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深层”谎言

一、警惕“深层”失实（论文文献综述）

倪晓明^[1]（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曲晓燕^[2]（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认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孙成^[3]（2020）在《日本社会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强调要不断加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大力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就是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深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不断深化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交流,努力为新时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沿革、实践方法,向来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围绕重塑国家主导价值观与国际形象,日本既面临如何巩固和维系国家政权、服务国家战略整体转向,又面临如何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与时代坐标下重塑国家政治认同,还面临在全球化冲击下教育引导青少年如何持守文化传统、彰显民族特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日本探索形成了依托学校社会科课程进行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模式,在目标确立、内容转化、方法应用等方面积累了诸多经验做法,值得我们辩证地加以观照审视。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价值原则,对日本社会科课程中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理论、历史流变、现状特点、主要困境和发展趋势,展开深入系统地批判性考察,以期全面把握日本价值观教育的内在规律与主要特点,并通过同我国的比较性分析,提出若干有益启示和对策建议。全文共包括三个部分、五个章节。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主要解决本研究的基本理论与前提性问题;第二部分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旨在从国家顶层设计、教科书与教学内容、教学实践与实施方法三个层面,全面把握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现实样态;第三部分为第五章,重在对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进行本质透视和批判反思。具体来说:第一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与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通过厘定和辨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价值观教育、日本价值观教育、日本公民教育、日本社会科课程等相关概念,解决了日本社会科课程中价值观教育的“名实之辩”问题,证明了价值观教育在日本社会科课程中虽无名但有实的基本事实,并基于这一认识前提系统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历程,以期在纵向维度上宏观勾勒这一问题的历史图景。第二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国家顶层设计。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日本社会科课程具有鲜明的国家主导性特征,在国家权力的支配下大力实施能够反映统治阶级价值取向的主导意识形态传播。身为日本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之一的文部科学省精心地主导了社会科课程的顶层设计,围绕价值观教育构建了系统完备、层级分明的制度保障,具体包括三个层级:一是根本法和基本法层面的《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发挥着根本性、持久性的价值理想性功能;二是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层面的“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发挥着时代性、灵活性的价值导向性功能;三是学校课程标准层面的《学习指导要领》,发挥着直接性、系统性的价值规范性功能,为社会科课程建构起了既崇尚民主、和平,又具备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的总体价值取向。第三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教学内容。重在从教科书维度把握日本社会科课程对教育目标的内容性转化及其意识形态取向。一是分析日本社会科课程教科书的审定制度与编写情况,选择样本并制定分析框架;二是总结归纳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内容结构及其内容形态。包括以民主、和平与爱国为主的政治价值观教育,以人权、公共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主的社会价值观教育,以创新、勤劳与契约精神为主的经济价值观教育,以持守传统与拥抱多元并重的文化价值观教育;三是基于意识形态取向的视角,发现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主要在自我与他者形象的对立性建构中宣传和倡导日本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以确证自我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第四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实施方法。一是探究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课堂实施方法,包括基于个体经验与主体探究的问题解决学习法、从“他者”向“当事人”进行价值视角转换的情境与模拟教学法、从理性认知到价值反思的讨论与辩论教学法;二是探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课外协同方法,包括以地域教育场馆为中心的校外协同载体和以道德课程为中心的课程间协同载体;三是探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效果评价方法,包括基于价值冲突选择与判断的标准化测验法和基于“量规”的观察与行动分析评价法。第五章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特点、批判与启示。一是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特点,包括突出以国家认同重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诉求、侧重以国家顶层设计为牵引的制度保障、彰显以显隐相融为特征的内容形式、强调以实践化培育为导向的实施策略、注重以横纵衔接为目标的一体化建设;二是对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进行批判性审视,包括“自由史观”与历史教科书的右翼化困境、意识形态偏见与民粹主义困境、“过度综合化”与主导性缺失困境、青少年政治冷漠与实效性困境;三是思考日本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启示,本文认为应当更加注重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加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体化建设;构建基于中国实践与国际比较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探索形成更具亲和力与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模式。

辛颖^[4]（2020）在《网络时代的新闻反转现象》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社会步入网络时代以来,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使得公众接收信息的速度变得更快,借助科技逐渐摆脱以往单纯的新闻“接收者”的角色,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主动权。与此同时,踏入转型期后,社会多方面的重组和变迁,不断刺激着人们产生不安的情绪。新闻反转现象正是在此种社会背景下,逐渐成为近些年来频繁发生的新闻现象。而对于新闻反转现象的分析,不能脱离现实情况,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对于认识新闻反转现象并进行反思,具有积极的意义。立足新闻学科的知识,参考传播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利用案例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对近些年来发生的新闻反转现象进行了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针对2013-2019年六年时间内新华社、观察者网评选出的年度发生反转的新闻案例,再次筛选整理出其中的典型的58起新闻事件作为研究样本,详细的进行了分析。新闻反转现象是以网络时代作为生长土壤,不同于虚假新闻、连续报道或是新闻失实现象,而是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新闻现象。新闻反转现象的产生,是新闻传播过程中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多元化的传播者带来了多元化的价值判断、片面化的报道导致新闻无法客观呈现事件全貌、媒体为抢占注意力,忽略对新闻真实性的求证、庞大且复杂的用户群体造成了“廉价”的观点,以及与新闻报道相伴而生的舆情导致了新闻真相遭受蒙蔽。发生反转的新闻,在反转前后的报道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新闻事件的首发阶段,新闻话题多集中在社会新闻领域,加上首发平台多为新媒体,迅速的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在持续报道阶段,报道内容中的新闻人物多是对立存在的,报道语言传递出了明显的情感倾向,进一步扩大了新闻报道的影响。新闻发生反转,是由于政府、媒体、公众等主要反转点的介入,才使得新闻事件的真相逐渐被揭露出来。值得关注的是,新闻反转的过程中舆情也随着报道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新闻热度的增加,舆论发酵引发讨论。但当新闻发生反转后,舆论或是转向对立面,或是多种声音进行讨论。反观新闻反转现象传播的全过程,公众主要受到刻板成见、共情能力、观点的自我修正三大认知框架的影响,这些认知框架直接影响着公众对于新闻报道的认识及态度。新闻反转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为新闻工作者敲响了警钟,在网络时代下,科技不仅仅给新闻的传播带来了便利,同时更要警惕为了抢占新闻报道的先机,破坏新闻真实性的行为,长此以往会对媒体公信力造成极大的损害。另一方面,作为新闻受众的公众,在网络时代的存在数不胜数的信息的情况下,学会辨别信息的真伪,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我们应当客观的认识新闻反转现象,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使新闻发展更好的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

李堃^[5]（2020）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内监督在现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处于枢纽和核心地位,其监督效能直接影响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党内监督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党内监督,在长期的强化党内监督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直击管党治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壮士断腕的政治气魄和勇气,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党中央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不断强化党内监督,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和解决,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权威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既是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本文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强化党内监督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和路径。要坚持五个党内监督主体协调发力、坚持信任激励与严格监督相结合、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配合、坚持依纪依规依法监督执纪问责。在遵循必要原则基础上,还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强化党内监督。一是优化整合党内监督要素资源。积极培育党内监督文化,转变党内监督价值理念,营造党内监督良好生态。二是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制度。建立健全容错纠错制度,制定诬告陷害处理办法,健全完善党内质询制度,试点施行党内听证制度,推进纪法衔接双向互动。三是推动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对纪委监督以增强内生动力,优化派驻机构改革提升监督效能,健全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工作机制。四是增强党内监督方式方法针对性。注重党内监督在精准上发力,拓宽党内监督技术手段空间,提高党内问责精准性、实效性,强化突发事件处置监督保障。五是健全党内监督的效能评估体系。党内监督效能评估需要遵循基本原则,建立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采取有效的评估方法,加强组织实施,保障评估工作顺利开展。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原则和路径,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和改革中继续强化党内监督,完善自身建设,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权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吕艳志^[6]（2020）在《网络新闻的表述异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然而,由于网络新闻媒体对时政类新闻没有采编权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网络新闻媒体之间的日益激烈竞争,网络新闻媒体为了在激烈竞争中谋得生存和发展、最大限度地吸引网民的注意力,所以制造不同——在新闻标题、新闻图像、新闻内容上“求新”、“求变”,甚至异化新闻表述。本论文主要分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节阐释网络新闻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现状以及研究意义。第二章节对网络新闻的相关重要概念进行相应的阐述,重点介绍“异化”的由来和概念,并延伸出“表述异化”的概念。第三章节则用实例分析网络新闻表述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第四章讲述网络新闻表述异化的危害,主要从表述异化的当事人、转载异化新闻的网媒、社会以及党政机构等四个主体进行论述。第五章节从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心理五个角度分析网络新闻表述异化的原因。第六章节对网络新闻表述异化给出相对应的疏导途径,主要从政府、传媒、公众三个方面提出防止和控制网络新闻表述异化的措施。在本文的第七章,笔者认为应该辩证地去看待网络新闻表述异化的现象,即网络新闻的表述异化是多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因此,也应该从多角度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网络新闻表述异化现象并非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疏导和规范也需长时间进行。通过积极地疏导和规范网络新闻表述异化的现象,使网络新闻朝向更加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

郑钧元^[7]（2020）在《涉权力性侵女性的媒介呈现 ——基于国内四起典型事件的分析》文中认为2017年底,女性平权运动#MeToo如火如荼地展开,女性自发讲述权力性侵遭遇更成为媒体集中关注的社会问题。依托于历史传统,在国内女性讲述或控告遭遇权力性侵是一个年轻且大胆的话题。各类媒介中,涉事女性从模糊的桃色绯闻、权势罪责、红颜祸水中逐渐脱离男性附属品的标签呈现出愈发清晰的样貌,与此同时却也伴随着一系列伦理失范现象与强暴迷思。本研究主要采用个案分析、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深度访谈四个方法:个案选取自2017年以来国内四起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内容分析以百度为抽样平台,结合媒介性别敏感指标以及费尔可拉夫三维框架理论,依次进行文本、话语、社会三个向度的类目编码;文本分析借助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逐句解读具有传播效力的文本;最后结合深度访谈的相关内容分析问题与提出对策。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内容分析法,文本向度对女性的定性总体以受害者居多,不同事件间男性凝视与物化女性存在差异;话语向度出现两性数量（字数、图片数）相当的表象却潜藏诉诸方式的差异,不同事件间性别歧视强弱程度与性别差异表现类型有所不同;社会向度总体媒介呈现的失范现象较多,且与强暴迷思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通过文本分析法,不同事件的媒介呈现相继出现关键法律概念阐释模糊、涉事男性无端隐形、性侵归因于女性个体、极化的民粹主义倾向等问题。针对涉权力性侵女性的媒介呈现综述,媒体对于性侵与女性存在颇多误读,性侵易陷入阴谋论假说、成为暧昧的权力游戏,而女性依旧易受到较多的苛责与身份的制约。最后,通过借鉴相关事件的优秀报道案例,为媒体提供从女性气质、女性形象、女性身体三维建构涉权力性侵女性的呈现方法。

张振宇,喻发胜,王然^[8]（2019）在《讽刺画、预警器和烟幕弹——对国内假新闻研究的反思与重构（1980-2018）》文中提出假新闻虽然不可信,但它并不可怕,有时它显得可笑,有时它显得可悲,更多时候它是可以理解的。本文无意为假新闻翻案,而是在对既往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基础上,从新闻社会学视角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据可查的275条国内假新闻进行再剖析与再审视,借助类型研究的方法从三个向度去思考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内涵:（1）它们如何折射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2）它们如何暴露出值得警醒的集体潜意识和大众心理?（3）它们如何被权力机构操纵成为掩人耳目的工具?总之,假新闻中有真问题,值得进行更深入的开掘。

廖莹文^[9]（2020）在《信念与责任：自媒体暴恐新闻报道主体伦理失范与责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社交媒体的普及,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信息的控制和垄断,自媒体逐渐成为受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自媒体平台的蓬勃发展以及暴恐新闻本身所具有的突发性、轰动性、社会性等特征,导致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一旦发生便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随着事件报道在自媒体平台的持续发酵,媒介主体在暴恐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范现象。媒介技术的发展,大大的提升了善与恶的上限,如果不对可能预见的未来结果加以控制或约束,则媒介主体很有可能通过使用媒介技术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恶果。马克思·韦伯认为虽然信念在个人行动中起到了指导目标和行为选择的作用,然而其最终的结果仍然需要责任伦理去辨别和约束行为规范。可见,传播活动本身具有浓厚的伦理意蕴,新闻传播离不开道德的干预和调节,道德标准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一个基本评价标准,而责任伦理则能够有效指导媒体主体从自身和客体角度承担责任,从职业信念与可能结果之间审慎做出抉择。本研究从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出发,运用波特方格的伦理抉择方法对自媒体中媒介机构、媒介从业人员和公众的暴恐新闻传播的伦理失范现象进行分析,基于对微信中暴恐事件的分析,梳理暴恐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失范现象,挖掘失范现象背后的成因。本文探寻暴恐新闻传播中的三类主体（媒介机构、媒介从业人员、公众）的信念与责任,并对三类媒介主体、媒介平台和监管部门提出关于伦理责任的相关建议,为摆脱这一伦理困境提供指导。

向吉发^[10]（2019）在《论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建构 ——以《从文自传》为考察中心》文中提出《从文自传》对沈从文而言既关乎身份,也关乎文学趣味、文化人格和精神趋向的建构。本文以身份串联全文,聚焦于沈从文的小说、散文、杂文、书信、传记,对其创作心历纵向式梳理、自传文本深掘式剖析及史料、互文横向式比较,按照《从文自传》写作前的身份焦虑与寻找、写作中的身份认定与指认策略、身份建构的诗学意义的线型结构分三章论述。第一章探讨沈从文在《从文自传》写作前的身份焦虑与诉求及与之共生并存且构成对话关系的身份寻找。带有矮化性质的多种身份标签和自我肯定与否定的间歇交替表征着沈从文的身份寻找带有分裂性,未形成稳定的自我概念。本章进而关注带有自我指涉性质的小说《凤子》,探析沈从文写作自传前对自我身份资源、生命向度、精神趋向的再发现。第二章主要论述《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对自我身份的定位、认定和指认策略。自传伊始,沈从文将都市人、都市、都市教育视为异“我”的他者,将童年时期的“我”塑型为接受自然教育的顽童、小兵,由此构成“乡下人”的童年形象,并经由“我是个乡下人”的命名仪式完成“我”与“乡下人”由像到是的质变。但文中“乡下人”却指向两种含义,一般意义上以城里人为参照的“乡下人”在具体语境中也可特指沈从文自己。此语境中隐藏的“乡下人”群体使得“我”与“乡下人”存在相向互构性。本章还探讨了身份认定的策略,主要包括叙事主体与经验主体的对话和作者与读者的对话。第三章主要在“诗与真”的观照下探讨“乡下人”身份建构的诗学意义。首先探讨文本中因逻辑错误造成的失实和史料参照下的失实,接着在史料和互文参照下探讨文本间的叙述间隙和避实,最后探讨“乡下人”身份建构的诗学意义。隐喻思维、想象力将“乡下人”推向“神话”,这既是沈从文身份建构的结果,也是其寻找能在都市中安生立命的精神资源的结果。在“从来如此”的信任关系中,“乡下人”的“神话”既为沈从文的生命特征、审美取向、精神趋向提供历史来源,也为沈从文的价值坚守、重造思想提供可张望的世界。

二、警惕“深层”失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警惕“深层”失实（论文提纲范文）

（1）《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3）日本社会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网络时代的新闻反转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5）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网络新闻的表述异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涉权力性侵女性的媒介呈现 ——基于国内四起典型事件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讽刺画、预警器和烟幕弹——对国内假新闻研究的反思与重构（1980-2018）（论文提纲范文）

（9）信念与责任：自媒体暴恐新闻报道主体伦理失范与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建构 ——以《从文自传》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警惕“深层”失实（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3]日本社会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研究[D]. 孙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网络时代的新闻反转现象[D]. 辛颖. 吉林大学, 2020(08)
• [5]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研究[D]. 李堃.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6]网络新闻的表述异化研究[D]. 吕艳志. 南昌大学, 2020(06)
• [7]涉权力性侵女性的媒介呈现 ——基于国内四起典型事件的分析[D]. 郑钧元.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1)
• [8]讽刺画、预警器和烟幕弹——对国内假新闻研究的反思与重构（1980-2018）[J]. 张振宇,喻发胜,王然. 国际新闻界, 2019(11)
• [9]信念与责任：自媒体暴恐新闻报道主体伦理失范与责任研究[D]. 廖莹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2)
• [10]论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建构 ——以《从文自传》为考察中心[D]. 向吉发. 浙江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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