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资源与信息服务业的网络化

一、试论信息资源的网络化与信息服务业（论文文献综述）

胡述聚^[1]（2020）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格局、过程及形成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区域经济网络是近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研究热点,但目前尚未形成基于网络理论或融合网络因素的区域经济新理论。在区域经济网络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研究区域经济网络现象对于拓展区域经济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促进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最发达、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提升我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促进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网络视角剖析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复杂的结构关系、区域经济网络化的过程以及网络化的形成机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长江三角洲地区复杂的经济联系,识别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本文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区域经济“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最明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从区域间经济联系产生的本质——企业联系出发,基于企业总部分支关系大数据对199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的结构与演变、区域经济网络化的过程以及网络化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尝试建立区域经济网络化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尝试建立了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动态演化模型,并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形成机制。第二,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过程的实证分析,揭示了企业联系视角下区域经济网络化一般过程和网络组织模式。第三,在数据来源方面,本文基于3053024条企业大数据,以及由140669个公司总部及其269442个分公司所组成的企业总部分支联系数据,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联系网络进行了实证分析。全文共分6章,前3章是理论研究,后3章为实证研究,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国内外研究综述。本章首先对论文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科学严谨的界定,并对相似概念进行了区别。其次,通过文献分析对国内外区域经济网络的理论发展脉络和主要的研究视角进行了综述并对国内外研究进行了对比和评述。第二章是相关基础理论研究。通过对网络科学、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学科相关理论的总结和梳理,将本文的理论基础归纳为网络理论和区域空间网络化理论,并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切入点。第三章是区域经济网络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对区域关系研究的中心地范式和网络范式进行了总结和对比。随后尝试建立了一个包含分工演进、运输成本变化、规模报酬递增、多部门企业在内的区域空间结构动态演变模型,揭示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孤立发展到多中心、网络化发展的一般过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形成机制。第四章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的结构及演变进行了分析。基于由140669个公司总部以及269442个分公司所组成的企业总部分支联系数据,从网络节点性、网络连通性以及网络子群结构三个方面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的结构和演变进行了分析。第五章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过程进行了剖析。首先从城镇空间格局演变、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经济空间格局演变以及产业空间演变四个维度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过程、人口过程、经济过程、产业过程进行了分析。其次,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整体网络以及部分典型产业网络化过程的剖析归纳了企业联系视角下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发展阶段和区域经济网络的组织模式。第六章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采用空间滞后回归模型,从人口因素、交通因素、经济因素、对外经济联系、市场力、行政力、产业因素7个方面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影响因素。从历史因素与路径依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转移、产业集聚与扩散、产业分工与协作以及政府规划协调6个方面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形成机制。最后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199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复杂化、网络化,区域经济呈现显着的“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2、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3、区域经济网络节点和轴线具有显着的层级特征,网络节点和轴线的等级与城市原有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密切相关。4、区域经济网络化是一个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孤立发展到多中心、网络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人口先集聚后分散的过程;是一个经济发展差距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是一个产业分工和专业化不断增强的过程;区域经济网络化也是一个渐进的,具有层级特征的构建过程。5、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是由同等级城市间的水平联系网络和不同等级城市间的垂直联系网络构成的。6、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固定因素和可变因素。人口因素、交通因素、经济因素、产业因素是影响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前期因素,而对外经济联系、行政力则是影响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后期因素。7、历史因素和路径依赖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历史基础;产业分工与协作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纽带;产业集聚与扩散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基本动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转移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外部推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物质载体;政府规划的协调引导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

彭雄亮^[2]（2020）在《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城市群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湾区”自1990年代成为学术界区域研究对象以来,经历了由区域规划实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土空间整体治理的背景下,通过对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演进的实证研究,提炼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对湾区城市群未来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环珠江口湾区界定为广东省内珠江出海口两岸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五座城市,再加上佛山。以六座城市为基础,本文从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历程出发,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论述:一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有哪些形态特征,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二是推动湾区空间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三是在湾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湾区空间结构和模式?论文总共分为八个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前两部分为文章概述与研究进展综述。第三部分为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基础,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GIS和RS数据对湾区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视角,对推动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空间模式和治理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第七部分提炼创新发展趋势下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部分是导论。“湾区”概念经历了学术讨论、规划实践和国家战略三个发展阶段,“环珠江口湾区”规划实践阶段的重要概念,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厘清空间发展的演变和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对“城市群”、“空间模式”等论文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此提出论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对城市形态演进和空间模式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提出文本研究框架。首先,从空间认识的本源出发,梳理从空间形态到空间模式研究的演变;其次,从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进展来看,“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构成了我国有关空间动力研究的基本框架;最后,本文认为,空间客体包含了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本底关系,空间治理的实质是推动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与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本文建立从城市群空间本底关系到空间模式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从环珠江口湾区自然地理、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人文条件两个方面梳理了湾区形成的空间基础。珠江河口湾的自然地理条件演变影响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向,以广府文化为主体,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湾区文化。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紧凑度指数、分维指数、等扇分析等,揭示湾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总体特征、组织差异和方向演变。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上呈高速增长,在珠江口喇叭型地形的制约下,建设用地持续向广深、广珠两个方向高速拓展,形成A字型总体空间格局。但珠江口东西两岸扇面规模和紧凑程度上差异较大,两岸发展并不平衡。随着建设空间的拓展,水体、农田等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用地类型斑块密度变低,建设空间的“不充分”和高价值生态空间的“破碎化”同步。加上持续台风影响最大的河口湾区域大规模近岸填海造陆,珠江口生态安全面临极大压力。第五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湾区空间发展的动力演变。“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作用力的交织推动了城市建设空间的拓展,但不同发展阶段主体的合力差异明显。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力和社会力以迁就市场力的方式吸引投资,造成空间利用的低效和“不充分”;到了中后期,市场力量通过与政府形成各种伙伴关系,主导了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变革,加速东西两岸发展的“不平衡”。在生态空间的管治上,由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生态空间面临碎化和安全压力。第六部分论述在国土空间整体治理趋势下,湾区未来空间逻辑转变和治理趋势。对比纽约的洲际合作治理、旧金山湾区的网络化联合治理和东京湾区的集中型治理模式,环珠江口湾区有充足的平原腹地实现东西岸均衡治理。因此,湾区未来空间治理重点转向对建设空间的柔性引导和生态空间的韧性管治,并建立以政府主体为主导,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三元协商机制。第七部分探讨创新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和结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国家科学平台建设形成新的创新城市节点,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引导下,有能力改变传统“核心-边缘”城市体系下“中心城区研发与服务——城市节点产业服务——高新园区技术转化”的单向关系,朝着以“科学创新节点基础科学研究”为原点的新型节点簇群空间模式转变。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创新湾区将逐渐形成“两脊三湾链”的空间结构。以广州-东莞-深圳形成的创新发展主轴和以广州-中山-珠海为次轴成为政府推动空间均衡发展的的关键。另一方面,内湾地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生态空间的管治与修复,科学创新城市节点应合理控制组团规模,并通过并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走廊进行连接,在空间上形成“珠链”式布局;内湾增强发展韧性,主湾强化协同机制,外湾培育增长中心,构建生态与经济交织的网络化格局。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指出论文主要的结论、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了创新:（1）从环珠江口湾区空间的自然环境特征出发,分析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与城市群建设空间的本底关系和影响特征,改进了以往空间模式研究中“重城市轻生态”的局限。空间形态研究源于对城市建设空间分析与规律总结,因此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多用于描述单个城市的建设空间特征。考虑到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空间占总用地面积的32%以上,本文运用地理信息技术GIS和遥感技术RS,通过定量分析分析河口湾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特征,探讨湾区城市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形态的本底关系。一是建设空间的不充分与水面、农田等高生态价值的斑块破碎化同步。二是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东西岸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东岸地质条件更为稳定,更适宜市场力的投资建设行为。三是通过近岸填海的演变和台风灾害的核密度分析,揭示湾区开发的生态安全压力。最后,基于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珠链”式空间布局模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湾区。（2）以往有关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研究对象多为政府和市场,本文尝试引入社群概念,对社会主体在湾区城市空间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动力机制分析方法,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主体往往并不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建设,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本文引入社群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湾区空间发展的分阶段进行合力模型分析,认为早期湾区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血缘型和地缘型社群在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中期以后,则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锚定”作用,成为湾区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则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容错”空间。社会主体对湾区城市建设空间的影响经历了直接影响,逐渐后退到间接影响,再到半直接影响的过程。社会主体的影响力随着时代演变表明,建立在血源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群随着城市空间发展被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融入湾区并逐渐形成业缘型和友缘型社群,逐渐成为创新的源泉,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为湾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对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湾区研究中对社会力作用机制的不足,并为未来建立政府引导下的三元协商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3）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趋势下,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空间模式的转变趋势,提出建立以“两脊”+“三道湾链”的湾区空间结构。本文通过梳理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演变历程发现,环珠江口湾区经历了点状生长、点轴发展、双核轴带到多元网络的演变过程,在空间表征上与国内外城市群有很大共性。但通过分析空间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其他城市群雏形阶段的点状生长大多是由政府或市场力量推动,而在湾区,由分散化的社会主体影响下的生长“点”,并没有成长成为城镇。在长期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广深双核轴带结构,孕育了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政府权力空间在珠江口两岸的均衡布局,有能力在未来西岸地区发展中起到更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珠江口为中心,创新性提出构建三道“湾链”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内湾地区打造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基础的功能区,通过“珠链”式开发,避免对珠江口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湾则强化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能力;外湾地区着眼于区域均衡发展。

王媛媛^[3]（2019）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抉择》文中提出当前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并加速向制造业渗透,制造业领域将迎来一场智能化革命,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应对新工业革命和智能制造的发展战略。我国也迎来新工业革命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交汇期,由此提出以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进而建设制造强国的发展目标。因此,研究智能制造这一主导新工业革命发展的新型制造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智能制造作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技术进步及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熊彼特和新熊彼特学派技术创新及演化经济学等理论为研究基础,运用系统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以及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智能制造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一是,探索智能制造发展演化的机理及其技术-经济范式。对智能制造的内涵、产生动力、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以及技术-经济范式进行分析;二是,对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基础性产业——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全球发展态势进行比较分析;三是,对G20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基础上,建立“制造业智能化指数”衡量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并进行国别和分行业的比较分析;四是,对美国、德国、日本智能制造发展的典型模式进行分析、比较,并得出有益的经验借鉴。首先对其智能制造赖以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演变进行分析,其次对其推动智能制造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进行深入研究,再次对这三个国家智能制造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异同点,并得出可供我国借鉴的有益经验;五是,分析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现状。从顶层设计、标准体系建设、基础产业发展、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推动等方面分析我国智能制造发展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同时剖析了中国智能制造在发展基础、创新能力、推进机制、企业主体引领、政策规划以及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努力的方向;六是,提出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创新路径和对策。即要以建设制造强国为目标的智能制造发展导向;建设政府引领、产业界主导、研究机构和大学紧密合作的智能制造创新网络;要涵盖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智能制造发展领域;以及实施面向不同发展优势和水平的差异化发展战略。总之,发展智能制造是我国实现技术跃升及经济实力赶超的重要契机,应密切关注和研究新工业革命发展趋势以及智能制造技术-经济范式发展演化特征,把握各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态势、能力水平以及具体的推进战略,同时深入了解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优劣势,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智能制造发展路径和政策体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早日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和国家实力的历史性跨越。

杨亮洁^[4]（2017）在《企业联系视角下的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研究》文中提出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世界经济向网络化、扁平化格局演进,形成复杂多样的城市网络。企业区位选择是推动城市空间重构的核心力量。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加速,推动了企业空间组织的变化与调整,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地方走向全球,并将更多的城市纳入到世界城市网络之中。企业网络和城市网络是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议题。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行动者载体”,而城市是各类社会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在“流动空间”中,人类的各种重要活动通过“行动者载体”以各种要素流的形式在“空间载体”中完成,将大大小小的城市联系在一起,形成复杂多样的城市网络。企业区位空间格局与城市空间格局之间、企业联系网络与城市网络之间存在内在逻辑联系,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从微观层面表征着城市空间格局,推动城市空间的重构。那么企业网络与城市网络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什么?怎样构建基于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概念模型及其数理分析模型?基于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分支机构（全行业和分行业）联系网络的西部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差异、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因此,本论文立足于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研究企业联系对比视角下的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差异性。尝试融合社会网络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以及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以taylor的连锁网络模型和Alderson的总部-分支机构模型为基本模型,构建企业网络与城市网络耦合的数理分析模型,从产业维度探讨区域尺度、城市群尺度和城市尺度上的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差异性。本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首先,以嵌入性理论、流空间理论和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为理论基石,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和图论方法为基本方法,根据Taylor连锁网络模型和Alderson的总部-分支机构模型,尝试构建了连锁-隶属网络的数理分析模型。其次,对基于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全行业、制造业、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网络的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进行全面对比分析;采用了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重孙公司…多层次的分析方法,结果更精确。再次,从西部地区、西部城市群和城市内部（成都）三个嵌套的空间尺度,用多时相数据（2005、2010、2015）进行城市网络时空特征系列研究。全文共分为七章对上述研究内容开展深入探索。其中,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为理论基础、研究假设和数量分析模型的构建。第三至六章为实证部分,主要进行了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分支机构在中国西部的分布格局及演变研究;从西部地区、城市群和城市内部三个尺度对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进行了分析。最后一章为结论和展望部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分支企业在中国西部城市的分布格局呈现差异性、趋同性两大基本特征。西部城市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少,空间集聚明显,区位选择上更倾向（特）大城市,核心边缘结构强化;中国500强企业数量多,分布相对分散和均衡。中国500强和世界500强企业区位选择趋同,企业空间分布均呈大分散小集聚的格局,即以成都、重庆和西安三城市始终保持绝对优势,形成明显的集聚中心,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城市群尺度上,成渝、关中、兰西、滇中和北部湾五大城市群以成渝城市群为核心,形成菱形空间结构;企业密度分布以呼和浩特-银川-兰州-成都-昆明一线为界,分为东部高密度区和西部低密度区。第二,基于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联系网络的西部城市网络差异性、趋同性明显。基于世界500强的城市网络的发育程度低,密度小和集聚明显,对称性低,等级化强,均衡性差,邻近扩散效应较弱,但各省会大城市间联系强于其他城市间联系,城市网络结构形态由星形结构向类鸟巢状结构演进;基于中国500强的城市网络联系紧密、网络发育程度高和区域一体化程度高,网络密度高,对称性高,均衡性高,等级化和邻近扩散效应明显,城市网络结构形态由类鸟巢状向鸟巢状结构演进。同时,以成渝为核心,呼银兰成昆线以东区域形成明显的扩散区,跨行政地域联系特征明显。与此相对应,两者企业联系的城市网络中,成都、重庆、西安三大核心城市在城市网络中始终处于强核心,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根据点出度和点入度,节点城市可分为四类:高点出度-高点入度的综合全能型城市、低点出度-高点入度的黑洞型城市、低点出度-低点入度的世外桃源型城市、高点出度-低点入度的太阳型。第三,基于制造业网络的城市网络趋同性强。制造业与全行业城市网络中节点城市的中心度的“趋同性”非常高,基于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制造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结构趋同性较大,强者恒强的极化现象显着。基于中国500强制造业联系的城市网络发育程度比世界500强的高,城市网络联系紧密,结构复杂,均衡程度较高。第四,基于中国500强生产服务业网络的城市网络发育程度远高于基于世界500强生产服务业网络的城市网络。基于世界500强生产服务业网络的西部城市网络的中心度极低,网络密度极低,处于网络初建期,其结构形态是简单的放射状或放射状与星形状的组合,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基于中国500强产生服务业的城市网络与全行业城市网络格局“趋同性”极高,发育相对成熟,层级性显着,各省会大城市间联系强于其他城市间联系,呈现大城市流出、小城市流入的非对称性,重庆、成都、西安、南宁、昆明五城市始终处于强核心地位,网络结构由类鸟巢结构向鸟巢结构演变;二者都呈现点出度高的城市点入度也高,存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第五,基于世界500强生活服务业网络的城市网络发育程度远低于基于中国500强生活服务业网络的城市网络。基于世界500强生活服务业网络的西部城市网络发育程度极低;基于中国500强生活服务业联系网络的城市网络联系增强,等级效应明显,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对称性增加,呈现大城市流出、小城市流入的非对称性,各省会大城市间联系强于其他城市间联系,省内、城市群内邻近扩散效应明显,网络结构由放射状向星状再向类鸟巢状演进。第六,西部城市群城市网络差异性显着。基于世界500强企业联系的中国西部的9个城市群网络空间维度的拓扑结构差异大,发育程度差异大,但在时间维度上的网络拓扑结构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基于中国500强企业网络的西部9个城市群的拓扑结构的差异较小,在时间维度上其差异也在缩小。基于世界500强企业网络的9个城市群内部网络的拓扑结构发育不完善,联系矩阵呈现稀疏矩阵特征,网络对称性低,层级性明显,集聚特征明显;基于中国500强企业网络的城市群城市网络拓扑结构发育较好,网络联系矩阵由稀疏矩阵向完全矩阵演变,对称性较高,网络联系分散效应明显。基于世界500强企业联系的西部城市群网络中,只有成渝城市群的内部网络联系较紧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双核心的一体化网络特征,其余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较弱且相对较为松散,即大多呈现以省会为核心的离心式联系,整体城市群网络发育程度低;基于中国500强企业网络的西部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紧密程度增加,成渝、兰西、关中城市群城市网络存在明显的集聚核心。城市群的网络拓扑结构关系生成有两个关键的过程:一是城市间不同等级的企业分支机构的异地分离所形成的直接联系动力;二是发育较好的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的高等级的分支机构的空间集聚。第七,成都城市网络呈多核心结构,权力和威望空间极化不明显。基于世界500强企业联系网络的城市内部网络联系较弱,网络密度很小,结构稳定性差,对称性低,层级性不突出,自溶性较大,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属于低水平上的分散均衡状态,逐渐向复杂多中心网络结构演变。相对应,基于中国500强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联系紧密,对称性较好,发育程度高,拓扑结构趋于完善和相对均衡;企业联系活动呈现较好的对称双向流动,呈现多核心网络结构,武侯、金牛、青羊始终处于网络核心地位。

段瀚^[5]（2016）在《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规划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分工的细化与深化,乡镇企业已逐步从社区式的范围经济转化形成为国际、区域以及城市分工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县域工业集中区作为从农村地区演化形成的新产业区,其内生性的柔性特质与外部性的嵌入发展共同推进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分工深化与网络组织。但是,受制于县域经济地区传统的“二元”结构,尤其是西部后发县域地区的发展引擎动力不足,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亟需通过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小城镇的融合发展突破传统的路径锁定,形成基于城乡一体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论文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必要性、目标性、可行性与地域性为逻辑主线,运用多学科交叉、理论演绎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整体的组织结构,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主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论文认为分工与融合是产业演进过程中的统一体,产城融合的内在逻辑是通过产业分工的演进而不断形成的一种从分离、协同到融合的状态。县域工业集中区作为农村地域形成的产业区,伴随着分工的细化与深化,其产城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的累积效应提高交易效率与分工水平。以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式,推动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发展。然后,针对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进行了现状分析与研判。当前,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产业集群,园区的典型类型主要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类产业园区;以农业及其相关产业为核心的涉农类产业园区;以资源利用为核心的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但由于区域工业化水平发展缓慢,综合竞争力薄弱,导致县域工业集中区的产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通过运用AHP法,分析得出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基本处于成型期与成长期的发展阶段,部分初步迈入了成熟发展期。其次,论文以融合目标—发展阶段（AHP）—地域现实的逻辑,构建了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评价体系,并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了实证测度。总体上看,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水平基本属于临近融合失调、轻度融合失调、中度融合失调、严重融合失调以及极度融合失调等类型,主要集中于轻度融合失调—中度融合失调的区间。而不同典型类型的工业集中区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工业类产业园区存在以上所述各种类型;涉农类产业园区,主要为轻度融合失调型,且产业发展水平普遍滞后于城市发展水平;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基本属于轻度融合失调与中度融合失调等类型。同时,通过结合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的发展内涵,针对不同典型类型的县域工业集中区提出了适宜的产业路径选择,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工业类产业园区应当分别以创新发展、集聚发展为升级路径,并形成相应的城乡产业互动机制;涉农类产业园区应当以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为关键路径,并形成以“农”为核的城乡产业融合机制;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应当以建设生态园区为转型路径,并形成多元构成的城乡产业联动机制。最后,论文认为县域经济系统的资源禀赋是融入全球、国内以及区域价值链的重要优势。作为完整的区域经济体系,将逐步形成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小城镇为核心的城乡价值链。价值链的增值过程会不断促动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小城镇融合发展,更会不断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形成整个县域地区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小城镇为核心单元的产城空间群落,并根据与核心单元互动频率、互动强度的不同,形成相应的关联单元、协调单元。而基于工业集中区发展过程中产城的动力转换,论文针对关中不同类型典型园区探索性的提出了相应的空间发展模式,尝试性的从空间规划目标、空间规划路径及规划编制重点三个方面构建了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规划框架,同时对典型工业集中区进行了相关探讨,并提出了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规划保障措施。

张子珍^[6]（2016）在《基于企业区位选址的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环节,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突破口。从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历程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的“城市偏向”政策到2003年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目标提出,各级政府对城乡统筹发展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导下,释放了农村潜在的生产力,提高了城乡要素配置效率,城乡产业关系进入了由城乡产业分割向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但目前城乡产业还面临着市场联系不顺畅、产业关联度不高和产业一体化发育程度较低的现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五中全会多次强调,要把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动力来着力推进,要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有效发展机制,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党中央的工作报告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要求,为中国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指明了方向。城乡产业一体化推进过程中,企业作为产业的微观载体,它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就会在城乡寻找最佳区位,城乡产业一体化的推进过程就是企业进行区位选址的过程。传统企业区位理论认为企业区位选址侧重于对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市场潜力等方面考虑,在对成本权衡的基础上,企业区位选址一般倾向于市场发育程度高、技术人才集中的大中城市。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一方面,大城市集聚不经济现象凸显。产业和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使得城市空间扩展规模空前强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由于缺乏扩散空间而进展缓慢,许多工业仍占据着城市的黄金地段,城市出现了集聚不经济现象,表现为人口密集、地价昂贵、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城市集聚不经济制约着城市的有序发展。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网路发展对传统企业区位选址理论提出新的挑战。众所周知,城乡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种差距又难于改变,而信息网络要素的注入降低了城乡区位差异,使得在改变企业“实体”约束的同时,也影响着城乡产业的空间布局。在大城市集聚不经济凸显和信息网络化发展新形势下,现代企业区位选址行为将会呈现什么新特点?其微观机理如何实现?企业区位选址行为如何影响不同类型产业和企业的分工与空间布局?不同类型产业和企业分工与空间布局又如何推进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其空间分工布局模式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寻求一条破冰之路加以解决。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城乡产业一体化的微观机理和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模式产生新的认识,从而进一步丰富企业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产业转移与扩散理论。本文以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为研究对象,以企业区位选址行为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微观机理和空间分工布局模式。首先对文中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了城乡产业一体化概念,并对城乡产业关系演变历程中企业区位选址问题进行了分析,还以传统企业区位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新形势下企业区位选址的影响因素,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其次,将大中城市集聚不经济和信息网络化作为影响因素,运用新经济地理学方法尝试从企业区位选址视角来探讨城乡产业一体化的微观机理。接着,分别探讨了不同类型的产业和企业与城乡产业一体化横向、纵向实现联动的问题。再次,通过实证,一方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城乡区位选址中的影响因素,目的是验证与本文提出的企业区位选址因素分析框架是否吻合;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国各地区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程度和空间分布态势。最后,依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对如何推动城乡产业一体化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工作、结论及创新点如下:（1）企业区位选址是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微观基础,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网络化成为新形势下企业区位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以企业区位选址行为作为切入点,研究了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其实是企业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进行城乡区位选址的决策。本文在传统企业区位理论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时期企业区位选址的影响因素,构建了包括“传统时期影响因素—新形势下影响因素—政府制度影响因素”的企业区位影响因素框架,指出信息网络化成为现阶段企业区位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弱化传统区位影响因素的同时又催生一些新的因素,信息网络化使企业区位选址具备了较大的多样性和区位自由度。（2）在城乡产业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城市集聚不经济凸现和信息网络化发展使企业区位选址行为及结果趋于分散化。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方法,构建了包括城市集聚不经济和信息网络化变量的cicp新经济地理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得出企业在城乡的区位选址活动呈现出“分散—集聚—再分散”发展趋势,再分散不是分散的简单重复与回归,而是初始分散的优化与升级。城市集聚不经济与信息网络化成为企业区位选址和空间布局的分散力量,具体表现为:第一,城市拥挤成本作为城市集聚不经济的量化指标,当城市拥挤成本越大时,企业区位选址的扩散效应越明显,两者呈正向关系。第二,信息网络凸现了“以时间换空间”和“虚拟空间和地理空间”的融合,造就了城乡“时空压缩”,降低了城乡贸易成本。从时间维度看,当城乡贸易成本非常高或非常低时,企业区位选址趋于分散化布局。当城乡贸易成本处于中等发展水平时,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将促使企业区位选址活动由集中转向分散。企业在乡村的分散化布局有利于避免城市集聚不经济的出现;从空间维度上看,距离仍然是影响城乡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信息网络化减少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企业集聚与扩散在城乡空间上出现并存局面。（3）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城乡区域差距拉大是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过程的“分娩期”,企业在城乡空间选址的公平最优和效率最优将趋于分散化布局。信息网络化影响下的城乡贸易成本成为影响企业区位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随着城乡产业一体化的推进,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发展态势。随着城乡贸易成本的下降,城乡区域差距扩大是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一体化发展的“分娩期”。就城乡产业一体化效率与公平而言,当城乡贸易成本较高时,政府在效率和区域差距扩大间要做出权衡;当城乡贸易成本较低时,政府在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两方面均可以实现。（4）城乡产业合理分工与空间布局是对产业集聚力和分散力作用权衡的结果,不同类型的产业和企业区位选址决定了分工与空间布局模式在城乡间的差异。就不同类型的产业而言,城乡产业通过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空间市场的联动发展推动了城乡产业横向一体化发展;就不同类型的企业而言,通过产业链的构建实现不同企业在城乡空间上的分离推动了城乡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5）通过实证检验,中国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态势与区域市场化程度具有一致性,东部居高,中部紧随其后,西部相对较低。从空间维度看,东中西地区出现了集聚与扩散并存的局面,东部区域以扩散为主导,中西部区域集聚为主导。同时,本文指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具有相关性。城乡产业一体化问题是一个探索性很强的课题,其内涵涉及较广泛,属于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和生态学诸学科交叉的领域,目前仍处于探索研究阶段。囿于篇幅、笔者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加之参考借鉴的文献较少,在分析和论证的过程中尚存一些需要完善、拓展和深化之处,这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陈小磊^[7]（2016）在《“两化”融合背景下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先后衰落,人类社会正在向信息时代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信息发展战略,力求抢占未来信息生产力的制高点。美国政府早在1993年就提出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2010年将“宽带互联网”作为新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并将“智慧地球”上升为国家战略。英国出台了“数字国家”框架,欧洲提出了“欧洲数字进程”,日本发布了“i-Japan2015”。我国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两化融合发展的特殊阶段,已经基本完成重工业化,人口红利消失,工业生产力阻碍了劳动者的自主创造性;在资源紧缺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的约束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现状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当前国际金融环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加深,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新发展模式的战略任务。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生产力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作用和带动作用不断强化。通过提高信息生产力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信息技术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实现工业生产的智能化、生产装备的数字化和管理的信息化,让信息化积极带动工业化,推动“两化”又好又快融合发展。因此,在“两化”融合背景下,研究信息生产力的内在发展规律,评价和测度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揭示信息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推动信息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建议,对“两化”深度融合具有理论参考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论文基于信息生产力理论的系统研究,建立多级指标的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进行整体测度和地区测度,最后给出提高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的对策和建议。论文的三个主要研究内容及其结论归纳如下:一、信息生产力理论的探讨。将信息理论与古典生产力理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相结合,分析信息成为生产力的条件,建构信息生产力理论。阐明了信息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认为信息生产力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创造、采集、加工处理和使用信息并获得信息产品的生产能力,是信息与生产力的其他要素相结合而形成新的生产力,具有高度智能化与网络化、共享性和速度性、高渗透性和全球性等特征,并指出其构成要素包括劳动资料的网络化、劳动者从事的信息劳动的虚拟化、劳动对象的数字化,然后论证了信息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的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二、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首先依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围绕信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6大要素:信息技术、经济水平、教育水平、投入水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选取43个初始评价指标,并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便于后续的机器学习和自动分类。接着利用k-均值聚类算法和初始评价指标和对各评价单元的信息生产力水平进行分类,获得类别标签。然后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对获得的类别标签进行训练,得到分类误差率与指标重要性排序;将排在末位的指标剔除,再一次利用新的指标进行k-均值聚类和随机森林训练,并不断迭代此过程,直至分类误差率和指标重要性都满足要求,即得到最终30个三级评价指标及其重要性。最后根据各指标的重要性计算权重,即得到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三、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的定量测度。依据多层级的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信息生产力水平测度模型。根据模型计算得到我国2011、2012、2013年各省级行政区的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值,并进行分等定级。结果表明:（1）我国整体及各地区信息生产力发展趋势比较平稳,但地区间信息生产力水平存在严重不平衡,总体呈梯级格局: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和江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福建、辽宁和山东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河北、内蒙古、吉林、陕西、重庆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份则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信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经济的增长、科技教育研发的投入和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而传统通信技术应用目前已趋于饱和,对提高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作用很小;（3）信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主要的原因是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增速、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欠发达地区在传统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方面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的同时,却又由于新兴通信技术的出现使得其在获取和利用信息技术方面产生了更大的差距。根据我国信息生产力水平的测度和分析结果,结合我国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部署,本文建议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信息产业结构、企业信息化工程、人才队伍建设、信息生产力发展政策这五个方面提高着力我国的信息生产力水平。未来研究将围绕信息生产力的渗透能力,以及如何在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融入非量化指标等问题开展进一步探讨。

方虹,赵淑华,陈向东,张军峰,张芳,彭博,杜萌,马博飞,陈星^[8]（2015）在《外贸综合服务业的发展及对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意义(研究报告)》文中提出承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5.6.81.外贸综合服务业的形成现实基础与时代背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高速的"常态增长"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深化改革、鼓励创新、释放活力的"新常态"模式。另一方面,据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下同）;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周军^[9]（2014）在《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环境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对既有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西方国家经历了 30多年的改革,却仍没有走出“治理失灵”的局面。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改革并没有实现政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中国则在探索政府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关怀的缺乏和理论准备的不足,导致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零碎,并因而遭到多方面的质疑。为此,面向未来社会治理实践,我们要将政府模式变革放置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去考察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政府模式变革首先应放置在全球化这个坐标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正确定位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而将之视作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因而,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仍然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正是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过程。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承担起解构这一结构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活动将不再以民族国家为框架,而是以流动性为尺度。因而,人类社会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建构起来的正义理论遭到了质疑,并提出了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全球正义的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只有通过这一政府模式去积极建构合作的话语体系,开展合作的行动,我们才能通过全球合作去实现全球正义,才能引领人类走出全球风险社会,并平稳过渡到作为合作社会的后工业社会。全球化进程和后工业化进程是一体两面的,因而,政府模式变革更需要放置在后工业化这个坐标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贝尔基于产业视角的定义出发去延展这个概念的,因而忽视了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对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来说,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的后工业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价值。在社会治理上,贝尔曾基于不平等的社会而提出公正的能者统治的改进方案。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新需求和新期望。因而,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则指向了合作关系的建构,而这只有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对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因社会的自然演进而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因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既有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解构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力量之间的通力合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历史地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简单、确定的社会。在等级身份镶嵌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则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而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的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人类社会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改革方案并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在这个意义上,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一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制度性障碍。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就是要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等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历史运动。因而,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也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治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将重拾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总之,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政府模式将实现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

吴映波^[10]（2012）在《现代服务业网络化集成服务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文中认为现代经济社会既是服务经济时代也是网络信息时代。现代服务业是服务经济时代的主要产业特征，而网络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和社会化则是网络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网络信息技术在现代服务业的生产、服务提供与消费中的深入应用，既改变了传统服务的内涵，也创造了全新的客户服务体验和服务生产与运营管理方式。网络化集成服务系统是支撑网络化集成服务创新的重要技术手段，是网络信息技术在现代服务业渗透与综合应用的结果，符合网络化信息时代现代服务业的集群化发展要求。论文针对网络化集成服务系统的关键技术与应用进行如下方面研究：①系统分析了网络化集成服务系统的内涵与特征，给出了其结构化概念模型；根据网络化集成服务系统的集成服务组织范围和所集成的服务资源规模，将其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并阐述了它们相互间的集成演变关系。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化集成服务系统特点，提出两种网络化集成服务系统体系结构模型：集中式体系结构模型和分布式体系结构模型。面向网络化集成服务系统的应用实现，分别讨论了网络化集成服务系统的集成过程模型和集成技术平台的参考模型；②在对网络化集成服务组织联盟合作关系的特点、驱动力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网络化集成服务组织联盟合作收益分配问题，分析归纳了网络化集成服务组织联盟实现公平合理的合作收益分配的原则，并提出了一种事前分配与事后分配相结合的混合收益分配机制。基于合作博弈理论，建立事前收益分配模型确定联盟成员的预期收益，然后通过事后收益分配，根据联盟成员在联盟合作中的实际投入、承担的风险和合作地位综合确定每个联盟成员事后收益分配。③针对网络化集成服务资源管理中的分布式异构服务资源的统一语义描述问题，基于OWL-S本体描述语言建立了网络化集成服务资源本体模型，为分布式异构服务资源的语义资源服务描述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概念模型。进而通过定义了资源服务语义描述模板，为资源服务语义描述提供了统一的信息描述规约。最后，面向网络化集成服务资源的检索与发现，给出了基于语义的网络化集成服务资源匹配总流程，以及实现基本匹配、I/O匹配、QoS匹配和综合匹配的匹配算法。④将网络化集成服务链优化问题建模为一个含约束条件的多目标规划问题，并针对现有服务链优化算法将多目标通过线性加权转换为单目标优化问题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实现网络化集成服务链整体绩效最优的多目标遗传算法。该算法可同时优化多个目标，且每次运行可以获得一组Pareto最优的网络化集成服务链构建方案，可为决策者提供更大的决策选择范围。通过实验验证表明，NISC-MOGA算法具有较好的性能和全局收敛性。⑤结合某内陆保税港区网络化集成服务系统的应用实践，讨论了其系统建设需求，给出了其实现的技术架构和应用功能框架，并对其应用效果进行了分析。

二、试论信息资源的网络化与信息服务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信息资源的网络化与信息服务业（论文提纲范文）

（1）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格局、过程及形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抉择（论文提纲范文）

（4）企业联系视角下的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规划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企业区位选址的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两化”融合背景下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10）现代服务业网络化集成服务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信息资源的网络化与信息服务业（论文参考文献）

• [1]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格局、过程及形成机制研究[D]. 胡述聚.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D]. 彭雄亮. 华南理工大学, 2020
• [3]智能制造发展的国际比较与中国抉择[D]. 王媛媛.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4]企业联系视角下的中国西部城市网络研究[D]. 杨亮洁. 兰州大学, 2017(12)
• [5]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规划模式研究[D]. 段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6(02)
• [6]基于企业区位选址的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D]. 张子珍. 山西财经大学, 2016(08)
• [7]“两化”融合背景下信息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研究[D]. 陈小磊. 南京大学, 2016(04)
• [8]外贸综合服务业的发展及对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意义(研究报告)[A]. 方虹,赵淑华,陈向东,张军峰,张芳,彭博,杜萌,马博飞,陈星.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2014年研究课题汇编, 2015
• [9]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D]. 周军. 南京大学, 2014(05)
• [10]现代服务业网络化集成服务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D]. 吴映波. 重庆大学,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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