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信息科学新进展——2002年南京国际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大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苏静[1]（2021）在《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重要一页。地处西北偏僻之隅的秦人,不断奋斗东进而逐步统一中国,开启了一个伟大国家的新纪元。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不断发现,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考古呈现出序列化、体系化的成果。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前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展示依然处于分散化各自为政的局面,严重影响其遗产价值的释放。本文以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为研究对象,以其整体性保护与展示方法为研究重点。通过对比类似的文化遗产概念,分析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集群特征,将其称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并基于其历史、考古研究的系列成果,运用文化遗产“关联性”概念,揭示其集群空间格局与整体关联机制。其次,在历史、艺术、科学、文化、社会价值维度,凝炼其整体价值内涵,并以此架构其价值体系。再次,针对其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运用整体系统的研究方法,基于其整体关联性和整体价值研究,在阐释整体价值目标下,初步建构其保护和展示体系。本文研究主要取得了如下结论,首先揭示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遗址片区-遗址整体”层级构成及其“功能性关联”、“文化性关联”和“历史性关联”机制。其次,凝炼出其“见证统一国家创立过程”、“形成古代国家发展完整实物链”、“反映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秦文化核心”四项整体价值内涵。再次,初步建构了以“建立遗址体系信息库和管理平台”、“构建保护规划体系”为保护程序,遗址体系的“价值体系认知方法”、“完整性认知及评估方法”、“保护区划划定方法”为保护方法,“遗址点纳入制度”、“保护总体规划制度”、“联合管理制度”等为保护制度,并以“精准补充、注重关联和勘察环景”考古研究建议、“国-省-市/县”分级保护、“特区-分区-园区”分类保护、整体立法保护为保护建议的整体性保护体系。最后,建构了以“制度之始”、“国家之成”、“民族之基”为阐释主题,以“点-面-线”多层主题叙事结构为阐释框架,并以“建立阐释与展示总体规划制度、统一视觉识别系统、融媒体平台”为整体连贯强化措施的整体性展示体系。本文研究的创新体现在运用整体系统研究方法,揭示了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针对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建立了其整体保护策略集成框架,构建了其多层级主题叙事型阐释框架,实现了秦崛起及统一历史进程的完整阐释。同时,论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文化遗址类型及地区,以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从碎片化、分散化状态,走向整体化、系统化的成熟阶段。
袁亚琦[2]（2020）在《大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时空特征、机理与效应研究 ——以南京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棚户区改造是一种城市更新与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也是一项能够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推动城市发展、扩大消费内需、撬动新型城镇化、增加住房供给和调节房地产市场的民生工程和系统工程,同时也是政府消除贫困并防止贫困扩大化,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棚户区改造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和功能提升的同时,其带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发展中困境的缩影。学术方面,棚户区改造也为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但对于棚户区改造带来的正负效应也引起了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棚户区改造带来的是被拆迁居民在空间及文化上均被排斥和剥夺,还是棚户区改造成为消除城市贫困的最大功臣。西方关于棚户区、贫民窟等类似主题的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而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于20世纪末,且新时代背景下的棚户区改造与西方国家城市的贫民窟治理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借鉴城市社会空间、企业家政府和府际关系等理论,尝试通过对南京棚户区改造过程、机理、效应的分析,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棚户区改造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重塑过程与综合效应,以及贫困空间由分散到集聚的作用机理,丰富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研究视角与实践案例,深化延展城市贫困社会空间的研究内涵。本文以南京为例,通过对大时间跨度和人口普查、低保、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申请等大量翔实的宏观数据,以及选取案例地块的全过程跟踪式调研、访谈数据的处理,分别从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住房改革初期、棚户区改造政策实施以来四个阶段分析南京棚户区的演化历程和格局;按照土地权属将棚户区划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棚户区两种类型,通过实证分析比较两种不同类型棚户区的社会空间特征差异及拆迁安置居民迁居特征。从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个体行为三个层面,构建棚户区改造实施的综合驱动力模型和解释性框架;继而讨论棚户区改造带来的空间、经济、社会效应和不利影响。最终通过对国家-地方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制定-执行的分析和审示,提出棚户区改造的空间政策、拆迁安置政策和资金政策的优化建议。通过研究分析,本文认为:棚户区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城市居住空间类型,是城市发展过程的缩影;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棚户区与城市贫困人口集聚区的空间耦合关系完全确立,内城边缘和城市近郊区的“城中村”成为棚户区的主要空间载体。不同权属的棚户区在空间分布、居民属性、迁居模式和实施效应等方面存在显着差异,棚户区改造中弱势群体的需求与政策偏向存在失配现象。棚户区改造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空间资源再生产和再分配的过程,其本质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竞争语境下,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政治、社会效益的综合考量,为完成自上而下的政治任务以及在政策框架下寻求自身利益的一个产物,驱动机制包括政治环境因素、社会生产因素以及个体行为因素。通过府际关系、空间政策、安置政策的优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棚改中的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
教育部[3]（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周辰[4]（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钱馨平[5]（2020）在《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古代一直拥有丰富的气象知识积累,但对气象现象认识一直停留在经验主义阶段,没有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直至明清时期西学传入中国才开始气象学的萌芽,并且逐步建立了中国的气象学学科。学科建制化主要研究一门学科如何构建与发展的过程。近代气象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历史,需要系统化的梳理,并且从建制化角度加以研究,以期厘清中国近代气象学科的建制化过程,解答中国的近代气象学的诞生、发展及其影响因素,掌握其学术积累的路径,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握并完善学科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对南京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教育科研、人物、期刊资料的搜集,围绕学科建制化的五个要素之教育、科研、学科大家、学术共同体和学术交流阵地展开研究,分析了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的背景、基本过程、阶段划分与影响因素,总结其发展脉络和阶段特点,探讨了近代学科建制化的完整过程,并归纳了其发展的动因作用。文章研究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近代气象学科的孕育与萌芽背景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古代虽有领先世界的气象底蕴,却停滞于明清,而同时期西方已开始气象学科的科学建制。随着清末西方气象科学的传入,国人开始接受并主动研习,从而近代气象学科得以在中国萌芽。第二部分对气象学科建制化所包含的相关要素做了纵向概述与分析,对每个要素从建立初期到扩大发展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气象教育为学科发展基石,科研机构提供学术保障,职业化的气象大家为学科领路人,学术团体之气象学会和学术交流阵地之气象期刊为学科的交流平台。这五个建制要素共同带动了中国近代学科建制化的完成与完善。第三部分,从事件本身出发,通过标志性事件的选取,明确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起始时间与阶段划分,并通过事件的分析和评述,对不同阶段的建制化程度进行特点总结。其建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862—1927年的起步阶段、1928-1943年的基本完成、1944-1952年的转型和升级。第四部分,在研究中国近代气象学科整体构建脉络的基础上,文章对影响学科发展的内外因素进行分析,从而认识到社会环境、行业需求、学科内在动力等影响因素与近代气象学科建制的互动关系。本文作为对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系统研究,一方面对学科建制过程中五大要素进行逐一分析,另一方面对学科建制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对学科建制标志性事件进行了归纳总结,从而对近代气象学建立并向现代大气科学转变过程进行了细致而准确的描绘,以期回答近代气象学科是如何建立并成熟,并解答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问题。
郑国[6]（2019）在《经济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我国高铁事业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高铁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的影响愈发明显。国际经验己经证明高铁可以加强沿线城市之间的联系,加快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经济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在我国,许多城市管理者和相关专家学者对高铁抱有较髙的期望,将高铁视为促进经济要素流动和城市发展的绝佳机遇。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纷纷利用高铁为城市带来的可达性提升、投资环境改善等优势,吸引来自区域的经济要素流入,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变。然而,国内一些高铁城市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却出现了高铁建设和城市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我国有关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支持。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拟定从经济要素流动的视角审视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带来的影响。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界定城市空间结构这一研究对象的内涵,以整体系统认识的视角将研究内容分为区域、城市、站点三个空间层次,并将经济要素流动这一视角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深入分析“高铁——经济要素流动——城市空间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高铁对区域和城市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阐述城市外部经济要素的流入和城市内部经济要素的流动所产生的空间影响,以及站区资本分布对站区空间结构的作用,从而解释了高铁通过经济要素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过程和内在机制。本文首先从经济要素流动视角建构了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理论框架。在区域层面,高铁能够极大地改变区域的可达性特征,与高铁直接相连的沿线设站城市可能因可达性的提升而获得经济要素的流入,高铁起到了区域经济要素再分配的作用。在城市层面,经济要素的新增或流失使得城市的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发生变化,导致城市内部经济要素依据特定的竞租曲线出现位移,并引发城市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从而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在站区层面,高铁站点的建设增大站点地区的客流量,不同的客流特征塑造着投资于不同城市功能的资本的分布状态,进而形成相应的站点地区用地布局和空间结构。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本文对法国TGV东南线高铁走廊和里昂进行了案例分析。随着TGV的开通,巴黎—里昂高铁走廊客流量大幅增加,走廊内部的经济要素从高铁走廊沿线未设站城市流向设站城市。在受到TGV对东南线高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以及其对城市内部经济要素产生位移的影响之后,里昂城市传统工业发生重组,第三产业随之兴起,并造成了城市用地规模、强度和结构的变化。TGV的开通导致帕拉迪地区客流量的增长以及节点价值的提升,站点地区一系列的开发措施也导致了场所价值的提升;客流在站点地区的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站点地区和核心区的总体结构。在对国外案例进行研究之后,本文以我国沪宁高铁走廊和沿线中心城市南京为例,对南京高铁城市建设进行实证研究。在区域层面,本文研究高铁对沪宁走廊可达性的影响,以及沪宁高铁沿线城市客流流动特征,认为沪宁高铁的开通有利于降低沪宁走廊的运输成本,提升沿线城市的外部可达性,进而对沪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产生影响,促进经济要素流动和区域同城化效应,并有利于沪宁走廊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在城市层面,高铁的开通能够提升南京的枢纽地位,加快经济要素从周边地区流入南京,并带来城市整体地租和站点地区地租的上升,进而促进城市内部资本的位移。这些资本在城市空间的变化会促进城市用地规模的增加,驱动城市用地强度的提升,有利于城市用地结构的优化。在站点层面,本文分析南京南站地区的客流分类和特征,总结南京南站地区的开发模式,进而根据资本分布特征将站点地区分为不同的圈层,并阐述了各个圈层的空间结构。最后,本文结合国际经验对国内外高铁城市建设进行对比反思。根据其他国家高铁对区域影响的规律分析,为了防止我国高铁走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要素过度流失,满足城市间多种高铁客流的通勤商务等需求,以及避免经济要素在各个高铁城市之间的无序恶性竞争,研究提出了下面几点认识:其一,在区域层面应加强区域交通网络的建设、丰富高铁运行方式、建立完善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以及加强城市间的产业互补和信息交流,以实现高铁沿线城市的“共赢”局面。其二,在城市层面需要协调不同高铁站点的开发策略,制定基于市场的相关政策,利用价格机制来防止过多企业从城市中心迁移到城市外围站点地区,导致内城的衰败,同时应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减少城市内部经济要素流动的阻力。其三,在站点地区应根据经济要素的分布特征布局不同城市功能,提升站点地区的场所价值,达到节点价值和场所价值的螺旋式发展。本文主要从上述的理论建构、案例分析、实证研究、对比反思这四大部分进行研究,并尝试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研究创新:其一,经济要素流动研究视角,即本研究引入经济要素流动视角,厘清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驱动机制,分析高铁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高铁效应理论研究的不足。其二,整体系统研究分析,即本研究避免从孤立的城市片区维度看待高铁站点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而是将其放置于区域和城市当中,即高铁站点、高铁城市和高铁走廊所构成的系统中,来分析高铁对区域和城市的影响。其三,跨学科交叉研究,即本研究并非采用以往的单一学科视角,而是尝试从新经济地理学、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等多个学科视角审视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由于时间和水平限制,本文关于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仍存在待改善的地方。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也与多种多样的因素有关,绝非某一两个因素能够完全左右,高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要素流动,还有待用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去研究论证。全文约20.7万字。
叶宸辰[7]（2019）在《贫困县评定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探究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文中提出“贫困县”这顶“稀缺的金帽子”设立已有三十余年。从1986年起,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开始以县为单位进行集中扶贫。相对来说,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等“老少边”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在2001年扶贫政策调整中,把东部贫困县名额全部移至中西部21省,增强区域瞄准力度。同时,明确采用“省配额”方式确定贫困县名单,即自上而下向各省分配数额,各省依据各县经济统计数据评定,再上报汇总。自2002年第一次调整名单公布后,最新一次官方名单公布是2012年。但这顶“金帽子”受到不少民众和学者的诟病,其中就包括对贫困县评定准确性的质疑。从评定方式来看,统计数据可能是产生评定偏差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通过抽样调查得到的统计数据在收集、清洗、整理、统计等过程往往存在不可避免的人为干扰因素,影响数据质量。为了客观检验贫困县评定的准确性,本文引入夜间灯光数据,在技术上优化数据来源,使研究更客观、准确。从灯光数据检验21省的情况来看,初步判断贫困县评定结果存在近四成偏差。偏差从何而来?据此,本文展开对贫困县评定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深入探究。本研究认为,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贫困县的划分不仅是评估经济发展的行为,还是一个社会过程。所以,借鉴已有经济学、地理学等贫困县研究成果,引入社会学视角,进行贫困县方面的实证研究。首先,依据致贫的经济原因、重点扶贫区域划分,纳入夜间灯光强度为经济因素,“老少边”政策为政策因素,检验其对贫困县评定的作用机制。然后,依据资源基础理论及政治资源禀赋实证研究,提出社会性影响因素——领导人因素（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来源地、曾工作地）,探究其在贫困县评定中发挥的“关系上的照顾”作用。检验分为总体、分区、分省三个层次。其中分区检验包括自然地理分区和人文地理分区。鉴于研究样本不同,每一层次的检验选用不同的回归模型。总体检验选用多层非线性logistic模型,分区检验选择二分logistic模型,分省检验则在二分logistic模型和精确logistic模型中择优选择。最终本研究将一个问题从大至小,从宏观到微观,从宽泛到精准,层层剖析,得到以下几点主要发现:一、经济因素是贫困县评定中基本、重要的参考指标。在两期三层次检验中,均发现夜间灯光强度对贫困县评定呈显着负向作用。二、贫困县评定还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该因素作用机制复杂,或直接单独影响,或“老少边”因素之间交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区域检验结果反映出存在扶贫瞄准精准度欠缺的情况。这在分省检验中得到进一步解释,找到具体偏差来源省份。三、除客观影响因素外,可能存在人为的主观影响因素介入评定过程。最主要的表现是领导人因素中的委员工作地因素,通过间接作用于政策因素的方式,对评定产生影响。这可能是造成贫困县划分偏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总体来看,本研究找到三种贫困县评定的影响因素,其作用机制以直接为主,交互为辅,在总体、区域、各省的表现各不相同,较为复杂。最后本文提出了进一步的讨论与思考。一方面,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消除“人为贫困”的可能策略,因此未来可以基于时代需要,将本文研究策略进一步精细化,拓展至更广泛的贫困治理中,并为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实证依据。另一方面,从“人造贫困”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中国扶贫模式,提出输血式扶贫的不足,思考开发式扶贫何以可能。
亓军红[8]（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李铁绳[9]（2019）在《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与保障依赖于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师教育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活水源头。专业化是教师职业的基础,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根本旨归。教师专业化必然要求教师教育专业化。教师教育专业化是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论题。然而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不健全,导致教师教育转型脱离实际,进而导致基础教育需求侧与教师教育供给侧出现结构性矛盾——基础教育需求侧是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教师教育供给侧则是教师培养供过于求,从而影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及教育现代化进程。国内关于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研究主要偏重微观分析,系统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研究者确定了教师教育专业化这一时代论题。根据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将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定为“教师教育专业化如何演进”,并聚焦于四个主要问题: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探析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本研究遵循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采用历史文献法、比较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变及其逻辑按照一条主线与三条辅线展开研究,一条主线是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进程,系统分析了我国师范教育初创、师范教育曲折发展、师范教育重建、教师教育转型阶段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演进特征,重点厘清了每个发展阶段横断面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等方面的演进历程,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脉络与特色。三条辅线分别为:一是我国对西方教师教育制度体制的移植、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学习日本——仿照美国——以俄为师——遍采各国,将西方教师教育理念、体制与我国教师教育实际相结合,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师教育体系;二是社会需求对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础教育师资数量与质量需求、教师专业标准与教师资格制度、教师专业发展等需求对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诉求;三是师范生学费政策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免费——缴费——部分回归公费的变迁。同时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化进行了纵览与横述,以国际经验为镜鉴,启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研究最后聚焦于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分析了历史逻辑的变化,呈现了理论逻辑的特质,展现了实践逻辑的复杂。在实践逻辑方面,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变迁历程,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体制从制度断裂与制度渐变两个维度进行了制度变迁分析,从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两个维度进行了路径演变分析,全方位、立体式展示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进图景。理论逻辑方面,分析了教师教育的基本规律、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二重性,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实践逻辑方面,基于教师教育治理的视角,从国家宏观层面、地方中观层面、学校微观层面提出了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策略,分析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改革走向。
李强[10]（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提出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二、地理信息科学新进展——2002年南京国际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大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地理信息科学新进展——2002年南京国际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大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 |
| 1.1.1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的历史 |
| 1.1.2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
| 1.2 论文研究对象的界定及其保存、保护、展示现状和问题 |
| 1.2.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的保存、保护与展示现状 |
| 1.2.3 研究对象保护与展示存在的问题及缺失 |
| 1.3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3.1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2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
| 1.4.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 |
| 1.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历史研究 |
| 1.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研究 |
| 1.4.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概念及其保护研究 |
| 1.4.5 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体系及相关研究 |
| 1.4.6 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法研究 |
| 1.5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1 系统科学研究方法 |
| 1.5.2 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法 |
| 1.5.3 问题史学方法 |
| 1.5.4 类比、归纳和演绎研究法 |
| 1.5.5 研究框架 |
| 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构成研究 |
| 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概念的提出 |
| 2.1.1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发展 |
| 2.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概念 |
| 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组成型遗址与关联型遗址 |
| 2.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都邑 |
| 2.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秦公、王、帝陵 |
| 2.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离宫别馆与苑囿 |
| 2.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祭祀处所 |
| 2.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关联型遗址——道路 |
| 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关联机制 |
| 2.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关联机制 |
| 2.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关联机制 |
| 2.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 |
| 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空间格局 |
| 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环景(Setting) |
| 2.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环景 |
| 2.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片区的环景 |
| 2.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环景 |
| 2.6 本章小结 |
| 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研究 |
| 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认知 |
| 3.1.1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价值类型及定义 |
| 3.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内涵认知逻辑 |
| 3.2 相关价值研究综述 |
| 3.2.1 秦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研究 |
| 3.2.2 秦统一的历史观照 |
| 3.2.3 相关秦文化遗址的价值研究 |
| 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价值 |
| 3.3.1 历史价值:秦崛起与统一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中国大一统制度、统一国家的创立过程 |
| 3.3.2 科学、艺术价值:古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完整经历——形成了古代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完整实物链 |
| 3.3.3 文化价值:华夏民族形成过程的映射——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
| 3.3.4 社会价值: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秦文化核心 |
| 3.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价值 |
| 3.4.1 西垂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4.2 雍城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4.3 咸阳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价值 |
| 3.5.1 大堡子山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2 雍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3 咸阳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4 秦始皇陵的价值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认识 |
| 4.1 文化遗产“完整性(Integrity)”的概念发展 |
| 4.1.1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发展脉络 |
| 4.1.2 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衡量标准 |
| 4.1.3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定义层面 |
| 4.1.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完整性”讨论 |
| 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认知 |
| 4.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级 |
| 4.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面 |
| 4.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评估框架 |
| 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评估 |
| 4.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完整性评估 |
| 4.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整体层级的完整性说明 |
| 4.4 本章小结 |
| 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建构 |
| 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存、保护和管理现状及缺失 |
| 5.1.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存现状 |
| 5.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护管理现状 |
| 5.1.3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管理的缺失 |
| 5.2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的保护经验 |
| 5.2.1 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ies)的保护方略 |
| 5.2.2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的保护方略 |
| 5.2.3 美国国家遗产区域(National Heritage Areas)的保护方略 |
| 5.2.4 系列遗产、文化线路与美国国家遗产区域保护管理方式的异同 |
| 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构成逻辑 |
| 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程序 |
| 5.4.1 建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信息库和管理平台 |
| 5.4.2 构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护规划体系 |
| 5.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方法 |
| 5.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的认知方法 |
| 5.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和评估方法 |
| 5.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保护区划的划定方法 |
| 5.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制度 |
| 5.6.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遗址点纳入制度 |
| 5.6.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总体规划制度 |
| 5.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联合管理制度 |
| 5.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建议 |
| 5.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考古研究建议 |
| 5.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级保护建议 |
| 5.7.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类保护建议 |
| 5.7.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整体立法保护建议 |
| 5.8 本章小结 |
| 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建构 |
| 6.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概念、原则和内容 |
| 6.1.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定义与辨析 |
| 6.1.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原则 |
| 6.1.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内容 |
| 6.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方法 |
| 6.2.1 文化遗产阐释规划的编制 |
| 6.2.2 文化遗产主题阐释框架的构建 |
| 6.2.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方法、方式的其他探索 |
| 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展示利用现状及缺失 |
| 6.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展示利用现状 |
| 6.3.2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利用的缺失 |
| 6.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组成内容 |
| 6.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框架 |
| 6.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主题 |
| 6.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垂直建构(主题/价值—分解) |
| 6.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水平建构(主题—叙事线索) |
| 6.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遗址展示点的甄选 |
| 6.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叙事结构 |
| 6.6.1 整体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6.2 片区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6.3 单点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展示方式 |
| 6.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节点展示方式 |
| 6.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整体展示方式 |
| 6.8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论文中相关评估及综述表录 |
| 致谢 |
（2）大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时空特征、机理与效应研究 ——以南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棚户区改造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
| 1.1.2 棚户区改造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政策手段 |
| 1.1.3 棚户区改造成为社会转型发展中困境的缩影 |
| 1.1.4 棚户区改造的效应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辨析 |
| 1.3.1 贫民窟与棚户区(Slum/shantytown) |
| 1.3.2 棚户区改造(Shantytown Transformation)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范畴界定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4.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国外贫民窟研究综述 |
| 2.1.1 贫民窟的形成机制研究 |
| 2.1.2 贫民窟的社会问题研究 |
| 2.1.3 贫民窟的治理措施研究 |
| 2.1.4 贫民窟的演变趋势研究 |
| 2.1.5 国外研究相关评述 |
| 2.2 国内棚户区研究综述 |
| 2.2.1 棚户区改造政策研究 |
| 2.2.2 棚户区改造实践研究 |
| 2.2.3 棚户区改造效应研究 |
| 2.2.4 国内棚户区研究评述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城市社会空间理论(Urban Social Space Theory) |
| 2.3.2 城市企业主义理论(Entrepreneurialism Theory) |
| 2.3.3 府际关系理论(Inter Governmental Relations) |
| 第3章 南京棚户区演化历程及格局特征 |
| 3.1 新中国成立前:棚户区区位初显到形成的漫长历程 |
| 3.1.1 南京古代城市格局中棚户区区位初显 |
| 3.1.2 民国时期南京棚户区形成 |
| 3.2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棚户区中心集聚的规模扩大期 |
| 3.2.1 改革开放前南京城市棚户区分布格局 |
| 3.2.2 计划经济时期零星棚户区的拆除与重建 |
| 3.3 改革开放至住房制度改革前(1978-1998):棚户区内聚成片的相对集中布局期 |
| 3.3.1 内聚成片的空间布局 |
| 3.3.2 拆一建多的棚户区改造 |
| 3.4 住房改革初期(1998-2008):由内向外跳跃式扩迁的突变期 |
| 3.4.1 连片棚户区的逐步消失 |
| 3.4.2 差别化的棚户区改造 |
| 3.5 棚户区改造政策实施以来(2008-2018):内点外片的空间优化期 |
| 3.5.1 小尺度点状集聚为主的棚户区分布格局 |
| 3.5.2 尚未拆迁的零星棚户区 |
| 3.6 南京棚户区格局与改造过程分析 |
| 3.6.1 南京棚户区格局演化过程 |
| 3.6.2 南京棚户区改造过程的特征:典型核心边缘结构 |
| 第4章 “棚改”实施以来南京棚户区社会空间特征 |
| 4.1 棚户区改造过程的空间特征 |
| 4.1.1 空间分布特征:“由内及外”、“内小外大” |
| 4.1.2 改造前后对比:“环境改善”、“功能提升” |
| 4.2 拆迁安置居民社会特征与迁居特征 |
| 4.2.1 社会群体特征:人口老龄化、较高贫困率 |
| 4.2.2 安置迁居模式:中心到边缘、分散到集中 |
| 4.3 基于土地权属的棚户区类型划分及差异 |
| 4.3.1 国有土地棚户区和集体土地棚户区 |
| 4.3.2 两类棚户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比较 |
| 4.4 西街与南河两个实证案例的对比 |
| 4.4.1 国有土地棚户区:西街片区 |
| 4.4.2 集体土地棚户区:南河片区 |
| 4.4.3 西街与南河案例的差异总结 |
| 第5章 棚户区改造的机制分析 |
| 5.1 政治环境驱动力 |
| 5.1.1 土地储备制度的空间效应 |
| 5.1.2 府际治理的综合推动 |
| 5.1.3 基于成本考虑的差异化安置政策 |
| 5.2 社会生产驱动力 |
| 5.2.1 经济增长的空间实现 |
| 5.2.2 企业主义的政府运作 |
| 5.2.3 实现空间正义的均衡发展需求 |
| 5.3 个体行为驱动力 |
| 5.3.1 贫困家庭生活改善的契机 |
| 5.3.2 一般家庭迁居的资金来源 |
| 5.3.3 中产阶层财富积累的机遇 |
| 5.4 棚户区改造的综合驱动模型 |
| 第6章 南京棚户区改造的社会空间效应 |
| 6.1 空间绅士化与郊区化效应 |
| 6.1.1 城市景观环境更新 |
| 6.1.2 城市空间功能重构 |
| 6.1.3 城市居住郊区化拓展 |
| 6.2 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效应 |
| 6.2.1 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
| 6.2.2 带动城市房地产市场繁荣 |
| 6.2.3 提升棚户区居民经济收益 |
| 6.3 居住与城市品质提升效应 |
| 6.3.1 改善居民住房条件 |
| 6.3.2 避免城市内城衰败 |
| 6.3.3 消除社会治理“盲区” |
| 6.4 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 |
| 6.4.1 拆迁过程的社会矛盾问题 |
| 6.4.2 困难群体的利益剥夺问题 |
| 6.4.3 城市贫困的转移集聚问题 |
| 6.4.4 安置居民的社会成本问题 |
| 第7章 棚户区改造政策演变与优化建议 |
| 7.1 棚户区改造政策演变与南京的地方实践 |
| 7.1.1 国家层面棚户区改造政策的演变历程 |
| 7.1.2 南京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地方实践 |
| 7.2 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审视 |
| 7.2.1 自上而下政策的执行偏差:范围界定模糊带来的“搭便车” |
| 7.2.2 失衡的空间政策:规划的空间正义问题 |
| 7.2.3 不同安置政策带来的“身份歧视”:权益保障的供需失配 |
| 7.2.4 基于成本的拆迁安置政策后效:内城原住民的边缘化处境 |
| 7.3 棚户区改造政策的优化建议 |
| 7.3.1 棚户区改造中府际关系的优化 |
| 7.3.2 基于空间正义的城市规划 |
| 7.3.3 基于社会公平的拆迁安置政策 |
| 7.3.4 棚户区改造中资金政策的优化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棚户区类型与社会空间差异 |
| 8.1.2 南京棚户区时空演变与改造特征 |
| 8.1.3 南京棚改的驱动机理与正负效应 |
| 8.2 创新与不足 |
| 8.2.1 本文创新点 |
| 8.2.2 研究不足之处 |
| 8.3 讨论与展望 |
| 8.3.1 基于改造的棚户区治理研究是综合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 |
| 8.3.2 基于棚户区改造的社会空间理论体系需进一步探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南京拆迁安置居民居住迁移情况电话访谈记录表 |
| 附录B 棚户区改造政策文件汇总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科学学科史的研究 |
| 二、气象学史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资料来源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三、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孕育背景与萌芽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气象科技的积累 |
| 一、古代气象知识 |
| 二、古代气象观测仪器 |
| 三、古代观象机构 |
| 第二节 西方近现代气象学科的发展 |
| 一、高校气象教育 |
| 二、气象科研体系 |
| 三、气象交流与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西方近代气象学的传入 |
| 一、气象译着及其启蒙作用 |
| 二、气象仪器的传入与观测 |
| 三、外人在华设立气象台站 |
| 四、传入动因 |
| 第二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基本构建 |
| 第一节 近代气象教育为学科建制化的基石 |
| 一、晚清气象教育初露头角 |
| 二、高等院校气象学专业的发展与独立 |
| 三、气象教育范围的扩大 |
| 第二节 气象学科带头人职业化的引领 |
| 一、开创性人物打开近代气象学科新局面 |
| 二、各高校专业毕业生坚守气象岗位 |
| 三、气象训练班培养优秀人才扩大气象队伍 |
| 第三节 气象研究机构为学科建制化提供学术保障 |
| 一、具有科研性质的气象台站 |
| 二、专业性气象科研机构 |
| 第四节 气象学术共同体和阵地为学科发展搭建交流平台 |
| 一、中国气象学会成为学术共同体 |
| 二、气象期刊成为学术交流阵地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阶段分析 |
| 第一节 1862-1927年探索奠基期 |
| 一、建制化内容 |
| 二、标志性事件 |
| 三、阶段特征 |
| 第二节 1928-1943年黄金发展期 |
| 一、建制化内容 |
| 二、标志性事件 |
| 三、阶段特征 |
| 第三节 1944-1952年重塑升级期 |
| 一、建制化内容 |
| 二、标志性事件 |
| 三、阶段特征 |
| 第四章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社会整体环境 |
| 一、相关学科近代化的推动 |
| 二、战争的影响 |
| 第二节 学科内在动力 |
| 一、国内气象人才的涌现 |
| 二、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创新 |
| 三、国际合作的带动 |
| 第三节 行业需求牵引 |
| 一、农业气象的需要 |
| 二、天气预报的广泛应用 |
| 三、气象观测资料的收集与积累 |
| 结论 |
| 附录一 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成果目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6）经济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研究基础与理论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待完善的研究领域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经济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理论建构 |
| 2.1 经济要素及其流动性 |
| 2.1.1 经济要素的分类 |
| 2.1.2 经济要素流动的新经济地理学阐述 |
| 2.2 区域层面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 |
| 2.2.1 高铁对区域经济要素流动的作用 |
| 2.2.2 区域经济要素流动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2.3 城市层面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 |
| 2.3.1 高铁对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2.3.2 经济要素流动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2.4 站点层面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机制 |
| 2.4.1 站点地区经济要素集聚模式 |
| 2.4.2 高铁站点地区资本分布与空间结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二部分 国外案例研究 |
| 第三章 法国TGV对东南线高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3.1 引言 |
| 3.2 泛欧高铁网络建设 |
| 3.2.1 泛欧高铁网络建设的背景 |
| 3.2.2 泛欧高铁网建设的过程 |
| 3.3 法国高铁网络建设历程 |
| 3.3.1 1981年：第一条TGV线路——TGV东南线建立 |
| 3.3.2 1989年：第二条高速线路——TGV大西洋线建立 |
| 3.3.3 1990年:高铁网络建设总体规划的开展 |
| 3.3.4 1995年:高铁网络建设的危机与复兴 |
| 3.4 高铁对区域内不同城市的经济要素流动的差异化影响 |
| 3.4.1 TGV东南线高铁走廊简介 |
| 3.4.2 高铁走廊客流量的增长 |
| 3.4.3 设站城市的经济要素流动 |
| 3.4.4 未设站城市的经济要素流动 |
| 3.5 高铁对不同区域的经济要素流动的差异化影响 |
| 3.5.1 东京—大阪(东海道)新干线高铁走廊 |
| 3.5.2 科隆—法兰克福ICE高铁走廊 |
| 3.5.3 三大高铁走廊对比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法国TGV东南线对里昂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里昂简介 |
| 4.2.1 地理环境 |
| 4.2.2 城市发展历程 |
| 4.2.3 空间演变历程 |
| 4.2.4 联运交通网络 |
| 4.3 TGV东南线在里昂经济要素流动中的作用 |
| 4.3.1 吸引城市外部经济要素流入的重要引擎 |
| 4.3.2 推动城市内部资本位移的催化剂 |
| 4.4 经济要素流动引发里昂产业结构的调整 |
| 4.4.1 传统工业的重组 |
| 4.4.2 第三产业的兴起 |
| 4.5 产业结构调整对里昂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4.5.1 用地规模与强度的变化 |
| 4.5.2 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变化 |
| 4.6 案例比较:高铁与城市空间重组——以阿姆斯特丹为例 |
| 4.6.1 高铁建设及站点相关概况 |
| 4.6.2 新老站点间经济要素的博弈 |
| 4.6.3 结果:多中心结构的形成 |
| 4.6.4 小结:政府政策的影响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法国TGV东南线对里昂帕拉迪站点地区空间结构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里昂三大高铁站点基本概况 |
| 5.2.1 贝拉舒(Perrache)站 |
| 5.2.2 萨托拉斯(Satolas)站 |
| 5.2.3 帕拉迪(Part-Dieu)站 |
| 5.3 Part-Dieu地区的节点功能、场所功能与经济要素集聚模式 |
| 5.3.1 Part-Dieu站点地区节点功能的提升 |
| 5.3.2 Part-Dieu站点地区场所功能的提升 |
| 5.3.3 Part-Dieu地区经济要素集聚模式 |
| 5.4 Part-Dieu站点地区的空间结构 |
| 5.4.1 站点地区总体结构 |
| 5.4.2 核心区总体结构 |
| 5.5 案例比较——日本京都站 |
| 5.5.1 基本概况 |
| 5.5.2 开发模式 |
| 5.5.3 场所营造 |
| 5.6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国内实证研究 |
| 第六章 高铁对沪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6.1 沪宁走廊高铁建设历程及发展概况 |
| 6.1.1 沪宁走廊高铁建设历程 |
| 6.1.2 沪宁走廊发展概况 |
| 6.2 高铁对沪宁走廊可达性的影响 |
| 6.2.1 可达性相关理论 |
| 6.2.2 沪宁走廊可达性提升 |
| 6.2.3 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区位优势潜力演变 |
| 6.3 沪宁高铁沿线城市客流流动特征 |
| 6.4 高铁对沪宁走廊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6.4.1 沪宁走廊货币资本流动程度的增强 |
| 6.4.2 沪宁走廊劳动力流动频次的增加 |
| 6.5 沪宁走廊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 |
| 6.5.1 产业转移 |
| 6.5.2 产业结构调整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高铁对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7.1 南京高铁概况 |
| 7.1.1 南京及其交通区位 |
| 7.1.2 南京高铁建设历程 |
| 7.2 高铁对南京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 |
| 7.2.1 高铁开通后南京枢纽地位的提升 |
| 7.2.2 城市外部经济要素的流入 |
| 7.2.3 城市土地租金的提升 |
| 7.2.4 城市内部资本的位移 |
| 7.3 高铁对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7.3.1 高铁促进城市用地规模增加 |
| 7.3.2 高铁驱动城市用地强度提升 |
| 7.3.3 高铁利于城市用地结构优化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高铁对南京南站地区空间结构的影响 |
| 8.1 南京南站概况 |
| 8.2 南京南站地区客流特征及节点—场所价值 |
| 8.2.1 南京南站地区的客流特征 |
| 8.2.2 南京南站地区的节点价值 |
| 8.2.3 南京南站地区的场所价值 |
| 8.3 客流需求导向的站区资本分布及用地布局 |
| 8.3.1 交通功能空间布局 |
| 8.3.2 商业功能空间布局 |
| 8.3.3 商务功能空间布局 |
| 8.3.4 居住功能空间布局 |
| 8.4 南京南站地区开发模式及空间结构 |
| 8.4.1 南京南站地区开发模式 |
| 8.4.2 南京南站地区空间结构 |
| 8.5 本章小结 |
| 第四部分 研究启示与结论 |
| 第九章 国内外对比研究与启示 |
| 9.1 区域层面:沪宁走廊与世界其他高铁走廊对比及启示 |
| 9.1.1 完善区域交通网络建设 |
| 9.1.2 丰富高铁运行方式 |
| 9.1.3 建立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 |
| 9.2 城市层面:南京与里昂高铁城市建设对比及启示 |
| 9.2.1 协调不同站点开发策略 |
| 9.2.2 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
| 9.2.3 推动城市土地功能置换 |
| 9.3 站点层面:南京南站和帕拉迪站对比及启示 |
| 9.3.1 留住场所经济要素防止节点-场所失衡发展 |
| 9.3.2 根据客流分布特征合理进行用地布局 |
| 9.3.3 因地制宜选取开发模式引导圈层空间结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语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 10.1.1 基本结论 |
| 10.1.2 研究创新点 |
| 10.2 研究后续讨论 |
| 10.2.1 本研究的不足 |
| 10.2.2 后续思考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贫困县评定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探究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社会学意义 |
| 第四节 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贫困县政策产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贫困县研究 |
| 一、研究视角分野 |
| 二、研究方法分野 |
| 第三节 灯光数据研究 |
| 一、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 |
| 二、贫困研究的应用 |
| 第四节 资源禀赋研究 |
| 一、理论视角 |
| 二、实证研究 |
| 第五节 评价与思考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一、国家级贫困县名单 |
| 二、夜间灯光数据 |
| 三、“老少边”数据 |
| 四、领导人数据 |
| 第三节 变量操作化 |
| 一、因变量 |
| 二、自变量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 |
| 第五节 模型选择 |
| 一、总体检验 |
| 二、分区检验 |
| 三、分省检验 |
| 第四章 总体检验:贫困县评定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
| 第一节 农村扶贫开发新阶段 |
| 一、影响因素的基本情况 |
| 二、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节 新时期扶贫开发阶段 |
| 一、影响因素的基本情况 |
| 二、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分区检验:贫困县评定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分区研究 |
| 一、分区标准及方法 |
| 二、农村扶贫开发新阶段分区检验 |
| 三、新时期扶贫开发阶段分区检验 |
| 第二节 人文地理分区研究 |
| 一、分区标准及方法 |
| 二、农村扶贫开发新阶段分区检验 |
| 三、新时期扶贫开发阶段分区检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分省检验:贫困县评定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
| 第一节 农村扶贫开发新阶段 |
| 一、各省基本情况 |
| 二、分省检验结果 |
| 第二节 新时期扶贫开发阶段 |
| 一、各省基本情况 |
| 二、分省检验结果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及结论 |
| 第二节 进一步讨论与思考 |
| 一、研究创新性 |
| 二、研究不足 |
| 三、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8）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结语 |
| 附录 |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问题提出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师范教育与教师教育 |
| (二) 教师专业化与教师教育专业化 |
| (三)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分期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教师教育专业化研究 |
| (二) 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研究 |
| (三) 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研究 |
| (四)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设置研究 |
| (五) 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师范教育初创 |
| 第一节 师范教育的萌芽 |
| 一、师范教育思想的萌芽 |
| 二、师范教育的初步实践 |
| 三、师范教育理论的移植与探索 |
| 第二节 封闭师范教育制度的创立 |
| 一、钦定:自上而下颁布 |
| 二、奏定:自上而下推行 |
| 三、独立设置的师范教育体系形成 |
| 四、师范教育公费制度与自费制度并存 |
| 五、管理师范教育的教育行政体制建立 |
| 第三节 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一、中等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二、高等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三、实业师范教育机构的创立与发展 |
| 第四节 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 |
| 一、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二、女子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三、优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 |
| 四、优级师范选科学堂课程设置 |
| 五、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员任用检定制度与培训制度 |
| 一、教师任用制度和检定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六节 初创时期师范教育的特色与不足 |
| 一、嫁接的师范教育思想 |
| 二、封闭的师范教育体制 |
| 三、师范教育办学质量总体不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师范教育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师范教育制度的曲折变迁 |
| 一、封闭师范教育制度的初步发展(1912-1922年) |
| 二、开放师范教育制度的曲折发展(1922-1927年) |
| 三、上下结合的独立师范教育制度的探索(1927-1949年)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 |
| 一、独立师范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1912-1922年) |
| 二、多元开放的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1922-1927年) |
| 三、独立师范教育机构的复兴(1927-1949年) |
| 四、女子师范教育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五、实业教员养成所的建立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师范教育课程的演进 |
| 一、封闭的师范教育课程(1912-1922年) |
| 二、开放的师范教育课程(1922-1927年) |
| 三、多元的师范教育课程(1927-1949年) |
| 四、女子师范教育课程设置 |
| 五、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四节 教师检定制度与教师培训制度 |
| 一、教师检定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五节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师范教育实践 |
| 一、根据地师范教育的创建与发展 |
| 二、解放区师范教育的发展 |
| 第六节 师范教育逐步走向专业化 |
| 一、启蒙到专业 |
| 二、探索与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师范教育重建 |
| 第一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发展 |
| 一、建国初期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制度的衰落(1966-1978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师范教育制度的重建(1978-1999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 |
| 一、独立封闭师范教育机构的重建与发展(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机构严重削弱(1966-1976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多元师范教育机构的发展(1976-1999年) |
| 第三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专业设置演变 |
| 一、建国初期师范专业设置 |
| 二、改革开放期间师范教育专业设置 |
| 第四节 新中国师范教育课程的变迁 |
| 一、建国初期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49-1966年) |
| 二、文革期间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66-1976年) |
| 三、改革开放时期师范教育课程设置(1976-1999年) |
| 四、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师资格制度与职后教师培训制度 |
| 一、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
| 二、教师培训制度 |
| 第六节 师范教育在繁荣中式微 |
| 一、师范教育的发展特色 |
| 二、师范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教师教育转型 |
| 第一节 教师教育转型政策演进 |
| 一、综合化 |
| 二、开放化 |
| 三、高端化 |
| 四、一体化 |
| 第二节 教师教育转型实践 |
| 一、综合化:师范院校向综合化发展 |
| 二、开放化:综合性院校参与教师教育 |
| 三、高端化:教师教育院校和培养层次升级 |
| 四、一体化: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逐渐融合 |
| 第三节 师范专业设置与认证 |
| 一、师范专业设置 |
| 二、师范专业认证 |
| 第四节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建立 |
| 一、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
| 二、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特点 |
| 第五节 教师资格制度与教师职后培训制度 |
| 一、教师资格认定制度 |
| 二、教师职后培训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 |
| 一、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制度变迁分析 |
| 二、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路径演化 |
| 第二节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理论逻辑 |
| 一、教师教育基本规律 |
| 二、教师专业发展规律 |
| 三、教师教育的二重性 |
| 第三节 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逻辑 |
| 一、国家宏观层面:建立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制度体系 |
| 二、地方中观层面:推进教师教育专业化 |
| 三、学校微观层面:践行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 |
| 四、完善教师教育治理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四、地理信息科学新进展——2002年南京国际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大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D]. 苏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大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时空特征、机理与效应研究 ——以南京为例[D]. 袁亚琦. 南京大学, 2020(12)
- [3]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4]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5]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D]. 钱馨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2)
- [6]经济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D]. 郑国. 东南大学, 2019(01)
- [7]贫困县评定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探究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D]. 叶宸辰. 南京大学, 2019(06)
- [8]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9]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D]. 李铁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