明,关税削减更多的城市,关税削减降低了高中以下学历劳动比重并提高了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者比重,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拓展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变动越大,或者说,贸易自由化深化的幅度越大,城市教育基尼系数越小,城市人力资本结构分布越趋于均等化。第三,随着贸易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深化,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生产阶段向上游移动,生产所需技能强度提高,由于技能强度由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人口在总劳动人口中占比表示,生产阶段所代表的比较优势来源逐渐向高等教育学历劳动转变。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WIOD数据库子数据库SEA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行业层面就业技能数据,经验分析结果是,低关税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高行业)劳动者高等教育占比增加对行业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比高关税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低的行业)更大。考虑行业技能强度与工人技能需求匹配,将行业进行分类后分析,发现在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受高等教育工人占比的增加会显着提升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而受初等教育工人占比增加则会显着提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基于以上的主要结论,我们得到的主要的政策建议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提升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有研究指出,产业结构的先进性是以生产要素的先进性为基础的(张幼文,2015),寻求外贸发展的内生动力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支持。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通过提高行业内技能工人的技能溢价和增加技能工作岗位两种途径,有利提升了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正向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以支撑外贸改革,进而提供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离不开人力资本。党的十九大也指出要坚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性劳动者大军”的科学论断。因此,要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有序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提高个体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最终提供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使用,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本文第五章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变动更大的地区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人口的比重增加的更多,同时降低了城市劳动人口中高中以下劳动人口的比例,有利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实现;并且,贸易自由化还降低了城市的基尼系数,缩小了城市内部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中国“人口红利”比较优势积极推动了中国经济和贸易在改革初期的发展,但目前这一“人口红利”比较优势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周边国家工业发展,正逐渐丧失,实现“人才红利”是改变这种现状的重要举措。根据经验分析结果,协调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产业政策,提高个体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并降低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将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三是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匹配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人才需要。党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此后多次重申这一论断,足以说明在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复杂内外环境变化的当下,寻求外贸发展比较优势新来源十分迫切。本文第六章的经验分析表明,平均意义上,行业内高等教育劳动的占比增加显着提高了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并且低关税行业高等教育劳动的占比增加对行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比高关税行业更大;而在对技能工人需求更大的知识性和资本密集型行业,高等教育劳动对行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更大。这一结果意味着,人力资本结构改善,提高不同层次人力资本与行业技能需求的匹配度,能更好地促进行业的比较优势发挥,为构建外贸发展竞争新优势提供人才支撑。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除去导论和结论之外,还包括六个章节。导论部分简要地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有关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的文献综述。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基于教育投资函数和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以及全球分工思想的连续生产模型,分析贸易成本下降,或者说贸易自由化进程对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影响的机制渠道,得到相应的理论假说;并在已得到的理论假说基础上进一步得到贸易成本下降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关系;最后,在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下嵌入连续生产,在均衡分析中得到贸易成本下降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第三章是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教育、人力资本结构的特征和事实。这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关税政策调整及其主要功能变化,其次从数据上对中国贸易自由化、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结构等问题,初步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利用图表关系初探中国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第四章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极其作用机制。在第二章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检验第一个和第二个理论假说。利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提供的CHIPs微观调查数据、WITS数据库提供的海关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合并数据,分析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化如何影响个体劳动者的教育投资,并从不同样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进一步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具体分析贸易自由化影响个体劳动者教育投资的机制渠道。第五章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分布的影响。这一章检验了第二章理论分析中的理论推论1。首先利用双重差分的计量模型解决可能存在的潜在内生性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总体和分样本层面考察贸易自由化影响人力资本结构的逻辑关系,并拓展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影响。第六章分析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这一章将检验第二章理论分析的第三个理论假说。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比安及其子数据库SEA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行业层面就业、产出、工人技能等信息,经验考察贸易自由化和人力资本结构对行业比较优势的影响。
郑红玲[7](2019)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对外贸易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在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进程中,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不断增大,贸易摩擦频率增多影响变大,诸多问题使中国必须思考产业转型发展升级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推动产业升级,对外贸易在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促进竞争、示范学习、扩大市场等方面有着积极影响,利用国内外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对外贸易无疑对产业升级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思考经济转型发展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于中国不断提高经济质量,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论文先从概念界定、理论梳理及现状分析切入,接着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结构演进、经济效率、产品空间及生产分工四种视角逐一揭示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其间涵盖大量数据及运用多种定量分析方法,如面板数据回归、面板Probit回归、面板门槛分析、产品空间邻近矩阵、马尔可夫链等,力求多层面对研究对象进行测度,之后分析了制约对外贸易推进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最后在不同视角下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论文具体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期文献梳理及框架搭建工作。涵盖前三章的内容,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意义、研究方法与思路,并列出创新点及不足。主要概念与文献综述部分介绍了有关产业升级的概念,从结构演进、经济效率、产品空间、生产分工等角度对产业升级的概念进行归类界定,然后依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不同视角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理论梳理部分从对外贸易理论、产业升级理论和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理论思想进行归纳,之后从市场供求机制、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国际分工效应等方面探讨开放经济下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第二部分为实证检验部分。涵盖了五章的内容,由现状分析入手,从产业间、产业内、产品间、产品内进行观察与解读,确定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四重奏:结构演进视角、经济效率视角、产品空间视角、生产分工视角。在对现状分析时,不仅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产业升级的现状,还分析了产业升级滞后于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结构演进视角下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在产业结构协调度、产业结构轻软度、产业综合效率和产业结构转换度等方面的影响。经济效率视角下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产业升级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效率等方面的影响。产品空间视角下检验了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在比较优势及国际竞争方面的影响。生产分工视角下以世界投入产出表作为数据基础,分析中间品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在增值能力方面的影响。第三部分为因素分析及归纳总结阶段。涵盖了后两章的内容。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方法,结合对外贸易发展固化性特征突出、国内要素红利已经逆转、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国际市场不完全竞争格局以及服务业基础薄弱等制约对外贸易推进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之后在四个不同视角下对研究结论进行归纳,并提出发挥贸易结构先导效应以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贸易溢出效应以促进经济效率提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提升产业攀升能力、不断完善国内价值链以增强产业升级稳定性等建议。论文研究结论简要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快速扩张,产业发展有显着变化。结构演进视角下,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协调是有益的、对产业综合效率的提升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但对产业结构的转换在统计意义上没有显着影响;除服务贸易外,其他贸易形式对产业结构轻软度的影响均是负向的,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有助于产业结构轻软度的改善,对产业结构协调和产业综合效率的提高也是有益的。经济效率视角下,出口贸易发展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率的提升,进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反;工业制品出口及服务贸易都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初级产品出口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为负。产品空间视角下,贸易产品蕴含的既有能力禀赋在推进产业升级时,发展中国家的效果好于发达国家,出口产品密度、进口产品密度、经济增长对产业升级均有正向推动作用。生产分工视角下,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早期阶段,随着国际分工参与度的提高,增值率不断上升,有助于产业升级;而后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及国际分工的不断成熟,某些领域的低端嵌入压力较大,增值率呈现倒U型轨迹;若考虑到产业关联,则增大全球产业链的融入深度有助于产业升级。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搭建出结构较为清晰的研究框架。在结构演进、经济效率、产品空间和生产分工四个不同视角下,研究外贸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多层面对研究对象进行论证,这一研究框架的确立,延伸了同类研究的范围和逻辑,也构建了比较清晰的思路。二是研究内容上,对产业层面的研究,既涉及产业间结构的演进,也涉及产业内效率的提升;对产品层面的研究,既涉及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也涉及生产分工的增值情况,四重奏模式使得研究内容更加完整。三是研究细节及数据使用方面。如变量选择,利用RCA进行升级判断时,不仅考虑逻辑判断,还对原始值进行追溯;对WIOT进行数据分析时,既考虑到中间产品也考虑到最终产品。此外,在数据使用上,从时序数据到面板数据,从产品空间数据到投入产出数据等,为增加论文的说服力,所用数据类型较同类研究更加丰富。
韩磊[8](2015)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藏独活动研究(1988—2010)》文中研究说明在后冷战时期,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诸多重要问题决策过程中关键的推动者与参与者。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过程中,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性藏独组织日益引人注目。1988年3月成立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是目前活跃于国际社会的众多国际藏独组织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年度报告、年度财政报告、美国国会记录、听证会记录等原始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成员构成、机构设置、资金来源进行横向阐述以及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立的背景和1988年至2010年该组织藏独活动的轨迹进行大跨度纵向历史考察与实证探究的基础上,揭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作为一股重要的境外反华势力与达赖集团的密切关系及该组织遏制中国、分裂中国,为“西藏问题”国际化推波助澜的本质。引言部分首先从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角度对本文的选题依据作了阐释;其次对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作出界定;再次对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援藏组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细致的梳理;最后对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作了说明。第一章分析了美国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背景下,达赖集团自1959年至1979年在国际社会进行公关游说活动的历史轨迹。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中期,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主要成员通过利用各种游说方式,在联合国通过涉藏决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达赖集团在欧美各国建立驻外办事处,负责对外联络与宣传,促进达赖喇嘛出访各国;1970年代,达赖集团通过组建“西藏青年大会”、“美国西藏委员会”等藏独组织来进一步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达赖集团不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国际公关游说策略,组建藏独组织逐渐成为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常见手段。第二章详细分析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立时的具体背景和该组织的基本机构建制与资金来源。在中国中央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陷入停滞状态的情况下,达赖集团对国际公关游说策略进行调整,在欧美各国策动成立包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内的“援藏组织”,由“援藏组织”游说各国议员,开展各种形式的藏独活动,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进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有鉴于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达赖集团的国际公关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本章还结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1999年至2010年年度报告和1999年至2010年年度财政报告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宗旨、人员构成及资金来源、支出状况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实证考察揭示该组织的藏独本质。第三章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从1988年至1999年的藏独活动进行深入分析。首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美国国会议员考察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涉及流亡藏人的法案;其次,“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两届“国际援藏组织”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达赖喇嘛放弃“中间道路”的背景下从事一系列藏独分裂活动,包括策动“国际西藏年”、建立“声援西藏百人委员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藏独组织。与此同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在经济领域进行反华活动,旨在阻挠中国的经济发展,抹黑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伴随着成员人数激增,组织规模迅速膨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在欧洲建立分支机构,将藏独活动拓展至美国之外,表现出了国际性藏独组织的性质。这十年基本上奠定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后来藏独活动的基本方向。第四章主要探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1999年至2002年之间的藏独活动。达赖喇嘛重提“中间道路”之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紧跟达赖集团的宣传策略,执行第三届“国际援藏组织”大会通过的“柏林宣言”,主要在人权与环境保护方面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第五章主要分析2002年至2010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进行接触商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围绕宗教信仰、北京奥运会、境外流亡藏人社区等问题进行藏独分裂活动,为接触商谈增加筹码。结语部分总结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藏独活动的基本特点,依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要藏独活动、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资金来源等因素对该组织的属性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预测。结语部分还针对中国政府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援藏组织”的反制措施进行了探讨。
肖文兴[9](2012)在《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关系到近九亿农业人口的生存问题和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持续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农业进行扶持和保护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农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对农业进行保护,确保入世后的农业产业安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非常紧迫。农业产业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农业在经受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时,能够基本上不受威胁、干扰和破坏而保持正常的运行和发展,不会引发国内农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业竞争力是保障农业安全的基本手段。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新形势下的挑战,如外资对我国农业的控制增强,潜在风险增加;国际农产品市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不容乐观;我国农业产业链不发达,产业整体竞争力受到制约等。经济全球化通过金融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投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农业产业的竞争。一些开放度高、缺乏有效调控手段的产品受贸易和外资进入影响大,产业安全状况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其中羊毛、棉花、大豆是较为典型的三个品种。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作物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一些,包括棉花、糖料作物和油料作物;在粮食作物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玉米、大豆和大麦。而小麦和大米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入世会对水果、蔬菜和畜产品带来有利影响。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冲击大于机遇。根据何维达和何昌(2002)的研究,中国农业在2001前基本安全,本文改进研究方法,借鉴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机构IMD和WEF在整合国际竞争力的多指标体系时的方法,建立农业产业安全评价模型。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探索性的结论:根据本文的研究,加入“WTO”后,2002-2009年,中国农业的安全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中国农业仍然是“基本安全”,接近“不安全”的边缘,因为有一些不安全因素增加,需要建立预警机制,采取防范措施。与其他一些研究者的结论基本一致。而且,首次对湖南农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同时,编写了附录一的案例:“中国反贸易壁垒第一案”。根据农业产业安全评价的五个安全度区域及其状态标识本研究创新地设置相应的预警灯信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它国家农业保护政策启示我们:应完善我国的合规性贸易壁垒体系,有效保护我国农业;产业保护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扩大内需和开拓国际市场应并重,重视对农业的合理支持;保护手段力求多样化和灵活性;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程序性规定,加强国内农业保护;运用世贸组织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和规定,加强对本国地方名特农产品的品牌保护。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下,我国要全面深化农业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建立农业创新体系;建立农业保障体系,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行乡镇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加速农村城市化建设;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推进农业税制改革和国家财政支持,合理利用外资。我们必须要构筑起确保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防火墙”,树立“大开放”、“大发展”、“大安全”的农业产业安全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于扩大开放的相互依存中促进大发展,于大发展的相互合作过程中谋求大安全。但是,农业产业安全具有其产业特色所要求的特殊性,应采取如下保障措施:树立新的国家产业安全观;健全相关法规体系,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统一规划农业产业安全体系,建立专门的产业安全机构;建立灵敏有效的安全预警系统,防范产业安全风险;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利用决策机制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用好用足WTO赋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积极进行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的调整;充分利用WTO贸易救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实施多元化出口战略,出口国家、出口产品多元化;中国农业企业要做大做强,建立完整自主的产业链条,形成自主品牌,自主定价体系,降低对外依存度,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抵御外部冲击,保障产业安全。
蔡立雄[10](2008)在《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文中研究表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变迁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包含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所有领域深刻变化,各种制度变迁是市场化动态演进的具体体现。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市场化水平不同,人的行为模式也不同,制度的形成来自于利益最大化的人的行为选择。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中介。本文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等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绩效进行系统的考察,探索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所带来各利益相关方行为的变化以及由此所诱发的农村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总结农村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为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1978年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表面上是饥荒引起,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差异的存在,市场交易使这种差异显性化,为获取这种差异带来的潜在收益使制度变迁得以扩大和维持,这是农地制度变迁的个人需求因素。与此同时,集体化监督成本的高昂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下的低效率也使集体和国家有参与获取公共领域价格差的需求,这是农地制度变迁的组织和国家需求因素。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在于市场化条件使个人和组织的选择集合扩大、知识的增长、技术进步、组织成本改变与政治支持的变化使制度供给成本下降或收益增加。需求和供给的合力使制度变迁成为多方一致的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相对价格差异进而导致制度变迁,反过来制度变迁使生产要素从低收入领域转入高收入领域,形成正反馈促进了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从而推动中国农村市场经济进一步高级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不仅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而且由于各地区改革进程和发展条件的差异,各地区市场化水平是不平衡的,农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的市场化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市场化的演进不是单调递增或平滑演进,在某些时间会出现跳跃,如1998年与1997年相比,市场化指数净提高3.76%,在某些年份也可能出现指数下滑现象,如1999-2000年市场化下降了0.68%;各指标的市场化演进速度也是不同的,表现为非平衡性特征,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较高,表现为高水平均衡;而农村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换和市场环境建设是农村市场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对2002-2004年各地区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横向测度中发现: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普遍偏低,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乡镇企业发展不足、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不高、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的发展有限、农村市场环境建设水平较低等;政府多予少取政策对农村市场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为此政府在推进农村市场化过程中应建立相应的支持机制。根据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理论,制度变迁表现为制度失衡与制度均衡交替出现的过程,当制度变迁发生时,旧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断,新制度的代替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秩序,因而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表现为阶段性的跃进过程;由于路径依赖和知识积累、集体学习的渐进性与持续性,制度变迁条件的积累与局部的小规模的制度变迁可能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过程。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同时并存的过程。农业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的产业,它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气候等自然环境,具有在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内分散分布和多变性的特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必须适应自然力作用过程,农业的产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的制度或组织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家庭、合作经济组织和非合作性经济组织,家庭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组织形式;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兴起是农户为应对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一种制度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产物;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户基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削弱工业对农村的产品垄断而产生的又一种经济组织。对农村经济市场化与制度变迁绩效的基本衡量标准是帕累托标准,它更强调是农户在市场化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绝对收益地位的改善,可以分成两个维度进行测量,一个效率维度,二是公平维度。在利用前沿生产函数对第一产业生产效率的衡量中,本文发现,市场化对第一产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起主要作用,而教育因素与技术效率的改进无明显相关。在对公平的测算中,从绝对收益的改善上看,农户的收入水平提高与市场化水平有正相关关系,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还大量减少了农村的绝对贫困化程度;从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看,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在初期缩小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而在市场化发展的中后期,扩大了农村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教育性因素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提高有正相关关系,越是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工资与教育的相互诱致机制越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经济市场化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所进行的又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市场化发展使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发生变化、各经济主体对风险的防范要求更强烈、对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有更高的期待,由此诱致相对价格变化,使制度变迁成为多方一致的意愿,而经济的发展、知识的积累、加入WTO所产生的倒逼机制使这种变迁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多方利益一致的结果,在实施过程中特别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按农业、农村发展规律办事,顺势而为,防止这场变迁落入高成本、低收益的强制性变迁陷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关键在于培育更高级的市场经济主体——新农民和农村新型经济组织。
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与对策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与对策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小结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小结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小结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小结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1.1.1 选题缘由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 |
1.4.2 研究的不足 |
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相关理论概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开放的内涵 |
2.1.2 对外开放的内涵 |
2.1.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 |
2.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 |
2.2.1 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
2.2.2 强烈的风险意识 |
2.2.3 博大的国际胸怀 |
2.2.4 科学的思维方式 |
2.2.5 形象的语言风格 |
2.3 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关系 |
2.3.1 以开放促改革,对外开放为对内改革提供丰富经验 |
2.3.2 以改革促开放,对内改革为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基础 |
2.3.3 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 |
3.1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3.1.1 国际背景 |
3.1.1.1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 |
3.1.1.2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 |
3.1.1.3 国际规则体系面临深刻变革 |
3.1.2 国内背景 |
3.1.2.1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
3.1.2.2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
3.1.2.3 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 |
3.2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 |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 |
3.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开放的理论 |
3.2.1.2 列宁关于开放的理论 |
3.2.2 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 |
3.2.2.1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
3.2.2.2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
3.2.2.3 江泽民的对外开放思想 |
3.2.3.4 胡锦涛的对外开放思想 |
3.2.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交往和开放的思想资源 |
3.2.3.1 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
3.2.3.2 郑和下西洋,“锐意通四夷”的睦邻友好交往思想 |
3.2.3.3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知夷情”“解夷事”“睁眼看世界”等开放思想 |
3.2.3.4 康有为、梁启超的开放思想 |
3.2.3.5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思想 |
3.3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依据 |
3.3.1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 |
3.3.2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 |
3.3.3 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 |
3.3.4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 |
4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4.1 根本理念: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 |
4.1.1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
4.1.1.1 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
4.1.1.2 扩大开放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
4.1.2 开放发展新理念的丰富内涵 |
4.1.2.1 主动开放 |
4.1.2.2 全面开放 |
4.1.2.3 共赢开放 |
4.1.2.4 双向开放 |
4.1.2.5 公平开放 |
4.1.3 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
4.1.3.1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4.1.3.2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 |
4.1.4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
4.1.4.1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特点 |
4.1.4.2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更均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 |
4.2 战略布局:完善对外开放布局 |
4.2.1 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
4.2.1.1 打造东部沿海开放新高地 |
4.2.1.2 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 |
4.2.1.3 陆海统筹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
4.2.2 完善对外开放贸易布局,推动我国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
4.2.2.1 不断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
4.2.2.2 推动多边、区域、双边贸易协同发展 |
4.2.2.3 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
4.2.2.4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
4.2.3 完善对外开放双向投资布局,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 |
4.2.3.1 稳步实施“引进来” |
4.2.3.2 积极推进“走出去” |
4.3 战略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
4.3.1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历程 |
4.3.1.1 “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 |
4.3.1.2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
4.3.2 “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目标 |
4.3.2.1 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 |
4.3.2.2 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 |
4.3.2.3 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 |
4.3.2.4 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 |
4.3.2.5 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
4.3.3 “一带一路”建设的丰硕成果 |
4.3.3.1 政策沟通不断深化 |
4.3.3.2 设施联通不断加强 |
4.3.3.3 贸易畅通不断提升 |
4.3.3.4 资金融通不断扩大 |
4.3.3.5 民心相通不断促进 |
4.3.4 “一带一路”建设对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影响 |
4.3.4.1 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平台 |
4.3.4.2 为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辟广阔空间 |
4.4 重要支撑: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4.4.1 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中国定位与角色 |
4.4.1.1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定位 |
4.4.1.2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
4.4.2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
4.4.2.1 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
4.4.2.2 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4.4.3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 |
4.4.3.1 在全球政治和安全领域展示中国担当 |
4.4.3.2 在经济金融领域提供中国方案 |
4.4.3.3 在网络治理新兴发展领域承担中国责任 |
4.4.3.4 在构建国际海洋新秩序中贡献中国力量 |
4.5 价值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4.5.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
4.5.1.1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
4.5.1.2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
4.5.1.3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
4.5.1.4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
4.5.1.5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
4.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途径 |
4.5.2.1 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
4.5.2.2 安全上坚持共治共处,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
4.5.2.3 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
4.5.2.4 文化上坚持互鉴共存,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 |
4.5.2.5 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
4.6 重要保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
4.6.1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 |
4.6.1.1 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坚实基础 |
4.6.1.2 公平正义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
4.6.1.3 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 |
4.6.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实践 |
4.6.2.1 秉持合作共赢原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4.6.2.2 树立“亲诚惠容”理念,构建新型周边关系 |
4.6.2.3 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 |
5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 |
5.1 思想维度 |
5.1.1 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 |
5.1.2 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 |
5.1.3 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 |
5.2 实践维度 |
5.2.1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
5.2.2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 |
5.2.3 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 |
5.2.4 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 |
6 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6.1 理论创新 |
6.1.1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对外开放理论 |
6.1.2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 |
6.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
6.2 实践意义 |
6.2.1 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增添新动力 |
6.2.2 为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拓展新空间 |
6.2.3 为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提供新平台 |
6.3 世界影响 |
6.3.1 为世界经济增添新动能,展示了中国力量 |
6.3.2 为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提供了中国方案 |
6.3.3 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创新驱动背景下人才的重要性凸显 |
1.1.2 创新人才投入持续增加以及创新能力偏低并存 |
1.1.3 创新人才在网络上以流空间形态聚集参与创新 |
1.2 研究问题与意义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意义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1.3.1 流空间组织和流动空间 |
1.3.2 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 |
1.3.3 人力资本集聚效应 |
1.3.4 创新效率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流空间理论 |
2.1.2 创新理论 |
2.1.3 人力资本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人力资本投入与创新产出比例失衡的“索洛悖论” |
2.2.2 传统研究对创新投入领域“索洛悖论”的解释 |
2.2.3 信息技术对人力资本与创新影响的主流研究 |
2.2.4 流空间理论对人力资本及其创新活动的关注 |
2.3 文献评述与本文研究方向 |
3 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3.1 工业时代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原始机制 |
3.1.1 人力资本地理空间集聚形成创新规模效应 |
3.1.2 人力资本以单一分工形式参与创新 |
3.1.3 跨区域创新合作有限并面临成本约束 |
3.1.4 专业科学家群体形成创新主体垄断 |
3.2 信息技术冲击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变动 |
3.2.1 营造新空间弥补地理集聚的成本局限 |
3.2.2 细化分工提升人力资本专业化水平 |
3.2.3 技术进步颠覆人力资本传统协作成本 |
3.2.4 广域知识溢出促使人力资本池扩张 |
3.3 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新机制 |
3.3.1 集聚层面:人力资本结成流空间组织集聚创新 |
3.3.2 传导层面:组织内人力资本传递创新价值 |
3.3.3 约束层面:信息人力资本及设施制约组织创新效率 |
3.3.4 发展层面:人力资本依托组织实现创新主体拓展 |
3.4 小结 |
4 流空间下人力资本集聚参与创新的形态与特征 |
4.1 大数据视角下创新人力资本在信息时代的集聚概况 |
4.2 信息时代人力资本集聚结成流空间组织的现实形态 |
4.2.1 学习交流型流空间 |
4.2.2 任务协作型流空间 |
4.2.3 任务发布型流空间 |
4.2.4 全民参与型流空间 |
4.2.5 伴生反馈型流空间 |
4.3 信息时代人力资本集聚结成流空间组织的具体特征 |
4.3.1 建设与管理的自动化模式成型 |
4.3.2 即时与延时沟通能力明显强化 |
4.3.3 线上组织与线下组织同步发展 |
4.4 信息时代人力资本集聚结成流空间组织对创新的影响 |
4.4.1 由“孤岛”建设走向主动联结 |
4.4.2 由任务服务到空间场景构建 |
4.4.3 由虚拟现实并行到融合发展 |
4.5 小结 |
5 流空间下人力资本传递创新价值的功能分析 |
5.1 创新传导机制中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内涵及对创新的影响 |
5.2 异质性人力资本传导创新价值的实证验证 |
5.2.1 近年来信息人力资本等与创新增长的趋势 |
5.2.2 变量解释、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
5.2.3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人力资本与创新关系验证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5.3 异质性人力资本传导创新价值的效率分析 |
5.3.1 考虑人力资本异质性的随机前沿模型建构 |
5.3.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5.3.3 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人力资本传导效率分析 |
5.3.4 区分创新活动性质的人力资本创新效率分析 |
5.3.5 区分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创新效率分析 |
5.4 小结 |
6 流空间下人力资本推进创新的条件约束 |
6.1 信息人力资本对流空间组织及创新活动的特殊约束作用 |
6.2 信息人力资本门槛约束效应的实证检验 |
6.2.1 以信息人力资本为创新门槛的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6.2.2 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6.2.3 区分东中西部地区的信息人力资本门槛约束作用对比 |
6.2.4 基于信息基础设施的门槛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6.3 小结 |
7 流空间下人力资本拓展创新的演化趋势 |
7.1 信息时代创新人力资本主体拓展的现实情况 |
7.1.1 专业创新者与非专业者界限模糊 |
7.1.2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界限模糊 |
7.1.3 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界限模糊 |
7.2 创新人力资本主体拓展的具体成因以及对创新的影响 |
7.2.1 适宜载体构建起虚拟集聚空间 |
7.2.2 多节点覆盖提升创新流动效率 |
7.2.3 跨节点连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
7.2.4 虚拟文化培育降低创新心理成本 |
7.3 国内外以人力资本主体拓展促进创新的具体经验 |
7.3.1 打造高影响力开放平台载体 |
7.3.2 围绕创新阶段对接配套平台 |
7.3.3 强化跨平台接入的兼容能力 |
7.3.4 推进政府项目及业余者计划 |
7.4 我国以人力资本主体拓展促进创新的策略选择 |
7.4.1 按“多主体-阶段化”思维建设开放平台 |
7.4.2 凭借现实平台优势打造完整众创生态 |
7.4.3 以制度与标准化建设保障跨平台融入 |
7.4.4 引创新文化与市场激励推广大众创新 |
7.5 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基础数据表 |
表A-1 2003-2016 年分省科技经费内部支出 |
表A-2 2003-2016 年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 |
表A-3 2003-2016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
表A-4 2003-2016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
表A-5 2003-2016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员 |
表A-6 2003-2016 年金融业从业人员 |
表A-7 2003-2016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
表A-8 2003-2016 年居民服务业从业人员 |
表A-9 2003-2016 年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 |
表A-10 2003-2016 年国内专利受理数量 |
表A-11 2003-2016 年国内专利授权数量 |
表A-12 2003-2016 年新产品产值 |
表A-13 2003-2016 年技术市场成交额 |
附录B 计算所得数据 |
表B-1 2003-2016 年人力资本存量 |
表B-2 2003-2016 年企业家数量 |
表B-3 2003-2016 年国外收录中国论文数量 |
附录C 数据采集命令 |
索引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一)学术史回顾 |
(二)选题界定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的难点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一、“消极悲观论” |
二、“民主转型论” |
三、“柔韧有余论”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结语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5)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第三节 论文有关情况的说明 |
第一章 恐怖融资基础理论分析 |
第一节 恐怖主义与经济学 |
第二节 恐怖融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对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恐怖融资需求侧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恐怖袭击的直接成本 |
第二节 恐怖组织的运营成本 |
第三节 恐怖融资需求侧案例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恐怖融资供给侧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外部资助 |
第二节 自我融资 |
第三节 恐怖组织融资方式的多元化趋势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恐怖融资流通渠道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正规的金融系统 |
第二节 非正规价值转移体系 |
第三节 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 |
第四节 虚拟货币等新兴途径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际反恐怖融资体系比较分析 |
第一节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第二节 美国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第三节 英国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第四节 俄罗斯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第五节 国际反恐怖融资体系的特征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反恐怖融资现状及问题分析 |
第一节 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情况 |
第二节 我国反恐怖融资发展现状 |
第三节 我国反恐怖融资中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研究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第三节 主要研究方法 |
一、文献解析法 |
二、数理建模法 |
三、计量分析法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一、本文的创新 |
二、主要的不足 |
第一章 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文献述评 |
第一节 贸易自由化对个体教育投资的影响 |
一、个体教育投资的决定因素 |
二、贸易自由化影响教育投资的机制 |
第二节 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本 |
一、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
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重要性 |
第三节 全球分工与比较优势 |
一、比较优势指标的测算 |
二、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
三、全球分工与比较优势 |
第四节 研究现状评述 |
第二章 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投资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 |
第一节 个体教育投资决策 |
一、教育产出函数 |
二、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函数 |
第二节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技能溢价渠道 |
一、需求侧分析 |
二、生产侧分析 |
三、开放经济下的均衡分析 |
第三节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就业效应渠道 |
一、贸易自由化的就业创造与破坏效应 |
二、就业机会与人力资本投资 |
第四节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
一、生产成本函数与比较优势 |
二、开放经济下的均衡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及分布:特征和事实 |
第一节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
一、关税政策的演进过程 |
二、关税政策实施的经济功能 |
第二节 贸易自由化的测度及定量分析 |
一、贸易自由化指标测度 |
二、贸易自由化的特征性事实 |
第三节 中国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特征 |
一、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结构分布 |
二、地区人力资本结构分布 |
第四节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及结构分布:图形分析 |
一、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
二、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分布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
二、变量选取及测度 |
三、数据说明 |
第二节 估计结果及分析 |
一、地区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基准回归 |
二、地区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异质性回归 |
第三节 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
一、内生性问题 |
二、稳健性检验 |
第四节 机制分解——技能溢价与就业效应 |
一、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二、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解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分布的影响 |
第一节 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基于DID方法 |
一、计量模型设定和平行趋势检验 |
二、计量结果分析 |
第二节 稳健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一、稳健性检验设计 |
二、估计结果分析 |
第三节 拓展分析:地区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分布 |
一、计量模型设定和平衡趋势检验 |
二、计量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第二节 估计结果及分析 |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二、内生性问题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一、改变比较优势定义: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
二、改变比较优势定义:Michaely指数 |
本章小结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一、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个体教育投资影响的结论 |
二、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分布影响的结论 |
三、关于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影响的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含义 |
一、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提升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
二、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使用,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
三、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匹配培育外贸竞争优势的人才需要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7)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 |
2.1.1 对外贸易 |
2.1.2 产业升级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2.1 国外文献综述 |
2.2.2 国内文献综述 |
第3章 相关理论与影响机理分析 |
3.1 相关理论 |
3.1.1 对外贸易相关理论 |
3.1.2 产业升级相关理论 |
3.1.3 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相关理论思想 |
3.2 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分析 |
3.2.1 市场机制的普适性机理 |
3.2.2 交易主体全球化的竞争效应影响机理 |
3.2.3 全球贸易往来的产业关联效应影响机理 |
3.2.4 贸易市场扩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影响机理 |
3.2.5 对外贸易发展的溢出效应影响机理 |
3.2.6 贸易产品的空间邻近效应影响机理 |
3.2.7 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深化效应影响机理 |
3.2.8 引致需求诱发的要素流动效应影响机理 |
第4章 对外贸易发展与产业升级的现状分析 |
4.1 对外贸易现状分析 |
4.1.1 货物贸易现状 |
4.1.2 服务贸易现状 |
4.2 产业升级现状分析 |
4.2.1 结构演进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
4.2.2 经济效率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
4.2.3 产品空间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
4.2.4 生产分工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
4.3 产业升级滞后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 |
4.3.1 外贸规模膨胀降低了产业升级的内在激励 |
4.3.2 产业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占位较低 |
4.3.3 外贸的粗放发展加重了产业升级的负担 |
4.3.4 服务贸易水平低对产业升级的支撑力度不足 |
4.3.5 要素引进推动产业升级的道路曲折 |
第5章 结构演进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结构演进视角下外贸影响产业升级的特征 |
5.2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5.3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
5.4 结构演进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5.4.1 商品贸易对产业升级影响检验 |
5.4.2 服务贸易对产业升级影响检验 |
5.4.3 一般贸易对产业升级影响检验 |
5.4.4 加工贸易对产业升级影响检验 |
5.4.5 稳健性检验 |
5.5 结构演进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结论 |
第6章 经济效率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6.1 经济效率视角下外贸影响产业升级的特征 |
6.2 基础模型设定与相关指标解释 |
6.2.1 基础模型设定 |
6.2.2 相关指标解释 |
6.3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效率实证检验 |
6.3.1 全国层面的检验 |
6.3.2 省际层面的检验 |
6.4 基于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效率实证检验 |
6.4.1 全国层面的检验 |
6.4.2 省际层面的检验 |
6.5 基于微观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
6.5.1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6.5.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6.5.3 稳健性检验 |
6.6 经济效率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结论 |
第7章 产品空间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7.1 产品空间视角下外贸影响产业升级的特征 |
7.2 产品空间及相关指标解释 |
7.2.1 产品空间 |
7.2.2 相关指标解释 |
7.3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7.3.1 基础模型设定 |
7.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7.3.3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
7.4 产品空间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7.4.1 具体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 |
7.4.2 检验结果分析 |
7.4.3 稳健性检验 |
7.5 产品空间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结论 |
第8章 生产分工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8.1 生产分工视角下外贸影响产业升级的特征 |
8.2 投入产出表及相关指标解释 |
8.2.1 投入产出表 |
8.2.2 相关指标解释 |
8.3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8.3.1 基础模型设定 |
8.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8.3.3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
8.4 生产分工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
8.4.1 具体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 |
8.4.2 检验结果分析 |
8.4.3 稳健性检验 |
8.5 生产分工视角下外贸对产业升级影响的结论 |
第9章 制约对外贸易推进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
9.1 贸易惯性削弱了外贸推进产业升级的向上流动性 |
9.2 要素红利逆转约束了外贸推进产业升级的动力 |
9.3 国际市场竞争格局限制了外贸推进产业升级的利得积累 |
9.4 服务业基础薄弱降低了外贸推进产业升级的效率 |
9.5 频繁的贸易摩擦增大了外贸推进产业升级的阻力 |
第10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10.1 主要结论 |
10.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藏独活动研究(1988—2010)(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选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二、相关概念阐释与内涵界定 |
(一) 关于中文译名的问题 |
(二) 关于“援藏组织” |
(三) 关于“西藏问题”和“西藏问题”国际化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西藏流亡政府”的建立与达赖集团国际公关活动的历史轨迹(1959-1979) |
第一节 达赖集团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策动“西藏问题”国际化 |
一、“西藏流亡政府”的建立 |
二、美国策动“西藏问题”国际化 |
第二节 1960年代中期以来达赖集团建立驻外办事机构与藏独组织 |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对达赖集团藏独活动的影响 |
二、“达赖喇嘛驻纽约办事处”的藏独活动 |
三、达赖集团策划建立藏独组织及其主要藏独活动 |
小结 |
第二章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建立及其组织内部透视 |
第一节 达赖喇嘛提出“五点和平建议” |
一、接触商谈与达赖集团国际公关的新策略 |
二、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提出“五点和平计划” |
第二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建立 |
一、拉萨骚乱与达赖集团建立“援藏组织”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藏青会”的内在联系与差异 |
第三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机构设置与成员背景分析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机构设置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员背景分析 |
第四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资金来源与支出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资金来源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资金支出状况 |
小结 |
第三章 达赖喇嘛放弃“中间道路”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1988-1999) |
第一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推动美国国会通过关于流亡藏人的法案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推动美国国会议员考察流亡藏人社区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涉藏议案 |
第二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分裂活动 |
一、达赖喇嘛放弃“中间道路”与第一届“国际援藏组织”大会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策动“国际西藏年” |
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建其他藏独组织 |
第三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利用经贸问题进行反华活动 |
一、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 |
二、阻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第四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利用世妇会从事反华活动 |
一、帮助流亡藏人筹建“藏人妇女代表团”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组织针对世妇会的藏独活动 |
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针对世妇会进行藏独活动的影响 |
第五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国际性藏独组织的发展趋势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联络各国议员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活动范围扩展至欧洲 |
小结 |
第四章 达赖喇嘛重提“中间道路”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2000-2003) |
第一节 重提“中间道路”与“柏林宣言” |
一、达赖喇嘛重提“中间道路” |
二、第三届“国际援藏组织”大会及“柏林宣言” |
第二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人权领域的反华活动 |
一、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反华活动 |
二、在第三届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上的活动 |
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攻击中国宗教政策 |
第三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炒作“环境问题” |
一、“世界银行运动” |
二、“遏制中国石油运动” |
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上的游说活动 |
四、发起所谓“环境权利运动”原因析论 |
小结 |
第五章 接触商谈过程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2003-2010) |
第一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协调员策划实施接触商谈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推动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推动欧盟设立“西藏问题”特别代表 |
三、2002年以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对接触商谈的策划与实施 |
第二节 利用“政治犯”问题为接触商谈增加筹码 |
一、发起所谓“丹增德勒仁波切运动” |
二、重新炒作所谓“班禅喇嘛事件” |
三、炮制所谓“囊帕拉山口枪击事件” |
第三节 “3·14事件”前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藏独活动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针对奥运会的破坏活动 |
二、达赖喇嘛获得美国国会金质奖章与“3·14事件” |
三、“3·14事件”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破坏活动 |
第四节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加强在流亡藏人社区的藏独活动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的活动 |
二、培养青年流亡藏人领袖 |
三、设立“西藏游说日” |
四、为流亡藏人设立“罗威尔基金” |
小结 |
结语 |
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藏独活动的基本特点 |
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性质 |
(一) 强烈的反华倾向 |
(二) 固有的藏独倾向 |
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藏独活动发展趋势前瞻 |
(一) 与其他“援藏组织”构建藏独组织联盟 |
(二) 组织领导权和活动中心开始向欧洲倾斜 |
四、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附图索引 |
附表索引 |
第一章 绪论 |
1 本文研究的目的,对国民经济或学术上的意义,国内外动态和发展趋势 |
1.1 研究目的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
1.4 当前研究的缺陷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2 本文研究的内容,设计方案、预期效果 |
2.1 论文的结构及研究内容 |
2.2 研究方法 |
2.3 研究思路和效果 |
2.4 研究框架 |
2.5 本研究的创新和局限 |
第二章 产业安全与农业产业安全 |
1 产业安全的内涵 |
2 用模型诠释产业安全 |
2.1 基本假设 |
2.2 基本理论模型 |
2.3 最佳产业安全状态的确定 |
2.4 产业安全水平的测度 |
3 农业产业安全 |
3.1 农业产业安全的定义 |
3.2 农业产业安全的决定因素 |
3.3 农业产业安全体系的基本框架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产业的影响 |
1 按照“WTO”规则,调整农业政策 |
1.1 调整农业法律法规 |
1.2 调整国内支持政策 |
1.3 农产品关税配额管理 |
1.4 调整农产品食品卫生安全政策 |
1.5 减让农产品进口关税 |
2 加入“WTO”后中国农业生产的变化 |
2.1 我国粮食生产的变化 |
2.2 其它主要农产品生产发展状况 |
3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贸易的影响 |
3.1 加入WTO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变化情况 |
3.2 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贸易伙伴的影响 |
4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生产者的影响 |
5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及产生的安全风险 |
5.1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 |
5.2 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的风险 |
6 展望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与新一轮WTO谈判 |
6.1 展望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 |
6.2 中国如何应对新一轮WTO谈判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评估与预警 |
1 中国农业现状 |
1.1 食物与社会生态平衡系统中面临5个方面的矛盾 |
1.2 食物社会生态平衡系统中存在的“三个不可逆转” |
1.3 中国农业资源的优势与劣势 |
2 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状况及竞争因素分析 |
2.1 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状况 |
2.2 价格竞争因素分析 |
2.3 质量竞争因素分析 |
3 加入“WTO”后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评估 |
3.1 产业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
3.2 对中国农业安全度的估算 |
3.3 湖南农业产业安全度的初步估算 |
4 农业产业安全预警 |
4.1 产业安全预警的涵义 |
4.2 建立农业产业安全预警系统的紧迫性 |
4.3 农业产业安全预警的阶段 |
4.4 农业产业安全预警系统的执行 |
5 中国农业产业安全危机的事发、事后管理 |
5.1 中国产业安全危机的特征 |
5.2 政府是产业安全危机管理的主体 |
5.3 农业产业安全危机事发、事后管理的构想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国际经验 |
1 发达国家和地区如何保护农业 |
1.1 欧盟、美国、日本等对农业的扶持政策 |
1.2 欧盟、美国、日本等对农产品的贸易保护 |
2 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措施 |
2.1 创造条件,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
2.2 大量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关税等措施保护国内农业 |
2.3 实行适度的政府配售和购销价格政策,保护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
2.4 建立产供销一体化以及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出口服务体系,促进农业外向型发展 |
2.5 加大农业投资和补贴,提供农业信贷优惠,支持农业发展 |
3 世界各国农业保护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3.1 完善合规性贸易壁垒体系,有效保护农业 |
3.2 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内需并重 |
3.3 重视对农业的合理支持,利用世贸组织程序性规定,加强国内农业保护 |
3.4 加强对本国地方名特农产品的品牌保护,加强农业人才的培养 |
3.5 应用灵活性和多样化的保护手段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构建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防火墙” |
1 在WTO《农业协议》条件下,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
1.1 全面深化农业体制改革 |
1.2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
1.3 增加国家财政支持和农业税制改革的力度,合理利用外资 |
1.4 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 |
1.5 建立农业创新体系 |
1.6 实行乡镇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加速农村城市化建设 |
1.7 建立农业保障体系 |
1.8 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 |
2 维护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政策保障 |
2.1 树立新的国家产业安全观 |
2.2 健全法规体系,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 |
2.3 统一规划农业产业安全体系,建立专门的产业安全机构 |
2.4 做好农业产业损害风险评估工作,建立灵敏有效的产业安全预警系统 |
2.5 充分利用WTO贸易救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保障产业安全 |
2.6 用好用足WTO赋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积极进行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的调整 |
2.7 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利用决策机制维护国家产业安全 |
2.8 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出口国家、出口产品多元化 |
本章小结 |
研究结论及研究趋势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案例:“中国反贸易壁垒第一案”—“中国紫菜出口日本案” |
附录二:《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历 |
在读期间科研学术成果目录 |
(10)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逻辑思路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逻辑思路 |
1.2 相关概念 |
1.2.1 制度 |
1.2.2 制度安排、制度结构 |
1.2.3 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变迁 |
1.2.4 农户 |
1.2.5 经济市场化 |
1.3 基本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安排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1.5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与不足 |
1.5.1 主要的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2 制度经济学及其对农村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文献评述 |
2.1 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 |
2.2 制度的经济功能 |
2.3 制度产生与演化的逻辑 |
2.3.1 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
2.3.2 制度为何而产生 |
2.3.3 制度变迁的一般知识基础 |
2.3.4 制度变迁的主体与模式 |
2.3.5 制度变迁的原因与动力 |
2.3.6 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 |
2.3.7 制度变迁的方式 |
2.3.8 制度变迁的过程、时滞与路径依赖 |
2.4 制度经济学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理论中运用和发展 |
2.5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运用和发展 |
2.5.1 关于农户行为的研究 |
2.5.2 制度变迁依据的研究 |
2.5.3 制度变迁效率的研究 |
2.6 现有研究的不足 3 市场化、价格差异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 |
3.1 经济市场化及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1.1 经济市场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
3.1.2 经济市场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2 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中介 |
3.2.1 市场化的发展改变了要素或产品的时间、空间等方面的相对价格 |
3.2.2 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 |
3.3 在转型经济中,政府是制度变迁的第一驱动力和保障力量 |
3.4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理论考察 |
3.4.1 市场化与农村制度变迁:过程描述与理论解析 |
3.4.2 市场化与农村制度变迁:比较与分析 4 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发展的测度 |
4.1 现有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测度的研究评述 |
4.1.1 市场化水平测度的理论 |
4.1.2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测度研究的进展 |
4.1.3 目前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定量分析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
4.2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指标体系构建 |
4.2.1 主要经济指标选取 |
4.2.2 各项经济指标的分值分配及计算方法 |
4.3 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的具体计算方法 |
4.4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测定(1996-2005年) |
4.5 2004年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相对进程 5 中国农村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析 |
5.1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演进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
5.1.1 农村市场化的启动阶段(1978-1984年) |
5.1.2 大力引进市场经营机制阶段(1985-1988年) |
5.1.3 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徘徊阶段(1989-1991年) |
5.1.4 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1992-2000年) |
5.1.5 农村市场化的深化与完善阶段(2001年至今) |
5.2 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与制度变迁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
5.2.1 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5.2.2 农村市场化与制度变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变迁方向 6 中国农村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与制度选择 |
6.1 人的行为与制度的起源和变迁的一般描述 |
6.1.1 制度人的行为假设 |
6.1.2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制度的起源与变迁 |
6.1.3 制度约束下的人的行为 |
6.2 农地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可能选择集与收益成本分析 |
6.2.1 农业的制度属性 |
6.2.2 农地产权制度 |
6.2.3 农地经营制度 |
6.3 中国农村经济主体的制度选择与行为 |
6.3.1 农户的制度选择与行为 |
6.3.2 农村经济组织的制度选择与行为 |
6.3.3 政府的农村制度选择与行为 |
6.3.4 中国农村制度中利益冲突与协调 7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 |
7.1 主要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供求的基本理论 |
7.2 影响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分析 |
7.2.1 市场规模的变化 |
7.2.2 技术进步 |
7.2.3 各经济主体对收入预期的改变 |
7.3 诺斯与樊纲模型的改进与影响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分析 |
7.3.1 知识的积累 |
7.3.2 技术进步 |
7.3.3 组织成本变化 |
7.3.4 政府支持的变化 |
7.4 制度变迁理论的修正与补充——时滞与路径依赖 |
7.4.1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时滞 |
7.4.2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7.5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阶段性与连续性 8 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变迁 |
8.1 农户间合作与农村经济组织 |
8.1.1 农户间的合作行为与合作效益 |
8.1.2 合作与农村经济组织 |
8.1.3 国际农业经济组织及其发展的考察 |
8.2 市场化与中国农村传统的非正式组织的演进 |
8.2.1 关于中国农村宗族制度演进的一个争议 |
8.2.2 农村宗族制度的主要功能 |
8.2.3 1949-1978年的中国宗族制度的演化轨迹 |
8.2.4 1978年后中国农村宗族制度的演化轨迹 |
8.3 市场化条件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变迁 |
8.3.1 家庭经营组织 |
8.3.2 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 9 以市场化为基础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 |
9.1 经济绩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
9.1.1 帕累托效率及其对农村制度变迁的启示 |
9.1.2 经济效率的测量方法 |
9.1.3 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 |
9.1.4 公平的计量 |
9.2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绩效的基本描述 |
9.2.1 基本情况与可能的解释 |
9.2.2 近三十年中国农村分省经济增长特征与影响因素描述 |
9.3 制度变迁与农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
9.3.1 生产函数设定 |
9.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9.3.3 估算与结果 |
9.4 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分解 |
9.4.1 1978-2005农村不平等的测度 |
9.4.2 收入来源结构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1984-2005) |
9.5 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村反贫困 |
9.5.1 制度变迁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反贫困的成就 |
9.5.2 市场化与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 10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场新的大规模制度变迁 |
10.1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关的理论问题评述 |
10.2 经济市场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条件和原因 |
10.2.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背景 |
10.2.2 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提出与实施的基本条件 |
10.2.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原因 |
10.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10.3.1 在理论上,有效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诱致性变迁 |
10.3.2 建国以来农村有效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
10.3.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应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 |
10.4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培育新农民、新组织 |
10.4.1 培育新农民 |
10.4.2 培育新型农村经济组织 |
10.5 2006年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分析 |
10.5.1 生产方面 |
10.5.2 生活方面 |
10.5.3 城乡统筹情况 11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展望 |
11.1 结论 |
11.2 进一步研究展望 附录一: 陈宗胜计算的中国农业市场化程度 附录二: 程国强计算的中国农业市场化指数 附录三: 习近平计算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 附录四: 乡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分类 附录五: 部分地区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情况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与对策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D]. 庞坤缺.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研究[D]. 李伟.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4]《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D]. 刘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研究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D]. 潘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7]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D]. 郑红玲. 辽宁大学, 2019(07)
- [8]“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藏独活动研究(1988—2010)[D]. 韩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3)
- [9]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D]. 肖文兴. 湖南农业大学, 2012(11)
- [10]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D]. 蔡立雄. 西北大学, 2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