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说纷纭:2001年美国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刘原媛[1]（2021）在《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美国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在假定德国统一是由两个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和民族情感等内因决定的基础上,通过研究随德国统一而来的德国联盟归属、主权恢复和四大战胜国权利终结等问题的解决,来考察美国在德国统一外部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二战后西方阵营的领导者,美国始终从国家利益和联盟战略出发看待德国统一问题,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作为管理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抓手。美国支持德国1990年统一既是对二战后联邦德国追随美西方联盟进行民主化改造并对抗苏联的回报,又为美国在1990年代初欧洲局势突变之际维持对欧影响、延续北约在欧存在提供了机会。在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博弈中,美国通过稳住苏联、力挺德国、约束英法,推动了德国统一外部进程的发展,对德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统一、恢复完全主权并继续留在北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绪论阐明了研究课题对理解美德关系、跨大西洋联盟和冷战终结的意义。第一章点出了国际政治中“德国问题”的内涵,梳理了二战后美国一手策划德国分裂的始末。第二章回顾了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态度,即原则、口头支持统一,实则奉行实用主义。第三章到第五章分阶段考察布什政府围绕1990年德国统一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并通过分析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来评估美国的政策效果。第三章分析1989年初冷战氛围开始消解的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和“护持政策”,这一时期美国鼓励联邦德国政府扛起统一大旗,并护持科尔的“十点纲领”既契合西方联盟的战略需要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第四章重点分析了1990年初美国实行的“推动政策”和统一谈判开启后的“配合政策”,这期间美国提出了解决统一外部问题的“2+4”谈判框架,领导北约进行战略转型,照顾了苏联的安全关切,为苏德谈判获得突破奠定了基础。第五章论述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北约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部分实现了预期。第六章综述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作用,并借助国际关系理论解读“德国问题”的解决。
周岩[2]（2021）在《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整体关税水平的下降,生产环节的可分解性和中间产品的可贸易性日趋增强,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铺陈开来,掀起了一场“全球生产链革命”。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迅猛发展大幅降低了国际分工的参与门槛,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争相涌入来分享全球化红利。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2013年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发展报告》显示,基于GVC的贸易量已占全球贸易总量的80%,GVC对发展中国家GDP的平均贡献率更是达到惊人的30%,可以说GVC已经完全渗透到经济活动中的各个角落,俨然成为引导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重大结构性失衡”之中,即世界经济失衡和区域经济失调的问题依然凸出,严重制约中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这一双重失衡的原因错综复杂又众说纷纭,而日益兴起的GVC正好为解释和化解这些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为此,本研究将基于GVC分析框架,从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展示中国融入GVC空间差异的全景图,并试图寻找到转变GVC融入方式、缩小国家间和地区间差距的可行路径,以求利用GVC力量来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双重目标。本文由八章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从理论研究角度回顾了GVC理论化和模型化之路,从应用研究角度评述了中国GVC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的现况。第三章为理论机理,系统性梳理了相关理论基础,探讨了内在的逻辑关系与作用机理,为GVC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第四章至第七章为本文主体部分,围绕GVC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这一主题分别从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第四章采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分别从贸易角度和生产角度剖析了中国融入GVC的异质性特征,描绘了GVC的来源和去向,回答了中国与世界各国GVC差异体现在何处的问题。第五章继续聚焦于全球层面,主要探讨影响GVC攀升的全球性因素和国别性因素,揭示了创新驱动价值链攀升的作用路径,提出了构建包容协调GVC的空间路径。第六章将研究视角从全球层面转向区域层面,在对Baldwin（2001）局部溢出模型拓展的基础上,研究了GVC的中间品关联效应,揭示了GVC与地区收入差距的逻辑关系,并以部门从业人员区位商为权重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进行结构性匹配,据此分析各个省份上下游关联强度的时空差异,同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中间品关联效应及其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第七章从产品质量视角出发进一步完善了GVC的协调机制,同时为理解GVC对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提供了微观基础。该章揭示了GVC与地区质量差距的逻辑关系,并采用中国海关微观数据描绘了各个省份出口产品质量的时空差异,同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GVC产品质量效益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回答了如何通过GVC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问题。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归纳主要的研究结论,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在全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在全球视域下,中国与世界各国GVC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增加值结构的优劣、上下游角色的高低、跨境次数的多寡等方面。从贸易角度看,在中国总出口的垂直专业化中以最终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据了半壁江山,而美国、德国和日本主要来源于以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的贡献。从生产角度看,中国制造业的前向融入度普遍低于后向融入度,以化学品、机械设备、汽车为代表的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前向融入度更是在所有样本国家中排名末尾,反映了中国扮演的是下游生产者角色而非上游供应者角色。中国中间品的跨境次数少,主要以浅度分工模式参与GVC,德国和日本则以深度分工模式为主,中国汽车制造业深度分工的数值远低于德国和日本,就连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的深度部分也落后于德国。其次,技术创新是缩小GVC地位差距、促进GVC协调发展的核心因素。通过对比GVC影响因素的系数大小和显着性水平可知,技术创新是世界各国攀升价值链的核心动力和普遍经验,而自然资源禀赋对GVC融入方式转变具有抑制作用,启示中国攀升价值链需要跳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陷阱”。此外,中国与日韩、俄罗斯、欧盟等国家间的中间品出口效率较低,有待发挥独特的地缘优势,扩宽贸易伙伴范围,进一步释放中间品出口潜力以缩小GVC地位差距。总之,推动技术创新变革、拓宽贸易伙伴范围是中国价值链攀升的关键。然后,在区域层面下,中间品关联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机制。中国各省域之间GVC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上下游关联强度的异同,横向比较来看,沿海地区的中间品关联指数普遍高于内陆地区,纵向比较来看,各省份下游关联指数逐渐浅化,而上游关联指数逐渐深化和广化,上游关联效应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又由于空间效应的存在,GVC不仅对本地区产生直接效应,还会对邻近地区产生间接效应,传统未考虑空间因素的模型高估了下游关联效应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并且内陆地区下游关联指数的间接效应相对较大,表明内陆地区“价值洼地”的特征属性使得空间溢出效应更强、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最后,GVC的产品质量效应是缩小地区质量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有效机制。产品质量作为协调机制实施的重要保障,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哑铃状”结构特征。GVC的深化与广化对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着的差异,GVC深化通过规模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效应显着提升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出口质量,而东部地区GVC的深化作用却日渐式微,反映了GVC深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一旦超过特定阈值时就容易诱发跨国公司“俘获型”的限制与阻击。GVC广化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和协同联动效应提升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出口质量。从总体上看,GVC深化与广化对于中部地区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最大,即产品质量效应最强,这样有助于填补哑铃的凹状空缺,从而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是丰富了现有研究对中国区域层面融入GVC的测度,首次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细分行业进行结构性匹配,对区域融入GVC进行大样本和长时段的测度,这为辨析各省份GVC发展趋势提供了新技术和新结论。同时,在研究视角上完善了GVC促进协调发展的分析视角,质性讨论与实证检验相结合,为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经济协调发展双重目标提供新思路和新动力,这也是本文的期望所在。
邹雨佳[3]（2020）在《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美阶段的“复关入世”谈判以及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旨在探索出中美经贸谈判中美方谈判策略与美国国内“受众成本”的关系。文章第一章主要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前辈对于相关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深化并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第二章阐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两条主线,也同样是贯穿文章的两条主要脉络,即:中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通过描述各个时期中美经贸发展与该时期内中美政治局势的规律,总结出双边关系的特点,并从中提炼出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政治对经济如何发挥作用的逻辑线索。第三章是全文的主体部分,进一步细化了第二章的结论。首先,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美国国内政治,并按照不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和在整个政治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借以普特南的“双层博弈”框架,来说明在国际谈判中,美国国内政治机制对谈判策略的影响。其次,将通过对美国国内政治机制的考量,结合詹姆斯·费伦的“受众成本”理论分析得出“美国受众”在美国对外政策立场的影响。最后,通过中美经贸谈判的事实案例加以结合,得出“美国受众”如何决定了美国对外经贸谈判的谈判策略。文章选取的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场几乎同时进行但谈判策略却截然不同的中美经贸谈判。通过比较“复关入世”谈判中,美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强硬立场,从将之与最惠国待遇资格“挂钩”到“脱钩”的过程和双方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美方立场的软化同意、中方与之达成“假让步”的非实质性协议,能清楚完整地展示“美国受众”在美国对外经贸谈判策略方面的影响力。
游启明[4]（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黄紫斐[5]（2020）在《五眼情报合作变迁及中国网络安全应对策略》文中研究说明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发展起来后,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也开始出现。任何个体和组织都面临网络安全问题,但对于不同的主体,其网络安全的具体含义是有所区别的,其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途径也各有差异。在国家层面上,政府通过制定并实施网络安全政策,应对其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网络安全政策,本文主要探讨“五眼”成员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和中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国内外相关研究曾注意到“斯诺登事件”后各国网络安全政策出现的新动向。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中蕴含了“五眼”情报合作变迁与全球网络安全这两个关键变量。围绕这两个变量,本文提出三个核心问题:（1）“五眼”情报合作如何实现以网络安全战略为方向的机制变迁?（2）“五眼”合作变迁对全球网络安全产生什么影响?（3）在此变迁过程中,中美网络安全冲突出现哪些新挑战?本文首先在概念和理论部分,构建国家情报体系与网络安全体系的分析框架,推导出情报能力与网络安全的联系。然后在历史演变部分,通过检索档案、政策分析等方法,梳理“五眼”情报合作的变迁以及各成员国网络安全战略的发展,运用事实材料解释情报对于国家网络安全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运用体系分析框架,探讨当前“五眼”如何通过具体的情报机制改革措施适应网络安全战略需求,并分析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最后,文章聚焦中美网络安全冲突的具体案例,分析其背后两国网络安全政策的差异因素,并提出适当的应对策略。网络安全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机制和战略稳定方面。然而,本文以“五眼”情报合作的变迁为切入点,重点探讨其背后所反映的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及政策特点,论证其网络威胁情报与网络威慑战略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全球网络安全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理论贡献,同时也可以为我国制定实施网络安全战略、促进网络安全治理现代化、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变革提供参考。
刘钰婷[6]（2020）在《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两国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刺激着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美经贸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中美两国国家关系也因此得到了巩固和强化。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经过40年的发展,两国经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彼此依赖的格局。中美关系本身是中美贸易发展和贸易摩擦的矛盾统一体。随着贸易交往的增加,贸易体量的持续增长,贸易摩擦也相伴而生。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本文对贸易摩擦问题产生原因的理论进行梳理与总结。从理论角度来看,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证明了互通贸易可以提高贸易双方的福利,但相互依存理论解释了为何贸易双方会存在贸易摩擦——相互依存度的非对称性,最后贸易预期理论解释了为何美国会挑起此次中美贸易争端。但从现实角度来看,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导致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此次中美贸易争端的发生也不仅仅只是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根据对中美贸易争端的现状分析可以发现,发现随着两国之间的贸易逐加深与拓宽,两国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深化,最终导致此次贸易争端的爆发与升级。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会成为常态,但是类似于此次的贸易争端却不是常态。事实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存在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应该相信中美经贸关系能够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持续发展。为了探究此次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进出口总额造成的影响,本文根据2001年-2018年相关数据,建立了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双方贸易救济案件数量、中美双边贸易额、科研支出等角度分析此次中美贸易争端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联系。从模型的结果来看,一方面,中美两国贸易案件数与中国进出口总额呈负相关,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与中国进出口额呈正相关,即两国经贸关系的好坏与否,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最终影响中国整体的对外贸易;另一方面,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两国的贸易谈判能够使中美经贸关系向更长期稳定的方向发展,合作共赢是中美双边贸易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最后,总结全文的研究结论,针对本次中美贸易争端,本文提出了如下建议:一、引导社会民众理性、全面的看待中美贸易争端,对未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保持信心;二、鼓励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产业转型与升级;三、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宣传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与维权意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四、扩大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市场与商品形态的多元化;五、着力于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扞卫国际组织的权威。
李刚[7]（2019）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机理、路径与检验》文中认为2014年开始,中国进入了经济相对低增长时期,2018年GDP增速为6.6%,相对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伴随着经济的相对低速增长,实体经济投资相比之前略有不足,加之资本的逐利性,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进入了资产投资领域,尤其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加剧了资产价格的波动,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基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剧烈价格波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被监管层多次提及,并成为政府管理部门设定的监管目标,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就是要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造成资产价格波动的因素很多,但终归都是因为人的参与,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最大源动力,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理念的改变是资产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结构及人口政策一直在发生变化,人口结构中,人口年龄结构是最核心的一个结构。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此背景下,中国放开了“二胎”政策,这在短期内又带来了新的年龄结构变化,即未成年儿童显着增多。那么,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面临老人和未成年人同时增加的局面,这种改变必将对资产投资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将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风险厌恶变化入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思路如下:（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首先会影响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风险厌恶是主观意识,资产配置是客观行为结果,风险厌恶变化和资产配置改变是同一个过程。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因为自身爱好、性格、情感等主观意识的变化,对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从个体到总体改变了全社会的风险厌恶态度。因为风险厌恶态度的改变,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的资产选择倾向和不同的资产配置结果。（2）风险厌恶的变化、资产配置的改变会使得市场对各种资产的需求发生变化,进而改变相应资产的价格,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某一项资产的家庭配置比例显着增加,则该资产价格将会上涨,反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资产家庭配置比例下降,则该资产价格将会下跌。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带来资产价格波动。（3）资产价格波动会通过宏观经济、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等渠道最终影响金融稳定。资产价格的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资产价格保持适度上涨对金融稳定是有利的;但资产价格过度上涨,乃至产生了泡沫,则对金融稳定的破坏又是巨大的。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股票、房地产等重要资产价格平稳变化或温和上涨,那么整个金融体系是稳健的,反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资产价格持续剧烈波动,那又会破坏金融稳定。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基于本文的研究思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路径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首先影响风险厌恶并带来资产配置改变,资产配置变化带来资产价格波动,资产价格波动最终影响金融稳定。本文一共分为八章:第1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规划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理”。首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概念界定,然后详细分析了本文的研究目标“金融稳定”,研究了金融稳定的内涵、度量方法,确定了金融稳定指标体系和指标合成方法,给出了金融稳定指数值的计算公式。最后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内在机制和相关基础理论。第3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路径”。先从微观家庭资产负债表分析单个家庭资产配置变化情况,再扩展到总体的宏观家庭资产配置变化,并分析其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最后从宏观经济、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三个方面分析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的联系。第4章是“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分析了全球整体的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第5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进行了检验。第6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影响的检验”。用三种方式分三部分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第一部分从定性描述角度检验;第二部分用美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代际人口结构变化检验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美国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第三部分用国内外相关数据基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7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利用第2章金融稳定指数度量方法对全球主要国家和中国的金融稳定指数进行度量,然后将计算出的金融稳定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口年龄结构作为解释变量,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指数的影响。第8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这一章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全球少儿抚养比在经历数十年连续下降,2010年之后渐趋平稳;中国少儿抚养比也已经企稳回升,但低于美英法三国。（2）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着影响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本文从微观行为金融和宏观金融表现两个角度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变化和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人口年龄结构的微观投资主体风险厌恶变化呈U字形效应;宏观金融表现显示人口年龄结构显着影响资产配置。（3）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着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从定性描述角度分析,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房地产价格走势关联度非常高,而这些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股票价格走势关联度稍差。从历史经验角度,用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变化数据分析认为,2001年和2008年美国股市的下跌与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沉默一代和婴儿潮一代不断抛出巨量投资房是2006年后美国房价不断下跌的重要原因。全球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着影响房地产价格变化和股票价格变化;中国相关数据检验显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着影响中国房地产价格变化;但中国相关数据实证并未发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股票价格变化有显着影响。（4）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有影响,但国内外影响效果不一致。全球主要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显着,少儿抚养比与金融稳定负相关,老年抚养比与金融稳定正相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显着,但中国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金融稳定都是负相关的。基于这些结论,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1）从长远考虑,鼓励生育,适度提高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持续观察“二胎”政策实施效果;抑制房价上涨,发挥“二胎”政策作用;（2）密切关注老年抚养比数据变化,持续观察老年抚养比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方向变化;（3）完善金融市场供给侧改革,保障金融市场秩序平稳;（4）适时调整金融市场金融资产供给结构,重点加强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开发和应用;（5）引导中国老年人理性投资;（6）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发挥老年人对金融稳定的积极作用;（7）加强金融市场监管,抑制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建立了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稳定的联系,从长效机制角度研究影响金融稳定的内在因素,丰富了金融稳定分析框架。（2）描绘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金融稳定的路径,考察了资产配置、资产价格波动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金融稳定过程中的作用。（3）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效果,发现了中国老年人与其他国家老年人对金融稳定影响效果不一样的现象。
杨恒[8]（2017）在《路易斯·厄德里克小说正义主题研究》文中指出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1954-）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土着小说家之一,其小说创作涉猎主题非常广泛,诸如生存、历史、身份、族裔、社群、暴力、创伤、战争、爱情、婚姻、家庭、神话、宗教、救赎、同性恋等话题都曾在她的小说作品中出现。土着美国人多舛的命运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尤其引发了厄德里克对“正义”问题的持续关注。“正义”主题成为厄德里克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内容,它不但出现在厄德里克不同时期的小说作品中,而且是展示厄德里克创作思想复杂性和独特性的重要场域。“正义”是人们普遍推崇的崇高价值,也是构建社会制度赖以依据的基本原则,它普遍存在于古往今来所有的人类社会形态中。然而,正义又是一个多元而相对的概念,没有哪一种正义观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普世性,即使是西方世界所标榜的公平正义也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并不能代表所有国家人们对正义的理解和认识。作为北美大陆的古老民族,土着美国人尽管没有西方思想史上那样关于正义系统而完整的理论着述,但他们对正义问题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诉求。土着美国人曾经是北美大陆的主人,他们与联邦政府之间签署了几百项条约,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对于土着美国人而言,正义问题更多地与美国政府的印第安政策和土着美国人的历史境遇紧密相联,他们的正义诉求是紧紧围绕着部落主权而展开的。与索取主权的正义诉求紧密相关的是承认和遵守政府与部落签署的条约,归还部落应有的土地,减少联邦司法对部落司法的干预,尊重土着美国人的宗教自由、保护本土部落文化等正义诉求。本论文拟以厄德里克独立创作的14部小说中正义主题较为鲜明的八部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即《爱药》（1984）、《痕迹》（1988）、《羚羊妻》（1998）、《小无马保留地神迹的最后报告》（2001）、《四灵魂》（2004）、《鸽灾》（2008）、《圆屋》（2012）和《拉罗斯》（2016）,以文本分析为基本方法,运用有关空间、福柯权力话语、后殖民等文学理论,并结合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剖析厄德里克小说创作的正义主题。本论文大体上依据厄德里克不同创作时期对正义主题关注的不同领域为序,分别从土着美国人三方面主要的正义诉求,即关于土地的正义诉求、关于宗教自由的正义诉求和关于司法主权的正义诉求来展开,最后分析作品中白人对殖民历史中非正义行为的思考和采取的行动,以便对厄德里克创作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有一个连贯的、全面的考察。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美国土着人的正义诉求与厄德里克小说创作。该部分首先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阐述西方正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和正义的多元性,揭示西方世界所崇尚的正义观并不具有普世性,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土着美国人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解。然后,论文对土着美国人的正义诉求,尤其是主权诉求做发生学的考察,阐释土着美国人正义诉求的特殊性和合理性。最后,简要介绍厄德里克在小说创作的不同时期对正义主题的再现和对正义问题的思考。第二章对土地的正义诉求。本章以《痕迹》、《四灵魂》、《鸽灾》等小说为主要研究文本,结合空间理论分析厄德里克如何巧妙地揭露天定命运论和西进运动的非正义性,如何展现奥吉布瓦人失去土地、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所面临的困境和部落精神的瓦解,并探讨厄德里克为实现土地正义诉求提供的有效策略。最后点出厄德里克对土地诉求问题的思考日趋成熟。第三章对宗教自由的正义诉求。本章结合福柯权力话语和后殖民理论,以《痕迹》、《报告》、《鸽灾》等小说为主要研究文本,解析厄德里克如何再现白人社会对土着美国人及其宗教信仰的歧视和压迫,揭露了天主教传教行为的欺骗性与同化性,并深入挖掘厄德里克为实现土着美国人信仰自由诉求采用的有效策略。第四章对司法主权的正义诉求。本章在详细对比历史、法律文本的基础上,以《爱药》、《鸽灾》、《圆屋》等小说为主要研究文本,剖析了厄德里克在作品中如何呈现奥吉布瓦人遭遇的司法歧视、司法混乱和“粗暴正义”等正义难申的法律问题,指出厄德里克并不赞同以暴制暴,而是主张通过复兴土着法律使土着美国人获得更大的法律自主权。第五章白人殖民者对历史非正义的反思。本章结合心理学中的群体内疚理论,以《羚羊妻》、《四灵魂》、《鸽灾》、《圆屋》等为研究文本,分析厄德里克如何从白人的视角去审视和反思白人在历史上对土着美国人的不公正待遇,并指出厄德里克此举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结语部分结合小说《拉罗斯》归纳总结厄德里克为土着美国人实现正义诉求提出的三步策略,即自我修复—团结与杂糅—迈向和解,并评价厄德里克小说正义主题创作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正义对于土着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因为只有土着美国人寻求到真正的公平正义,他们的生存困境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和解决,他们才能更加积极而自信地面对未来。厄德里克的作品一方面有力地揭露了过去二百多年间美国政府印第安政策的非正义性和虚伪性,探讨了土着美国人获取正义的有效途径和出路;另一方面,面对正义这个复杂而严肃的话题,厄德里克的小说并未仅仅停留在谴责和控诉的层面上,混血的身份使她能够从土着美国人和白人的双重视角来审视正义问题,促使社会公众以最大的同情态度拓展自身的生活边界和经验边界,去除那些未经反思的歧视和仇恨,为土着美国人最终获取正义赢得政治同盟,这恰恰体现了厄德里克本土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厄德里克的正义书写启示我们,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宗教、文化背景的人对正义都有不同的理解。面对正义问题,我们要开放包容,摒除偏见,表现出对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的理解与尊重,通过沟通和协商达成和解与共识,暴力、歧视和强权注定不会带来真正的正义。
阮啸月[9]（2017）在《1973-1976年美国公共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的公共外交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苏冷战的宣传需要,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法案》,设立中央情报局,建立美国新闻署,构建了冷战初期美国公共外交的雏形。自1960年代初期开始,美苏冷战进入缓和期。由此,1973-1976年间,美国的公共外交在组织实施机构、管理协调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首先,经过《斯坦顿报告》的激烈讨论,美国新闻署的职能重新界定,其内部机构与政府机构实现重组;新闻署的关注重点由专注于苏联和东欧地区开始放眼全球,密切与第三世界的联系。其次,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合并及脱离中央情报局,《美国之音章程》以及《国际广播法》的通过进一步规范了美国的对外宣传。再次,成立政府对外政策实施组织委员会,对美国的公共外交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以完善其协调机制。最后,通过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印度支那移民和难民援助法》和《印度支那难民儿童援助法》等法案,进一步推进美国对欧洲和东南亚的公共外交。1973-1976年间,美国公共外交政策的调整根本受制于当时的美苏冷战进入缓和的国际格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规范的日益强化推动着美国公共外交的转型。在地区层次上,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崛起和外交自主倾向的上升;第三世界的兴起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美国的公共外交开始从关注苏东地区扩展到全球。从美国国内来看,大众传媒的普及和现代大众政治的发展,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式微,总统行政部门与国会立法机关的相互制衡,利益集团等因素共同作用推动着美国公共外交组织协调机构的改革和完善。1973-1976年美国公共外交政策的调整顺应了国际冷战时局的变迁,提高了效率,完善了监督机制,提升了美国的国家软实力。然而,其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主管部门不够重视,官方与民间资源配比失调,难以客观有效评估等问题。但是,美国作为较成熟运用公共外交的国家之一,其公共外交实施中的法制化经验对当前中国的公共外交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陈小磊[10]（2016）在《“两化”融合背景下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先后衰落,人类社会正在向信息时代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信息发展战略,力求抢占未来信息生产力的制高点。美国政府早在1993年就提出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2010年将“宽带互联网”作为新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并将“智慧地球”上升为国家战略。英国出台了“数字国家”框架,欧洲提出了“欧洲数字进程”,日本发布了“i-Japan2015”。我国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两化融合发展的特殊阶段,已经基本完成重工业化,人口红利消失,工业生产力阻碍了劳动者的自主创造性;在资源紧缺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的约束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现状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当前国际金融环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加深,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新发展模式的战略任务。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生产力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作用和带动作用不断强化。通过提高信息生产力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信息技术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实现工业生产的智能化、生产装备的数字化和管理的信息化,让信息化积极带动工业化,推动“两化”又好又快融合发展。因此,在“两化”融合背景下,研究信息生产力的内在发展规律,评价和测度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揭示信息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推动信息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建议,对“两化”深度融合具有理论参考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论文基于信息生产力理论的系统研究,建立多级指标的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进行整体测度和地区测度,最后给出提高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的对策和建议。论文的三个主要研究内容及其结论归纳如下:一、信息生产力理论的探讨。将信息理论与古典生产力理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相结合,分析信息成为生产力的条件,建构信息生产力理论。阐明了信息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认为信息生产力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创造、采集、加工处理和使用信息并获得信息产品的生产能力,是信息与生产力的其他要素相结合而形成新的生产力,具有高度智能化与网络化、共享性和速度性、高渗透性和全球性等特征,并指出其构成要素包括劳动资料的网络化、劳动者从事的信息劳动的虚拟化、劳动对象的数字化,然后论证了信息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的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二、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首先依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围绕信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6大要素:信息技术、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投入水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选取43个初始评价指标,并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便于后续的机器学习和自动分类。接着利用k-均值聚类算法和初始评价指标和对各评价单元的信息生产力水平进行分类,获得类别标签。然后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对获得的类别标签进行训练,得到分类误差率与指标重要性排序;将排在末位的指标剔除,再一次利用新的指标进行k-均值聚类和随机森林训练,并不断迭代此过程,直至分类误差率和指标重要性都满足要求,即得到最终30个三级评价指标及其重要性。最后根据各指标的重要性计算权重,即得到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三、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的定量测度。依据多层级的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信息生产力水平测度模型。根据模型计算得到我国2011、2012、2013年各省级行政区的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值,并进行分等定级。结果表明:（1）我国整体及各地区信息生产力发展趋势比较平稳,但地区间信息生产力水平存在严重不平衡,总体呈梯级格局: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和江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福建、辽宁和山东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河北、内蒙古、吉林、陕西、重庆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份则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信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经济的增长、科技教育研发的投入和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而传统通信技术应用目前已趋于饱和,对提高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作用很小;（3）信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主要的原因是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增速、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欠发达地区在传统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方面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的同时,却又由于新兴通信技术的出现使得其在获取和利用信息技术方面产生了更大的差距。根据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的测度和分析结果,结合我国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部署,本文建议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信息产业结构、企业信息化工程、人才队伍建设、信息生产力发展政策这五个方面提高着力我国的信息生产力水平。未来研究将围绕信息生产力的渗透能力,以及如何在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融入非量化指标等问题开展进一步探讨。
二、众说纷纭:2001年美国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众说纷纭:2001年美国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与德国统一问题的缘起(1945-1949)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德国问题” |
| 第二节 美国决定分裂德国 |
| 第三节 德国的分裂 |
| 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与德国统一问题的演进(1950-1988) |
| 第一节 东西对峙:美德默契与分裂固化 |
| 第二节 美苏缓和:美德矛盾与统一新思路 |
| 第三节 德国崛起:新时期的美德关系与统一问题 |
| 小结 |
| 第三章 欧洲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 |
| 第一节 欧洲变局与美国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十点纲领”提出前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 |
| 第三节 “十点纲领”提出后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护持政策”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推动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 |
| 第一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推动政策” |
| 第二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的“配合政策” |
| 第三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政策的演变和实质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政策效果评估: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 |
| 第一节 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的影响 |
| 第二节 德国统一对冷战后北约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德国统一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美关系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一、美国政策综述 |
| 二、美国作用概述 |
| 三、德国问题的解决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2）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
| 1.2.1 逻辑线索 |
| 1.2.2 内容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方法 |
| 1.3.2 可能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回溯 |
| 2.1.1 概念的演进 |
| 2.1.2 测度的改良 |
| 2.2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研究 |
| 2.2.1 全球层面 |
| 2.2.2 区域层面 |
| 2.3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发展研究 |
| 2.3.1 全球层面 |
| 2.3.2 区域层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的理论机理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全球化理论 |
| 3.1.2 国际分工理论 |
| 3.1.3 技术创新理论 |
| 3.1.4 空间结构理论 |
| 3.1.5 协调发展理论 |
| 3.2 作用机理 |
| 3.2.1 技术创新效应 |
| 3.2.2 中间品关联效应 |
| 3.2.3 产品质量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进及差异分析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 |
| 4.3 方法、指标和数据 |
| 4.3.1 测度方法 |
| 4.3.2 指标说明 |
| 4.3.3 数据来源 |
| 4.4 测算结果与分析 |
| 4.4.1 融入GVC的层次及其差异 |
| 4.4.2 融入GVC的方式及其差异 |
| 4.4.3 融入GVC的区位分布及其差异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及潜力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 |
| 5.3 模型设定、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 |
| 5.3.3 数据说明 |
| 5.4 影响因素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攀升潜力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全球价值链、中间品关联与区域协调发展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 |
| 6.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
| 6.3.1 基础模型 |
| 6.3.2 均衡分析 |
| 6.3.3 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模型与数据处理 |
| 6.4.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变量选取 |
| 6.4.3 数据来源 |
| 6.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5.2 基准回归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5.4 进一步扩展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全球价值链、出口产品质量与区域协调发展 |
| 7.1 引言 |
| 7.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
| 7.3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及其空间差异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计算 |
| 7.3.3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计算 |
| 7.3.4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时空差异 |
| 7.4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 7.4.1 变量选择 |
| 7.4.2 模型设定 |
| 7.5 实证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3）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谈判策略以及国内受众成本分析 |
| 一.受众成本与受众 |
| 1.受众成本概念 |
| 2.美国国内受众 |
| 3.美国受众成本形成原因 |
| 二.美方谈判策略 |
| 1.美国谈判策略特点 |
| 2.美方谈判策略形成的原因 |
| 三.中美经贸谈判(1991-2000) |
| 1.20 世纪90 年代中美关系特点:政治经济关系不再“亦步亦趋” |
| 2.美方在中美经贸谈判中的谈判策略 |
| 第二章 中美关系及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史(1949-2000) |
| 第一节 :中美经贸概况 |
| 2.1.1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中美正式建交前(1949-1978) |
| 1.新中国成立至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即:1949-1972 |
| 2.中美关系正常化至中美正式建交,即:1972-1978 |
| 2.1.2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第二阶段:中美正式建交至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1979—1989) |
| 2.1.3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第三阶段:冷战后--21 世纪初期(1990-2000) |
| 第二节 :中美经贸关系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冷战后) |
| 1.第一阶段:经济是政治“附属品”的起步阶段阶段:20 世纪70 年代 |
| 2.第二阶段:政治是“变压器”,经济是“粘合剂”的相互影响阶段:20世纪80年代 |
| 3.第三阶段:“自行其是”的矛盾阶段:20 世纪90 年代 |
| 第三节 :中美经贸关系各阶段特征原因分析 |
| 1.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经贸附属于政治的阶段 |
| 2.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双边经贸关系的能动性提升阶段 |
| 3.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能动性强且高度相互依赖阶段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案例分析:以“中美最惠国待遇”以及“知识产权谈判”为例 |
| 第一节:案例分析:中美最惠国待遇 |
| 1.布什政府时期的最惠国待遇政策:1989-1992 |
| (1)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立场 |
| (2)布什政府时期的“府会之争” |
| 2.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1993-1994 |
| (1)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调整 |
| (2)国内的反对以及“挂钩政策”的失败 |
| 总结 |
| 第二节: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案例分析 |
| 第三节: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视角分析美国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以及没有将“知识产权”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原因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五眼情报合作变迁及中国网络安全应对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 |
| 一、国家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政策 |
| 二、网络安全的政策冲突和国际冲突 |
| 三、情报对实施网络安全政策的重要意义 |
| 四、“五眼”面向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转型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二、对当前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一、章节安排 |
| 二、技术路线图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和理论 |
| 第一节 情报与情报体系 |
| 一、情报体系 |
| 二、情报的意义 |
| 第二节 网络空间与网络安全 |
| 一、网络空间的概念 |
| 二、网络安全及治理 |
| 第三节 网络威胁情报与网络威慑策略 |
| 一、网络威胁情报 |
| 二、网络威慑策略 |
| 第二章 “五眼”情报合作的历史和现状 |
| 第一节 战时英美信号情报合作 |
| 一、信号情报初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 |
| 二、信号情报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五眼”通信情报合作 |
| 一、延续战时的通信情报合作机制 |
| 二、冷战时期的通信情报活动 |
| 第三节 “五眼”情报合作现状 |
| 一、21世纪战略转型 |
| 二、情报合作的特点 |
| 第三章 “五眼”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分析 |
| 第一节 五国网络安全战略的演进 |
| 一、美国 |
| 二、英国 |
| 三、加拿大 |
| 四、澳大利亚 |
| 五、新西兰 |
| 第二节 “五眼”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特点 |
| 一、国家安全战略引领 |
| 二、确立网络威胁及挑战 |
| 三、政府主导应对网络威胁的措施 |
| 第四章 “五眼”情报体系变革及其国际影响 |
| 第一节 信号情报向网络空间延伸 |
| 一、通信情报的相关概念 |
| 二、网络时代通信情报的新特点 |
| 三、“五眼”通信情报扩张的挑战 |
| 第二节 网络安全情报机制转型 |
| 一、进一步规范信号情报活动 |
| 二、引进前沿信息通信技术 |
| 三、“五眼”网络威胁情报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影响 |
| 一、网络备战升级 |
| 二、网络空间治理分化 |
| 三、影响信息产业竞争 |
| 第五章 中美网络安全冲突及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中美网络安全冲突事件 |
| 一、谷歌事件 |
| 二、斯诺登事件 |
| 三、指控中国黑客事件 |
| 四、华为5G安全事件 |
| 第二节 政策差异与中美网络安全冲突 |
| 一、网络信息监管政策 |
| 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政策 |
| 三、国家情报政策 |
| 第三节 应对网络安全新挑战 |
| 一、缓解现有政策分歧 |
| 二、在共识领域增进合作 |
| 三、坚定实施网络强国战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6）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贸易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贸易摩擦影响进出口贸易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有关概念的界定 |
| 一、贸易摩擦 |
| 二、贸易战 |
| 三、贸易争端 |
| 第二节 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基础 |
| 一、比较优势理论 |
| 二、相互依存理论 |
| 三、贸易预期理论 |
| 第三节 贸易摩擦影响对外贸易的内在机制 |
| 一、贸易限制效应 |
| 二、贸易转移效应 |
| 三、贸易偏移效应 |
| 四、贸易抑制效应 |
| 第二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现状 |
| 第一节 此次中美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 |
| 一、准备阶段 |
| 二、启动阶段 |
| 三、升级阶段 |
| 四、谈判阶段 |
| 第二节 现阶段中美双边贸易下降 |
| 第三节 以往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 |
| 一、美国对华贸易摩擦手段日益多样化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摩擦日益频繁与激烈 |
| 三、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与歧视性 |
| 第四节 中美经贸易关系的发展特点 |
| 一、贸易规模总量不断扩大,增速逐渐放缓 |
| 二、中美贸易差额严重失衡 |
| 三、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下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
| 一、被解释变量 |
| 二、主要解释变量 |
| 三、控制变量 |
| 第二节 模型的构建 |
| 第三节 模型与变量的检验及调整 |
| 一、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二、平稳性检验 |
| 三、协整检验 |
| 四、模型的检验与调整 |
| 第四节 模型的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税模拟分析 |
| 第一节 GTAP模型的简要介绍 |
| 第二节 GTAP模型的设计 |
| 一、区域与产业部门的设定 |
| 二、征税政策的情景设置 |
| 第三节 GTAP模型的结果分析 |
| 一、中美贸易争端对GDP的影响 |
| 二、中美贸易争端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
| 三、中美贸易争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引导民众理性、全面的看待中美贸易争端 |
| 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转型与升级 |
| 三、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四、扩大开放,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多元化 |
| 五、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扞卫国际组织的权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机理、路径与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风险厌恶研究综述 |
| 1.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研究综述 |
| 1.2.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研究综述 |
| 1.2.4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综述 |
| 1.2.5 研究评述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1.3.2 本文的研究内容 |
| 1.3.3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理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人口年龄结构 |
| 2.1.2 风险厌恶 |
| 2.1.3 资产配置 |
| 2.1.4 资产价格波动 |
| 2.1.5 金融稳定 |
| 2.2 金融稳定理论与度量 |
| 2.2.1 金融稳定理论 |
| 2.2.2 金融稳定度量方法 |
| 2.2.3 金融稳定指标体系构建 |
| 2.2.4 指标合成与金融稳定指数 |
| 2.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 |
| 2.3.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的影响 |
| 2.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通过资产配置影响资产价格波动 |
| 2.3.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通过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金融稳定 |
| 2.4 相应理论 |
| 2.4.1 生命周期假说 |
| 2.4.2 Markowitz资产组合模型 |
| 2.4.3 基于生命周期的投资理论和资产配置理论 |
| 2.4.4 世代交叠模型(OLG) |
| 2.4.5 基于Markowitz模型和生命周期模型的风险厌恶测算 |
| 2.5 小结 |
| 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路径 |
| 3.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 |
| 3.1.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观影响——风险厌恶 |
| 3.1.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客观影响结果——资产配置 |
| 3.2 资产配置变化影响资产价格波动 |
| 3.2.1 微观家庭资产负债表与资产配置 |
| 3.2.2 宏观家庭资产配置变化与资产价格波动 |
| 3.3 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金融稳定 |
| 3.3.1 资产价格波动、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 |
| 3.3.2 房地产价格波动、银行体系与金融稳定 |
| 3.3.3 股票价格波动、资本市场与金融稳定 |
| 3.4 小结 |
| 4 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 |
| 4.1 人口年龄结构类型 |
| 4.2 全球总体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 |
| 4.3 世界主要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 |
| 4.3.1 美国 |
| 4.3.2 英国 |
| 4.3.3 法国 |
| 4.3.4 德国 |
| 4.3.5 日本 |
| 4.3.6 中国 |
| 4.4 小结 |
| 5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影响的实证检验:微观证据 |
| 5.1.1 变量选取 |
| 5.1.2 计量模型 |
| 5.1.3 实证检验结果 |
| 5.1.4 年龄分组回归 |
| 5.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宏观证据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计量模型 |
| 5.2.3 实证检验结果 |
| 5.3 小结 |
| 6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影响的检验 |
| 6.1 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资产价格波动趋势比较 |
| 6.1.1 美国 |
| 6.1.2 欧洲主要国家 |
| 6.1.3 日本 |
| 6.1.4 中国 |
| 6.1.5 各国的总结和比较 |
| 6.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影响的历史经验印证——基于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变化的分析 |
| 6.2.1 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股票价格的影响 |
| 6.2.2 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
| 6.2.3 历史经验总结 |
| 6.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1 变量选取及研究方法 |
| 6.3.2 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 6.3.3 中国数据实证检验 |
| 6.4 小结 |
| 7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 全球主要国家金融稳定指数值度量 |
| 7.1.1 样本 |
| 7.1.2 指数值 |
| 7.2 全球主要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2.1 变量与计量模型 |
| 7.2.2 模型检验 |
| 7.2.3 实证结果 |
| 7.3 中国金融稳定指数度量 |
| 7.3.1 指标体系和度量公式 |
| 7.3.2 中国金融稳定指数值 |
| 7.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4.1 计量模型 |
| 7.4.2 模型检验 |
| 7.4.3 实证结果 |
| 7.5 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政策目标 |
| 8.2.2 具体措施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路易斯·厄德里克小说正义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土着美国人的正义诉求与厄德里克小说创作 |
| 第一节 正义:普罗透斯之脸 |
| 第二节 土着美国人的正义诉求 |
| 第三节 厄德里克小说中的正义主题 |
| 第二章 对土地的正义诉求 |
| 第一节 土地掠夺的“正当”依据 |
| 第二节 空间压迫下的土地流失 |
| 第三节 索回部落土地之路 |
| 第三章 对宗教自由的正义诉求 |
| 第一节 宗教自由与宗教压迫的悖论 |
| 第二节 基督传教下的信仰危机 |
| 第三节 探寻宗教自由之路 |
| 第四章 对司法主权的正义诉求 |
| 第一节 司法介入与法律真空 |
| 第二节 “无牙主权”下的司法窘境 |
| 第三节 扞卫司法主权之路 |
| 第五章 白人殖民者及其后代对非正义行为的反思 |
| 第一节 白人移民后代的创伤与反思 |
| 第二节 白人殖民者的转变 |
| 第三节 白人:土着美国人追寻正义的同盟者 |
| 结语 |
| 引用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1973-1976年美国公共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一、冷战初期美国公共外交体制的运筹 |
| （一） 冷战爆发与美苏宣传战 |
| （二） 《国家安全法案》与中央情报局成立 |
| （三）“真理运动”与美国新闻署建立 |
| 二、美国新闻署的改革与强化 |
| （一） 美国新闻署反共思想的弱化 |
| （二） 斯坦顿委员会改组建议 |
| （三） 内部机构与政府机构的重叠改组 |
| 三、美国国际广播机构的改组 |
| （一） 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合并 |
| （二） 美国之音的调整 |
| 四、构建国际宣传协调机制 |
| （一） 政府对外政策实施组织委员会成立 |
| （二）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与《国际广播法案》 |
| （三） 《印度支那移民和难民援助法》与《印度支那难民儿童援助法》 |
| 五、1973-1976 年美国公共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
| （一） 国际冷战缓和与美国公共外交战略转型 |
| （二） 世界多极化与美国公共外交政策调整 |
| （三） 美国国内因素与公共外交组织机构改革 |
| 六、评 1973-1976 年美国公共外交 |
| （一） 美国公共外交体制及其运行 |
| （二） 美国公共外交的特征 |
| （三） 美国公共外交的效果与不足 |
| （四） 美国公共外交对中国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10）“两化”融合背景下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两化”融合研究综述 |
| 2.1.1 “两化”的互动关系 |
| 2.1.2 “两化”的带动和促进关系 |
| 2.1.3 “两化”融合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
| 2.2 信息生产力研究综述 |
| 2.2.1 信息生产力内涵与特征 |
| 2.2.2 信息生产力实证分析 |
| 2.2.3 信息生产力关联因素 |
| 2.3 信息化测度研究综述 |
| 2.3.1 信息化内涵 |
| 2.3.2 信息化测度 |
| 第三章 信息生产力理论基础 |
| 3.1 信息理论 |
| 3.1.1 信息 |
| 3.1.2 信息资源 |
| 3.1.3 信息技术 |
| 3.1.4 信息产业 |
| 3.2 生产力理论 |
| 3.2.1 古典经济学家的生产力理论 |
| 3.2.2 国家经济学派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 |
| 3.2.3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
| 3.2.4 传统生产力理论面临的挑战 |
| 3.2.5 生产力要素理论 |
| 3.3 信息成为生产力的条件 |
| 3.3.1 信息对生产力的影响 |
| 3.3.2 信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功能 |
| 3.3.3 信息成为生产力的条件解析 |
| 3.3.4 信息成为生产力的发展历程 |
| 3.4 信息生产力理论 |
| 3.4.1 信息生产力的内涵 |
| 3.4.2 信息生产力的特征 |
| 3.4.3 信息生产力构成要素的特点 |
| 3.4.4 信息生产力的动态分析 |
| 3.4.5 信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 |
| 第四章 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和理论依据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4.1.2 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
| 4.2 指标体系构建的方法 |
| 4.2.1 k-均值聚类算法 |
| 4.2.2 随机森林算法 |
| 4.2.3 结合k-均值聚类与随机森林的迭代算法 |
| 4.3 指标数据选取和处理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缺失数据的处理 |
| 4.3.3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4.3.4 最终评价指标的生成 |
| 4.4 指标体系构建结果 |
| 4.4.1 评价指标体系 |
| 4.4.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第五章 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定量测度分析 |
| 5.1 各地区信息生产力水平测度 |
| 5.1.1 信息生产力水平指数 |
| 5.1.2 信息生产力水平区域比较 |
| 5.1.3 信息生产力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
| 5.2 各地区信息生产力水平聚类分析 |
| 5.2.1 信息生产力水平指数排序 |
| 5.2.2 信息生产力水平分等定级 |
| 5.2.3 各类地区信息生产力水平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与建议 |
| 6.3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6.3.1 论文创新点 |
| 6.3.2 论文不足 |
| 6.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众说纷纭:2001年美国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D]. 刘原媛. 外交学院, 2021(10)
- [2]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D]. 周岩. 东南大学, 2021(02)
- [3]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D]. 邹雨佳. 外交学院, 2020(08)
-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5]五眼情报合作变迁及中国网络安全应对策略[D]. 黄紫斐.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
- [6]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D]. 刘钰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机理、路径与检验[D]. 李刚.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路易斯·厄德里克小说正义主题研究[D]. 杨恒. 中央民族大学, 2017(06)
- [9]1973-1976年美国公共外交研究[D]. 阮啸月.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4)
- [10]“两化”融合背景下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研究[D]. 陈小磊. 南京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