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狱中与国民党的三战（上）

一、瞿秋白狱中三斗国民党(上)（论文文献综述）

LEE W00NG^[1]（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提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李晨阳^[2]（2020）在《中共抗日根据地英模的宣传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抗日根据地的英模是顺应抗日战争的历史大势、得益于中共的塑造培养而大规模涌现的时代典型,他们具有着无私忘我、不辞艰险的精神品质,坚持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价值导向,是令人敬佩的最可爱的人。抗日英模的出现,对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一方面可以展现人民英雄的丰功伟绩、积淀典型人物宣教的重要经验、坚定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另一方面更加有利于英模文化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丰富研究,丰富抗日胜利的影响动因,提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新视角,以及拓宽中华人民共合国史的研究新思路。抗日战争的爆发是抗日英模诞生的直接动因,面对这场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战争,中国人民在领土不断沦丧、悲观情绪蔓延的情形下通过不断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成功的开辟了敌后战场,英模人物的出现可以起到稳定人心、增加斗志的重要作用。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成为抗日英模诞生的根本动因。为了更好的宣传教育抗日英模,中共在学习借鉴苏联革命英雄主义、功勋奖章制度及自身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宣教模式,并进一步体现出伴随抗日战争而不断发展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丰富阶段为主要特征的阶段特征。在对于抗日英模进行宣教的过程中,中共通过不断积累经验,塑造出完备的英模宣教的制度体系。首先,中共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塑造出符合时代条件的战斗英模、劳动英模、国际友人、爱国华侨的人物谱系,并具有特殊的类别和等级划分,进而体现出贫苦的家庭出身、鲜明的党员角色、多重的身份特征、平民英模比例的鲜明特征。其次,为了服务于抗日战争的主要目标,中共划分出针对根据地、国统区、敌占区三个地区的不同宣教对象,构成了以缅怀与悼念、表彰英勇斗志、宣传劳动事迹和工作成绩的宣教内容。此外,在具体形式上,中共结合中国古代经验、苏联经验、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创造出以表彰优抚、新闻报刊、文学艺术、题词标语、会议运动为主要特征的宣教形式,并进而构造出以党政宣传教育机构、文艺机构、报刊机构、党校及培训机构为主的组织基础,以评选制度和奖励制度为基础为主的制度基础。抗日战争是一场事关中华儿女的全民战争,抗日英模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对于抗日英模的大规模宣传教育,其重要性体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改革与建设过程的方方面面。此外,其现实作用体现在英模人物的榜样示范作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历史传承、党的领导的鲜明导向、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因此,对于抗日根据英模宣教的研究既有着历史意义也有着现实意义,既存在学理价值也存在政治价值,既是一项广大青年的思想洗礼又是一项爱国主义的政治教化,回顾和重温那艰苦的抗日岁月,缅怀用鲜血和生命铸就胜利的英雄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代人始终努力的方向。

韩晓^[3]（2017）在《民国时期来华留学韩人作家的跨体验与文学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大批韩人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来到中国,其中有不少留学生。在这些留学生中,产生了十余位作家,如崔独鹃、朱耀翰、朱耀燮、沈熏、金光洲、姜鹭乡、皮千得、丁来东、朴世永、韩雪野、李陆史、金沼叶等。他们胸怀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忱,负笈来华。留学经历使他们获得了与在殖民地朝鲜不一样的跨国体验,丰富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题材,拓宽了他们文学创作的空间。他们的文学书写是韩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韩现代文学交流与跨界书写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旨在从跨国体验的角度切入,综合运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性别社会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采用综合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具体阐述来华留学韩人作家的跨国体验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关联,并进而阐明他们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对近代以来韩人来华留学史的梳理,可以发现来华留学的韩人作家,是近代来华的众多韩国移民中的一个微小组成部分,它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与近代韩民族的受难密切相关,也与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与韩国具有同质性相关。通过对来华留学韩人作家的研究,不难看出他们大部分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拥有较为强烈的反日意识与民族独立意识,因直接参与民族独立运动或受独立运动先驱指引,来到中国。第二,他们的来华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尤以20年代为最盛,这与三·一运动后,韩人反日独立意识的高涨有关。这说明他们的来华,多带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特点,并且民族意识成为他们文学书写的基调,贯穿他们跨国体验的始终。韩人作家在跨国体验中,不可避免地对文化身份产生思索。一方面,他们坚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时在异域回望故乡,表露出深深的亡国之恨,也诉说着异域飘零的乡愁。另一方面,他们在跨国体验中也切实感受到了文化差异和冲突,感受到了自己的边缘身份,并努力思考着超越冲突的方法。最终,在直面日本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过程中,在切实感受到半殖民地民众的生存困境中,他们找到了解决和克服冲突的办法。那就是基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目标,形成了与中国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韩人作家们重构了他们的文化身份,也使他们的文学书写具有了一定的国际视野,有了探寻人类普遍价值的可能性。由于来华留学的韩人作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两大城市,因而他们在华的体验可以说主要是都市体验。他们将在这两座氛围相异的都市的不同体验融入到各自的文学书写之中。他们在上海租界里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于殖民地朝鲜的现代氛围,高楼大厦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忙构成的现代繁华刺激着韩人作家们的眼球,使他们在感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的同时,也思考着隐藏于繁华景象背后的西方殖民主义。从他们的文学书写中可以发现,他们往往把都市文化等同于西方殖民文化,并侧重于对都市阴暗面的描写。无论是休闲空间公园,还是狭小的亭子间,又或是充斥着欲望的舞厅、妓院,都成为了他们借以批判殖民主义的空间。这种批判意识与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息息相关,反帝反殖民的认知使他们自然对西方殖民文化带来的都市现代性表现出排斥、鄙夷的态度。但我们也遗憾地发现,他们对于都市文化的批判还仅仅停留在表面,只是将都市的阴暗面赤裸地展现出来,没有形成超越性的认识,挖掘出本质性原因。而在北京,他们感受到的是古都的传统风韵和特殊魅力。韩人作家在北京书写中,通常寄予北京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往往把这里当成治愈自己饱受殖民创伤的心灵的救赎之地。出于对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他们对民国时期北京表现出的现代性选择视而不见,乐于对北京的古都韵致、帝都余韵大书特书。但透过他们书写的表面,我们也看到殖民地出身的作家们心底的哀伤,他们把这里当成了隐喻的空间,通过怀古伤今,委婉地表露了对于世态乱象、军阀混战的批判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韩人作家在上海、北京两座城市的体验与文学书写,最终都是为了有效的反观、反思自我。他们的上海书写、北京书写中烛照出的是他们对于自己民族未来的忧思,救亡与民族意识占据了首要地位。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感,来华留学韩人作家们把在跨国体验中直面的阶级、性别、种族等多重压迫,融入文学书写中,并借此阐述自己对生活在多重压迫下的民众命运的深刻思考。他们书写中的男人和女人都身受多重压迫,男性遭遇了认同危机,女性则陷入了多重困境。作家对于这种危机和困境的描写,说明他们意识到了反对殖民压迫、实现性别解放的艰难,他们在艰难中努力再现和表现下层民众,体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可以说,正是跨国体验,才使作家切实感受到了来自于阶级、日本帝国主义、西方殖民势力的多重压力,才使他们得以有深度地探讨身处"属下"阶层的东方民众的困境,表现出弱者反抗殖民强权的努力。民国时期来华留学的韩人作家是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这一群体的产生,不仅有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他们的跨界文学书写,也是东亚跨界文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这一特殊作家群体的有关文学史料,并进行系统考证和分析,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文学创作中对于他者的书写是为了更好地反观自我。同样,我们今日对于韩国文学中体现的中韩跨界书写的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审视我们自身。韩人作家们创作的那些已成为历史的文学书写与他们怀有的深沉的问题意识,可为我们今日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李静^[4]（2014）在《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文中研究表明延安文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代创构的新的文艺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与“五四”文学以及“左翼”文学具有天然的联系,又直接规范并影响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发展。从延安文艺本体研究来看,延安文艺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借鉴和运用基础上,从制度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展开了我们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从延安文艺影响来看,延安文艺的政治倾向,文学创作实践以及美学经验等,直接影响了“十七年文学”,而“文革”文学的爱情叙事、“智斗”书写和“诉苦”书写也都能从延安文艺找到渊源。本论文以“问题意识”入手,将1930—1970年代的文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延安文艺本体研究和影响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文学体制、政治、美学以及叙事模式等,看待延安文艺的历史形态、现实意义及其社会影响和价值。以“价值重估”的视角进行研究,有利于将1930—1970年代的文艺问题进行整合,进行历史的再审视、再考量。本文的论述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章延安文艺:“中国化”革命文艺经验的集大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以及具有“中国化”本土特色文艺实践的角度,探讨“中国化”的延安文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性。一方面,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进而反观延安文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另一方面,从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中国化”本土文化出发,研究延安这一新的文化中心的形成,及其文学的“创造”和“生产”,形成了延安独特的本土文艺经验。探察延安文艺在创造性地吸取西方经验及“本土化”过程中对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第二章延安文艺“民族化”与“大众化”。延安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是继承“左翼”文学对“大众化”倡导的基础上,进行的文艺实践。它突破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过于“欧化”的语言倾向,整合民间文化资源,以大众语言进行“工农兵”文学创作,突破了“左翼”文学写作的局限,以对农民文化的选择真正地实践了毛泽东的《讲话》方针,以人民性的突显体现了“工农兵方向”的精神内核。另外,“民族化”、“大众化”在延安文艺实践初期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在“工农兵”文学普及,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慢慢消失的时候,就出现了大众阅读“趣味”的多元要求。所以,必须深入思考时代和作家对受众“趣味”的想象与受众真实的阅读“趣味”的问题。第三章延安文艺与新的文学体制的构建。从文学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来看,延安时期的诗歌、小说、戏剧、美术、电影等组织形式以及众多社团等都已经初具规模,而文学会议、文艺批评等又对文艺进行了规范。新的文学体制也相应地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组织性、群众性的特点。在新的文艺体制的建构过程中,出现了文学体制内比较重要的两个制度,一个是“稿酬”制度,一个是以“柳青”为代表的作家体验生活的制度。这两种制度成为新的文学制度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两种制度。第四章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关联。从政治意识、文艺创作、美学形态三个方面进行反思,寻找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从政治意识入手,审视文艺在与政治的博弈之下对文学性的追求,并从文艺批评的双重标准和作家身份来阐释这一问题。如果说延安时期“工农兵”文学是主潮的话,“十七年文学”中的大众文化则呈现了向主流文化的融会,而具体到人物描写上,无论是对“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以及“中间人物”的分类还是对人物思想“改造”的描写,都呈现出政治的规训作用。从美学形态来看,在二元思维下,文学审美也倾向于美丑、好坏,崇高与优美等,部分知识分子则倾向于对人性美的书写以及“大团圆”结局的喜剧追求,这是两个时期文艺审美的共性。第五章延安文艺传统与“文革”文学辨析。从延安文艺对革命文艺的书写到“文革”革“文化”之命,这一发展与革命语境和战争心态密不可分,但也导致了“唯政治”的创作现象和批评标准。从文艺体制与文学生产来看,“文革”时期“集体写作”的方式以及“样板”文化的推广和对文艺“提高”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文艺的高度集约化发展。另外,从“工农兵方向”到“三突出”,及以“智斗”方式塑造英雄人物,都可见两个时代文艺的传承。但无产阶级文学对政治性、阶级性的强调,导致了从作家到作品的窄化,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话语的窄化。在“样板戏”以“诉苦”方式来进行“痛说革命家史”式叙事的同时,也使“样板戏”的叙事走向了窄化。余论:以延安情感和延安精神进行总结,进而对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发展与延安文艺精神的联系进行再审视,探讨延安文艺的当下意义。

陈俊^[5]（2013）在《土改文学研究》文中指出土改文学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最主要的创作潮流,通过前后延伸,笔者发现土改文学对于“共和国文学”（即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具有发生学的意义。土改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直接母体,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文学叙事模式和政治美学形态都是土改文学中的局部模式的延续和扩展。土改文学不仅承继和强化了左翼文学的政治美学特征,而且在文本实践上实现了从“革命文学”到“工农兵文学”的创作转型。作为对土改文学研究中相关问题的思考,本论文引入“情感政治”作为研究的核心概念,因为“情感”在土改中和土改文学里都是一个重要符号。而土改文学在表述和构建这种“情感政治”方面,特征显着。论文中分散于各个章节的相关问题都与这个概念有关,也可以说都是这种“情感政治”的具体表现:如“翻身”叙事中阶级正义,感恩叙事,土改文学中“污名化”叙事,土改文学中“翻身情境”营造和叙述,土改文学中的“诉苦”叙事,土改文学构建的新政治情感——阶级情感,土改文学中妇女解放与政治、家庭和情感之间的关系,土改文学中知识分子心态和思想改造叙事,等等。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情感政治”的文学表达。本论文总共六章。论文前三章类乎于对土改文学的整体统观。在这观照中始终以“情感”为核心来阐释土改文学的表达体系和文类特征。论文第一章试图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学的语境中分析土改文学的生发原因和生成背景。梳理上改文学的阶段历程和发展面貌。在此过程中尝试界定土改文学的相关概念,并考察这种“政治式写作”的发展脉络,以及土改文学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承续关系和阶段意义。论文二、三两章主要是阐释土改文学中的叙事特征和情节结构、情感政治、以及阶级话语构形中的情感逻辑。第二章主要阐释:翻身正义的阶级化建构中对地主、农民、和感恩对象的形塑和表现。翻身情境营造中各种互动形式的描述和情感的唤起和传递。土改文学中人物类型化塑造与“污名化”叙事特征,该特征是类型文化和阶级类分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学结构形态方面表现出三种结构形式:情节结构模式,主题团圆模式,逻辑对比模式。正典结构土改叙事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叙述形式,开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许多美学范例;论文第三章考察一个外在于农民生活空间的政治力量是如何将农民动员起来并凝聚起相应的阶级意识?通过“劳动”话语、“土地”话语的陈述,“诉苦”归因和身份的阶级建构,在农民观念世界里置入一种新的情感政治,这种情感政治在思想动员和政治认同中发挥了重要的所用,由此考察并分析土改文学中诸如“苦难”、“阶级”“国家”等话语和主题的生成演变机制。论文后三章带有专题探讨的性质。因为在土改文学的总体形态之外有两个方面内容让人关注。一是大量关于妇女解放主题叙事;另一个是土改文学中知识分子身份想象和改造模式。论文第四、第五章是对这两个专题的思考和回应。近代以来,女性身体一直在文学里呈现出不同的政治隐喻。而毛泽东关于妇女压迫和解放的权威论述俨然成了土改文学妇女形象的理论依据,文学描述中体现了对这种妇女观迎合,也呈现了与此相偏离的某种丰富性;而土改实践对知识分子情感和心态的冲击很大,知识分子面对土改也表现了某种复杂性的情感反应,这些与文学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形塑存在着既一致又不同的表达,在互文性阅读背后,体现了此时的知识分子处境和党的政策背景有着复杂的关联。论文第六章,是探讨有关土改文学写作的限度与可能。有研究者在六十年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中观察土改叙事,发现对当代中国影响巨大的土改,在土改题材的文学写作上却时间短暂,而且少有杰作,与合作化等替他题材相比,成绩可谓乏善可陈。作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论文第六章试图在文学与历史的互动中来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论文结语部分既是对整篇论文的总结,也是内容和意义上的整体提升。试图把分散在前面各章节分散的零星提及的土改文学发生学的意义做一个整体概括和延伸,从而突显本论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黄济人^[6]（2013）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下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章1邱行湘身穿蓝卡叽中山服,拎着黑色公文包,又一次走进"总统府。""总统府"大门的花岗石柱头,残存着几个弹洞,那是1949年解放军攻克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时留下来的。几个弹洞旁边,高悬着一块吊牌,吊牌上写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邱行湘但凡上班,这是他每日必见的情景。可是,不知为什么,今天他有了一种异样的穿越时空隧道的感觉。"总统府"的前身是孙中山的临时大

王罗旺^[7]（2012）在《妇女领导群体与苏维埃革命:1927-1934》文中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中，无论底层或中上层妇女，无论她是文盲还是知识女性，都有可能通过“参战”，走出家庭、走上社会、走向解放，成为世界范围女性参与社会管理的独特风景。1927—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领导群体积极投身苏维埃革命洪流，她们摆脱封建束缚，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管理，转变自身社会角色，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失语”状态，真正发挥自身主体地位。文章以研究妇女领导群体的生存状况、构成、行为特征以及文化特征为切入点，探讨妇女领导群体的革命源起，阐明妇女领导群体在苏维埃革命中的作用：建立妇女组织，保护妇女权益；培养妇女领导，加强自身队伍建设；组织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占有生产资料；动员妇女参军参战，将自身解放与阶级解放结合起来；组织妇女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妇女文化水平；开展文艺活动，丰富苏区文化生活；提倡婚姻自由，移风易俗，争取男女平等，推动两性社会的和谐发展。此外，对妇女领导群体在苏维埃革命中的作用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揭示妇女领导群体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局限性。妇女群体群体在苏维埃革命中的活动，推动了男女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唤起妇女群体的参政意识，倡导婚姻自由，保护妇女自身的合法权益，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新中国开展妇女解放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赵娟^[8]（2011）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840年起，下限至1949年，中国教育在这百年中发生着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教育小说在此期间由产生发展至繁荣。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非常短暂的一瞬，但近现代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充满了错综复杂的事件和思潮，同时还伴随着教育制度的反复变革和教育思想的纷繁多样。纵观时人的教育小说创作，皆关注教育领域中的教育事件的生成、教育制度的发展、教育思想的演变和教育个体的成长等；而对这些教育事件、制度、人物和思想的记述，也生动地记录了教育近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珍贵片段。所以从教育的视角对这百年的教育小说进行研究，具有非常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正文包括绪论、主体四章和结语，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论述了选题的缘由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界定和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意图说明本研究的意义、研究基础，并进一步确定该论文研究范围，即选用的教育小说大致指的是以教育现象为主题或能够呈现出教育素材的小说，在这类小说中，通常会描写到教育制度、教育观念、师生生活等，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第二部分是该论文的主体部分，分为第二章到第五章。第二章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发展概况，其中从教育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两个角度进行剖析，描述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介绍了封建传统教育的衰败和新教育的兴起，同时小说界革命是促进教育小说孕育及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其次勾画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发展脉络，叙述了随时代变化教育小说主题的演变过程。第三章到第五章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从教育小说的题材内容入手，分别从清末民初、民初至抗战前、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三个时间段内，侧重分析了教育小说中反映出来的诸多教育问题和教育的变革，教育小说中描绘的新教育实施图景，其中既有学制革新带来的冲突，也有教育机构变革中各类教育人物的反映，还有对女子教育的重视等问题；揭示了教育小说图谱中的教育启蒙历程，既有对封建旧教育的批判，也描绘了新教育理念形成的过程；刻画了在战乱年代中的多样教师形象，既有对国统区教育状况的介绍，也有对根据地教育热潮的描写。其中在每个时间段还选取了一位代表性的作家（包天笑、叶圣陶、老舍）加以分析，试图对教育小说文本做进一步的挖掘。第三部分是结语。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一部分得出结论，探讨了研究教育小说对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对教育史研究的启示，并且叙述了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的研究对当代教育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如影响当代教育对传统基础教育内容的选择取向；对今日教师社会地位引发思考；重视教育与学生群体的联系等，并尝试对我国当代教育的发展和未来策略提出科学的建议。

程再凤^[9]（2011）在《晚清绅士家庭的孩子们（1880-19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已有的对晚清民初知识分子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多数研究者在个案研究中颇能注意到个体早年经历对其人格或思想观念的影响,然而在群体研究中却常常忽视或者不愿对此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学界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代际划分特别是晚清知识分子和“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划分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对各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也有不少学者曾做出论述,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生长于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并且这种时代经历在他们身上留下深刻印记的观点是成立的。本文以晚清（1880-1910年）知识阶层的孩子们为研究对象,从生活史的研究角度,论述他们在晚清这一“转型时代”中是如何被塑造的,此一段经历究竟在他们生命中留下怎样的痕迹,不同的人生经历对代际特征的形成有怎样的作用等问题。在晚清西潮东来的潮流中以及改（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改革下,苦读登科入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晚清知识阶层不得不重新规划孩子们的求学之路,家庭教育适时而动,与学堂教育相配合或相牵扯,完成知识人知识结构的更新与融合。儿时玩耍的游戏、不断摆弄的玩具留下了关于已经逝去的最美好的童真和最纯朴的乡土气息的记忆,它们也曾经为孩子们堆砌了一个想象自己的世界,晚清知识分子可以被看作是怀疑的一代,而他们的后辈则是行动的一代,后来的自我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想象自我的完成。早年的家庭情感经历,特别是与父母的感情,是他们后来生活与观念中不可跨越的问题,他们与父亲的或亲密或疏离或认同或背叛,成为窥探不同代际知识人复杂关系的缺口。无论是智识教育上的更新与固守,还是理想中的为国牺牲与光耀门楣,抑或家庭中顺从长辈与追求自我,都可见家庭与国家对孩子所有权之冲突与合作,家庭权力在晚清国民运动中萎缩,晚清知识阶层的后辈逐渐走出家庭向国家之民转变。

李娜^[10]（2011）在《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民国词汇研究》文中提出在汉语史诸部门中,词汇史的研究向来是比较薄弱的。吕叔湘曾经说过：“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语汇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①而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关注于民国词汇的研究又显得更加稀少了。社会的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在词语中被真实地记录和保存下来,词汇就象研究历史的活化石,所以对民国时期词汇的全貌进行细致的考察、描写和分析,不仅对汉语词汇史、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将为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本文以《汉语大词典》为原始语料库,对其中始见书证（主要为新词、新义）为民国作品的词语进行搜集整理,在对这些语料进行全封闭、穷尽式统计、描写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中反映的数字变化,来表现词汇的消长变化,表现词汇发展的动态过程,从而发现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对词汇发展进行定性的研究。并借鉴语义场理论的成果,从宏观上将词汇研究置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探索词汇中的系统联系,把握词汇发展的历史动因。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够引起研究者们对民国词汇的关注,对词汇史研究的关注。文章整体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是前言部分,主要是分析当前词汇史研究的现状、民国词汇研究的意义及本论题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在词汇的研究中,民国词汇的研究始终是十分薄弱的,也许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一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历来对这段时期的词汇的研究都仅仅局限在词语的举例、或者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我们又都不能忽视这段历史,忽视在那段动荡的历史之中,词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的转折与变化。处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交界期,处于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交融、磨合、争斗的历史时期,对这一时期词汇的发展我们尤其要关注。而传统的词汇研究的那些套路：一般词汇、基本词汇、同义词、反义词、方言词语、外来词等等的分类研究方法,尤其是举例式的方式,我们认为难以对民国时期词汇发展变化的全貌作出比较客观的判定,所以,我们运用语义场的研究方法,将词汇的发展置身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并引用自然科学数量统计的方法,同时大胆的选用《汉语大词典》作为我们的语料库,用数字结论作为我们理论探析的基础和出发点,在一系列数字的基础上,我们对民国词汇的发展展开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在这四章中,前两章都是关于“标志性新词语场”①的,即对民国新词中,那些能够代表或者反映出民国时代独特特色的词语进行了系统的归类与系联。第四、五章是分别进入到词汇内部,即对民国新词语的语法结构、语义关系的研究。第二、三章是系统的从社会角度总结归纳民国时期能够表现民国时代特色的民国时期时代标志词。研究这些具有社会时代标志性特征的新词语,首先要考虑到的就是他们由于同属某一社会领域的新词语,因而相互之间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将这些词语聚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个反映不同领域的社会特征的“标志性新词语场”。一个词语反映某一社会特征的能力是有限的,而由多个在义域上有联系的词语组成的“词语场”反映相关的社会特征的能力就要大很多很多了,甚至可以说能够相对比较全面的反映某一时代某一社会领域的时代全貌。同样道理,如果某一时代独特的社会时代特征已经形成了,就必然会催生出一批反映和记录这种时代的社会特征的新词语。因此我们就以这些新词语各自所反映的社会领域为内容,以“标志性新词语场”的形式,按照其内部一定的逻辑关系来组织、排列它们。由于篇幅较大,因此分为上、两部分。上半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是从反映民国政治、军事、法律方面的新词语,反映民国文学艺术方面的新词语,以及反映民国社会风俗的新词语三大角度对民国新词语进行归类的。下部分即第三章主要是探讨几个互相影响的相关领域的新词语,如反映民国工商业、娱乐业的新词语,反映民国教育及出版业、印刷业、造纸业的新词语,反映民国纺织业及服饰的新词语,反映民国科学技术、翻译学、语言学的新词语,反映民国交通、通讯方面的新词语等等。通过将互相影响、链条式影响比较大的产业系联在一起的方式,以一发牵动全身的线索来串连起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新词语场。第四章是探讨分析民国新词语的语法结构特点的。我们主要集中在对双音节新词（包括新义词语）中的复合词的语法结构进行的分析研究上。并对每一类语法结构的内部词素的词性的组合情况,及其对应的组合成的复合词的词性的对应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细致的分析与探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力图深入到最深处,力图挖掘出汉语新词的组合规律,以便更好的约束、规范新词新语。第五章是对双音节复合词中的新词的语义关系进行分析与探讨的。语义关系的类型到底有哪些,语义关系是什么,这一点历来有是比较模糊的。我们的研究是集中在对复合词从语法结构的角度出发,探讨每一种语法结构的复合词中,其组合词素之间在意义上的对应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语义关系,而不是从词义与词素义的对比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因此这一研究角度也是主要着力于对成词词素义的相互之间的语义上的组合关系的探析。并且,从对这些复合词词素之间的语义关系的类型的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挖掘出各个语法结构的复合词中的强势语义模式。在这两章中,我们运用大量图表的形式,从各个角度对蕴藏在民国新词语的语法结构、语义关系内的各种关系进行数量上的统计与比较,在数字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创新点一：开拓了民国词汇研究的新的领域。将我们的研究视角深入到词汇研究的薄弱环节。将民国词汇研究这一领域全面的展现出来。在对民国词汇研究中,我们将更好的搭起古代汉语词汇研究到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之间的桥梁,连贯起汉语史的历史。创新点二：“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①,只有在社会的真实面貌中,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握语言词汇的发展脉络。所以,我们运用“标志性新词语场”的概念来组织民国时期新出现的众多词语,将词语置身于其所产生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从而更真实的还原词汇发展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从一组组相关的时代新词语中,我们可以清晰而深刻的触摸到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脉搏,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和进程,感受到民国的时代特色和时代面貌。创新点三：对于语法结构关系的研究,我们的着眼点放在了词语内部词素的词性与成词词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在对六大类语法结构的新词语的内部词素词性及其组合关系的量化描写的基础上,我们运用数字来说话,得出同性词素组合而成的新词的数量远远高于异性词素组合而成的新词的数量,而在异性词素的组合中,也表现出诸多的差异：如在名词性词素、动词性词素、形容词性词素三大主要词性的词素对复合词词性的影响上,呈现出一定的选择性,或者说,也有大小或先后之分；如在构成词素中如果有动词性词素的话,那么基本上组合而成的复合词的词性以动词为多,位于第二位词性选择位置上的是名词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在两个词素中没有动词性词素的话,那么组合而成的复合词的词性又以名词性的数量相对要多于形容词词性的复合词的数量。另外,由于《汉语大词典》自身存在的一些需要修订、完善之处,所以,本文在文后附录中,针对在进行《民国词汇史》研究时所发现的问题,特附“《汉语大词典》书证滞后词语补充（始见书证为民国时期作品的词语）”等内容,希望能够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工作有帮助。

二、瞿秋白狱中三斗国民党(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瞿秋白狱中三斗国民党(上)（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共抗日根据地英模的宣传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来华留学韩人作家的跨体验与文学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4）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5）土改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妇女领导群体与苏维埃革命:1927-1934（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晚清绅士家庭的孩子们（1880-1910）（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民国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瞿秋白狱中三斗国民党(上)（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2]中共抗日根据地英模的宣传教育研究[D]. 李晨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3]民国时期来华留学韩人作家的跨体验与文学书写[D]. 韩晓. 山东大学, 2017(08)
• [4]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D]. 李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4)
• [5]土改文学研究[D]. 陈俊. 南京大学, 2013(05)
• [6]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下部)[J]. 黄济人. 红岩, 2013(02)
• [7]妇女领导群体与苏维埃革命:1927-1934[D]. 王罗旺. 赣南师范学院, 2012(01)
• [8]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D]. 赵娟. 河北大学, 2011(11)
• [9]晚清绅士家庭的孩子们（1880-1910）[D]. 程再凤.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10]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民国词汇研究[D]. 李娜. 山东大学,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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