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章”的成与失

一、“中国印”的成功与遗憾（论文文献综述）

金鑫^[1]（2021）在《秦印认知观念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秦朝国祚短暂,然而这一时期的印章因上承战国、下启西汉,在中国印章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自元代前后印学发展以来,因出土秦印的数量并不多,对秦印的表述常出现在史书记载、印学论着、印谱序跋及印人们篆刻作品的边款中,并且文献表述的认知观念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在衍变。明清时期人们对秦印在认识观念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片面性,并且对于秦印风格的认识也存在一些误区。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出土秦印的数量不断增加,学术界对于秦印也有了科学的辨识标准,但是当代对秦印的认知与元明清以来的认知在观念中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立足于历代对秦印的认知观念为视角,来探讨和厘清元、明、清以来对秦印的认知观念是如何生成与演进。自明、清以来,印人们对于秦印的认知较为模糊,大部分印人将部分战国古玺印称之为“秦印”,把秦印称之为“汉界格印”。在印人们所推崇的“印宗秦汉”“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思想背景影响下,其所宗的“秦”是指哪一历史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印宗秦汉”具体指向是什么?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印宗秦汉”的观念是明清印人所提出的学习古印的理念之一,在当时由于对秦印认知模糊,他们所指的“秦”是包含有部分战国古玺在内的“秦印”,而真正的“秦印”又被当时的印人们归属到汉印中,所以造成了观念认知的差异。当代对秦印有了科学的辨识与具体的时代指向,但是以现在的时代所指去讨论明清时期的“印宗秦汉”思想,难免有强加于古人之嫌,故将此观念置身于历史语境中研究,从而论证了古人在具体时间指向和篆刻实践中是尊崇了“印宗古印”。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于时代语境视域下秦印的认知观念中存在的误读进行观念重构,并就印学史上有关“崇古观念”所产生的背景进行重新探讨。其一是在东汉造纸术普及以前,秦代人对印章的审美是建立在封泥之上的三维审美,而明清以来对于秦印的审美是建立在印章钤盖于纸上的二维审美。其二是许多集古类印谱都采用枣梨木板摹刻,而摹刻印刷失去了印章原本所呈现的剥蚀效果,难免会对秦印有一些误读。用两个不同时期的审美方式与认知观念对比研究,以印章实物钤盖的印蜕、压盖的封泥、印面展示的效果,将三者与集古类印谱中辑录的秦印展开不同时代审美差异的探讨。另外,本文从多个方面对秦印的认知观念展开余论及考察,对整体内容做一定的补充。如秦印、匋印、封泥之间的关系,传世秦印与出土秦印数量之少的原因,亦包括配饰印章、吉语印章、殉葬印章等。本文从观念上以不同的视角厘清了元、明、清及二十世纪以来有关秦印认知观念嬗变的缘由与演进过程。

胡裕岭^[2]（2020）在《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的变革离不开科学技术革命,法律的发展亦如此。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也再次告诉我们,谁掌握了核心基础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更多的经济贸易和法律规则的话语权。科学技术不仅事关经济利益、政治变革,而且事关民族兴亡、文化存续。反观中国近代法律大变革的历史,是时,既有国体衰败,列强侵扰,传统频遭质疑,政改瞬息万变,又有实业兴邦,人权浪潮,租界法权失落,西学持续涌入。1904年香港警察开始使用英国亨利制指纹分析法押印指纹,1905年,青岛巡捕局开始使用德国汉堡式指纹分析法查证犯罪嫌疑人,1918年夏全印赴上海公共租界学习亨利制指纹分析法……然而对这一时期指纹证据技术的系统性梳理尚处空白。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技术分歧、本土探索等,不仅可丰富近代法律的研究,而且可为当下司法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本文以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为研究对象,选取1904年至1949年为研究时间段,通过一系列史料考据和问题探讨,试图厘清中国指纹证据技术的历史发展脉络,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早期实践和应用情况,阐释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路径和发展动因,分析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争议与分歧,反思指纹证据技术引入发展与分歧视角下的检警关系、科学技术与司法关系等问题,以求补正指纹证据技术学术史上的部分漏误,探索证据科学发展规律以及为当下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提供些许镜鉴。中国为何要引入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法制的冲突首先是文化的冲突。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在清末时期引入中国并非易事。帝制中国晚期,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天朝大国之说,已让士大夫阶层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他们视传统制度和经验为正统,稍有抵触者即视为异端。但随着西学东渐,西学在中国不断传播,传统经验已暴露出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科学性问题。直至康熙三年“历法狱案”爆发,表面上是历法较量,实则是中学与西学的话语权之争。然而如何看待和引入较为科学的西学,同时扞卫传统政体,统治者必须为其寻得合理的文化解释。“西法中源”,西方先进的历法和数学源自中华传统文明的学说首先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拾得文化自信,但很快就在逻辑上不攻自破,既没有看到科学发展的普遍性,也未能解释为何西学在当时更先进于中学。直到鸦片战争再一次将“中弱夷强”的现实问题随着炮火摆在统治者面前。“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固有政治文化传统“体”不变的前提下,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用”的学说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存在洋务派的“补救”论和维新派的“会通”论等多种解释,但它一样没有回答“西学”何以领先“中学”何以落后的原因,甚至掩盖了体制上的弊病。1898年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号召“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主张“博采西学”。“西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警察制度、检察官侦查机制等一系列近代刑事司法制度开始引入并建立起来,指纹证据技术自此被“名正言顺”地引入中国。在当时西方指纹证据技术何以领先于中国?中华文明或是世界上最早将手印或指纹印痕应用于证据领域的文明地区之一。从现有的中西方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是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的国家。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大量民间契约中以按捺手印为凭证的方法,这些凭证往往成为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关键证据。按捺手印为凭证,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又称“下手书”“画指券”“画指节”“手摩”等。据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而且在指纹纹线特征的识别与鉴定领域十分发达,曾被应用于司法个案。这种方法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领先地位,辐射影响极其深远。但中国古代对指纹的认识经验判断大于科学分析,始终未能成为一种科学,甚至存在经久失传的现象。如在清代曾有文献认为“画十字”与按捺指纹同义。直至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人类对指纹的科学认知。指纹证据技术便在近代皮纹学、解剖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高尔顿——亨利、武塞蒂赫等不同的指纹分类系统。指纹人各不同、终身不变的特性,使之得以应用到证据科学领域。阿根廷、印度、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纷纷将指纹正式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实践几乎与世界同步。据史料记载,至迟自1904年始,指纹证据技术在青岛、上海、香港等地区的侦查活动中得以实践。而且随着《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等近代报刊报道,指纹证据技术为国人所知并逐渐在中国萌芽兴起。中国是通过何种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的?没有证据科学支撑的法律制度难以实现其司法价值。清末民初政府虽然先后效仿日本等国家建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但当拷讯技术逐步废除,一时间失去证据科学的支撑,司法效能极其低下,司法官员互相推诿,甚至出现派员学习西方催眠术以资审案的闹剧。从中可见当时对西学证据科学的渴望。世界指纹证据技术应用的第一人、武塞蒂赫指纹分类系统的发明者胡安·武塞蒂赫访华传学,留学生归国以及租界地区的早期实践为统治者提供了指纹证据技术这门科学。民初司法部与内务部掀起在全国范围内学习传授指纹证据技术的热潮。政府通过开办指纹传习所、讲习所,在警校办设指纹专科、开设指纹课程,派遣惠洪、夏全印等赴租界学习,派遣留学生先后赴日本、奥地利、德国、美国学习指纹证据技术等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同时,夏勤、伍冰壶、张元枚等个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凭借一己之力为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和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经过政府、社会和个人多方面的努力,指纹证据技术短短几年在中国得以实践,并几乎与日本、英国、美国等先进国家保持相当水平,且涌现出一大批指纹专家。司法部先后颁布《办理指纹须知》《试办指纹法令》作为指导手册以将其固定、统一下来,全面推广。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北平、重庆、青岛、汉口等城市警察部门先后建立起指纹专门机构。指纹证据技术的应用取得较大成效,在各地破获多起案件。何种指纹证据技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政府尤为重视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在司法领域三令五申鼓励和支持该技术的推广,而且还曾将指纹证据技术应用于身份证件识别等领域。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省教育厅酌设指纹学科。指纹证据技术的知识甚至还出现在高考试题中。然而,中央政令不行、国家内政不一的政治环境在给了各地得以分别实践世界不同指纹证据技术的同时,也给发挥指纹证据技术功能、实现跨区域犯罪侦查协作带来重大障碍。指纹证据技术不仅在各省市存在地域之差,而且同一省市的监狱部门与警察部门所应用的技术标准也是五花八门。根据1935年的史料统计,在全国19个提供指纹办理情况的警察部门中,所采用的指纹技术标准有英国亨利制、德国汉堡式、法国爱蒙培尔制、阿根廷武塞蒂赫制以及中华式等多种,而且其中亨利制也有英式和夏全印式之分;汉堡式还有德式、日式之分。通过分析不同种指纹分析的初步（基本）、二步（附属）和三步（次附属）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武塞蒂赫制最为简单,基本分析仅有四大类,但难以应对较大的指纹样本量,因而有附属分析又分十六种,难免前者过于简单,后者又过于复杂。汉堡式与亨利制指纹分类基本相同,在斗形纹的区分上有所差别。在编码技术上,武塞蒂赫制依然最为简单,但查找起来每次至少要找出五个号码,而亨利制第一步仅需确定计数或不计数即可。如果到第二步继续查找,武塞蒂赫制恐怕要找出二十五个号码,而亨利制仅四个号左右即可查出。相比之下汉堡式则也非常简单,仅需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即可,但本质上与亨利制并无较大差异。分析发现,中华式并没有根据中国人的指纹特点加以本土化,而是将亨利制和爱蒙培尔制加以综合,甚至存在许多错误。1933年民国政府开启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统一之路,发现并决定以中国人指纹之特性定立指纹技术标准。然而技术的分歧与争议远远超过了技术探讨本身。分歧的背后却是师承关系、学源背景等力量的交织角逐。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政部通令警察部门采用亨利制标准,但并未与司法部达成一致意见。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标准未能实现实质统一。透过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我们可以反思哪些问题和经验教训?回顾与反思1905年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可以看出其盲目性、重复性、世界性和依赖性的发展特征。从本文第一章西学引入文化解释的局限性中亦可以分析出其对指纹证据技术引之不谓来由、发展不问现实和争议流于人事的问题影响。同时,政治需求、学科教育、职业团体以及个人作用都对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民国指纹证据技术诸多未竟之路也给我们当下带来些许启示。如指纹鉴定标准的统一应尽早确立,且应以国人指纹特征为依据;指纹鉴定标准的确立应有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组织专家委员会开展。除此之外,在指纹证据技术推广中,如何看待学历制教育与在职培训的利弊对当今警察教育乃至其他职业教育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历史镜鉴意义。短期的在职培训能够顺应技术与知识拿来主义之需,不仅见效快成本低,而且能够快速顺应社会的发展变革,但从根不上不能解决技术与知识的研发问题。然而学历教育完成了这一问题吗?似乎还值得更多地反思。透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分歧纷争,不仅可以窥见民国时期检警关系之变化以及侦查权力的扩张与异化,而且更可以从中探析科学和司法的关系,可以为指纹鉴定标准和采信规则的确立、证据科学与证据法学的发展以及司法改革中中国特色法治路径话语权的探索提供些思路。

梁佳琪^[3]（2020）在《《飞鸿堂印谱》序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飞鸿堂印谱》序跋是序跋题写者对印谱的阐释和综述,是掌握辑谱者、辑谱动机、辑谱过程以及乾隆时期印学审美和印学批评的重要途径。本文以《飞鸿堂印谱》所载序跋为切入点,从四个方面进行探析:第一,探究印谱序跋题写背景,总结出《飞鸿堂印谱》序跋的题写受徽商对篆刻市场的“援助”作用、印谱出版及题跋风气的盛行影响较大;第二,对《飞鸿堂印谱》不同版本中序跋收录情况进行比较,找出现存最善本,并对序跋作者数量做到整体关照,由此考证序跋作者及其题写缘由,得出序跋作者存在身份的多样性、地域分布的广泛性等特征;第三,结合《飞鸿堂印谱》序跋中所体现的文人篆刻心态,发现此时文人由视篆刻为“雕虫小技”改观至“技进乎道”的心态,原因在于篆刻自身所蕴含的艺术及学术功用;进而对序跋中所蕴含的印学批评深入探析,发现这一时期印坛中不仅存在以故作“烂碎”“混沌”为仿古的“做印”行为,还存有通过使用奇字、杂体篆和混合大小篆入印以达到标新的现象,另有印人宗法内涵“不明确”及创作出苟简谐俗、遗失古韵的作品等时弊;第四,研究《飞鸿堂印谱》序跋的价值与局限性,分析出序跋中所蕴含的印学批评价值在于为清乾嘉时期印坛的繁荣奠定基础,且印谱序跋所蕴藏的文献价值为印学史、印谱史提供补充,其局限性则在于序跋中存在大量溢美之词,将溢美成分加以界定,对于探究清乾隆时期篆刻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飞^[4]（2020）在《明遗民书家群体与书法观念研究》文中认为明清易代,从政治社会变迁到学术风气转变,从文人群体思变到文艺思潮革新,极大反映了“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基于遗民现象有着自身的特点与发展理路,寻求在艺术社会学范畴内厘清遗民社会现象与书法之关系问题。因此本文围绕社会变迁与艺术思潮、群体交往与书法活动、观念转变与书风变革等关系展开,并以“群体”与“书法观念”两条主线阐论“明遗民现象”:一是“遗民书家群体”是从交往活动与互动关系层面进行研究,突出本体的呈现;二是“书法观念”是从“接续”与“嬗变”两个层面进行研究,突出遗民书家群体独有的审美内涵,进而审视其共性与差异。明清之交,书坛的总体大势仍然接续明末之余风,遗民书家除了有“接续”之功,亦有新的革新与创变。研究易代之际遗民书家这一特殊的群体,首要了解遗民的相关性问题,如政治立场、价值取向、生命状态、生存环境、民族情怀、节义操守等,其次是群体的界定、群体内部的差异、群体书风的特质与差异、传统文化对遗民书家人生选择的影响程度等相关问题,最后考察遗民交往的地域性问题,将遗民重镇划分为晋、陕、江浙、岭南一带,有目的地选择遗民书家具体个案,考察遗民社会的书法交往活动。遗民脱离政治场合,形成“无功利”的艺术生态,其艺术作品更趋于纯粹化、个性化特征,形成具有遗民色彩的“野逸”“孤峭”“荒率”书风,甚至是走向“丑怪”的极端表达。遗民书法观念的转向上,有几条脉络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书学思想中掺杂民族观念尤为强烈,遗民书家注重人格的建设,尤重气节,反对“奴俗”之气;二是部分遗民书家试图突破“二王”传统阵营,渐从拟古转向师心;三是遗民书家本身就有传统的书学功力,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出遗民特有的气质,加之书画家的双重身份,将“画法”引入“书法”之中,有着从正统向闲逸的转向;四是朴学的兴起而形成的金石书法观念,使得书坛的局势逐渐由行草向隶书过渡,从而审美上逐渐转向汉隶中“丑拙古朴”与“不衫不履”意味。本文主旨在考证明遗民书家的诸多问题,展现明遗民书家群体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交游活动等,以凸显特殊时代的书法创作活动,从而剥茧抽丝,把握其创作的观念,揭示其创作的规律,以期对明清之际书法史的研究有所补益。

李立山^[5]（2019）在《“印从书出”的先行者 ——邓石如篆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邓石如是清代中期着名的书法家、篆刻家。本文集中对邓石如书法和篆刻进行研究,梳理其书风、印风的形成脉络,通过邓石如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艺术交游去研究和阐述他的印学理念与印学实践。本文共分六章展开研究:第一章,邓石如的生平概述与艺术交游;第二章,邓石如的书法成就;第三章,邓石如“印从书出”印学理念的生成;第四章,邓石如“印从书出”印学理念的篆刻分期;第五章,邓石如“印从书出”印学理念的篆刻实践;第六章,邓石如“印从书出”印学理念对后世的影响。邓石如艺术成就在清代乾嘉金石学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研究邓石如的家学渊源与艺术交游,这些在内、外因上促成了邓石如艺术风格的形成。邓石如三十余年的游历,结交众多良师益友,或乾嘉学者、或金石大家、或授业恩师、或弟子门人,这些交游对于邓石如书法篆刻艺术风格的形成和推扬起了关键性作用。邓石如的书法成就,首先是对其邓石如书风产生原因和书学理念进行总结;其次对其艺术实践进行研究,主要包括邓石如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研究,分析邓石如不同时期书法风格取法的特点,以及书法用笔的师承对其书风形成的影响,归纳邓石如书法的主要成就和主要思想。邓石如“印从书出”印学理念,本文以邓石如印式形成中的“书”作为研究主线,邓石如作为“印从书出”印学理念实践者,他是“实践先行”,将印式研究自元迄明的“印中求印”推进到“印从书出”,邓石如改变了“印中求印”中“以刀法传古人之笔法”的模式为“以刀法传自己篆、隶书风”的实践状态,从印式范畴上将“刀法”研究推进到“字法”研究范畴,他的印学理念后来发展成赵之谦“印外求印”,又将“入印文字”进一步扩展,带来了晚清篆刻艺术百家争鸣的创作时代。邓石如“印从书出”印学理念的篆刻分期和实践,主要是邓石如书法在篆刻中实践以及不同阶段的研究分析。探究邓石如印式在不同阶段字法、刀法、章法及边款的风格特征,从刀法师承徽浙、字法师承秦汉的“平直方整”向“刚健婀娜”的印风转变,最终形成邓石如“以书入印、计白当黑”的个人印式。邓石如在书法篆刻方面取得的影响,直接影响了邓家后人及弟子门人,邓石如弟子包世臣,为其着书立说,广传“邓派”。其再传弟子吴让之更是“印从书出、以书入印”继承者,这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更重要的体现在篆刻艺术作品中,这些最终构建了以邓石如为开创者的“皖派”。作为清代中期书法篆刻艺术实践转型的先行者,“印从书出”印学思想和邓石如书法篆刻的实践,至今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科设置及当代篆刻家艺术风格探索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空间。

张胜源^[6]（2019）在《朱复戡古玺印艺术研究 ——兼谈笔者毕业创作》文中指出朱复戡古玺印苍劲、古拙,具有金石气息,其古玺印以先秦古玺为基础,以金文入印融合创新,开创了新的风格,在同时期诸多的印人中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与代表性。朱复戡古玺印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其古玺印在发展上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其早期由先秦玺印入手学习古玺印,中期在三代吉金中汲取营养逐渐发展个人风格,晚期个人风格成熟老辣极具个性之美。朱复戡治古玺印及其重视章法,认为章法是印章三要素之首,其章法在先秦古玺基础上融入个人的巧思,提出“揖让”观点;其字法取法广博,多是取法于先秦古玺及商周金文,并用篆书统一风格后入印,在晚期的作品更是加入了装饰性的笔画和青铜纹饰,增加印文的厚重感;朱复戡刀法娴熟,在使用上冲切结合,刀法上更多的表现出了“金石”气息。不仅如此,朱复戡的学识渊博,表现在金石学与文字学这两个方面,其文字学直接影响到其古玺印创作,金石学则是在古玺印中以风格气息凸显出来。在对朱复戡古玺印艺术的研究中,我的创作以朱复戡古玺印为师法对象,进行临摹创作,掌握篆刻技法规律;在学养上,朱复戡的博学多识也激励着我更多的方面做出努力,最终能够以学养为根基,带动创作。通过对朱复戡古玺印的学习,为我开启了古玺印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向。

朱琪^[7]（2019）在《清代篆刻创作理论研究与批评》文中研究说明篆刻创作理论是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篆刻艺术最为兴盛的阶段之一,清代篆刻创作理论不仅重要,并且具有与其他时期相异的特色,然而尚未有学者对这一时期篆刻创作理论进行系统地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在搜集、整理清代篆刻创作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初步研究与批判,试图揭示其对当今篆刻艺术发展的参考意义。清代篆刻创作理论形成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之下,受到考据学“崇实”学风的熏染,强调实用,注重技法总结。大量文人参与篆刻实践和理论建设,使清代篆刻的文化属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并出现了叙事性边款、印人传记、论印诗、印学丛书等新的理论形式。在清代金石学的影响之下,清代篆刻在字法、印式等方面都较前代有所深化发展,由此产生了“印从书出”、“印中求印”、“印外求印”、“印超秦汉”等全新创作观念,宋代开始萌发的“印宗秦汉”思想也得到新发展。篆刻刀法理论在清代发展出合理、稳定的刀法体系,以刀法表达意象成为篆刻创作的重心,这种“印从刀出”现象萌芽是刀法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篆刻进一步趋向艺术化的重要标志。清代学术与艺术的交织碰撞,催生了诸多富有特色的篆刻美学思想,以当时重要学者与篆刻家的总结最为精深,显示出清代篆刻理论的思想高度。明代画学与印学的南北分宗论对篆刻流派观念影响很大,对清代篆刻流派的梳理有助于揭示流派从产生至式微的发展规律。晚清赵之谦对“徽”、“浙”两派篆刻的评骘以及由此引发的篆刻史“巧拙”问题的持久辩论,正是印学分宗与流派发展问题的延续。由于篆刻艺术传统稳定的内在结构,清代篆刻的现代性转向基本延续其自律性而发展。晚清民国交替时期,在“西学”思想影响下,篆刻理论也体现出以“维新”为表、“尊古”为里的特征。文章所揭示清代篆刻理论在美学上的重要创新,还包括“气”美学思想的深化发展、“心手”辩证关系的深入讨论,以及对“复古”美学思想渊源的厘清。创新思想是篆刻艺术发展活的灵魂,通过清代篆刻创作理论的研究,文章进一步明确了艺术创新的关捩在于创作者对自身“我”的认识,由此揭橥的“印从我出”创作思维模式是对篆刻“技”、“法”、“理”的超越,避免篆刻创作陷入机械的技法泥淖。清代篆刻创作理论对其他文艺理论的依附性强,自身缺少严密的理论体系,总体呈现零散化、片段式的特点,同时存在辗转抄袭的缺陷。篆刻艺术理论体系的建立,需要后人不断通过归纳、总结、推理,方能建构而成。清代篆刻理论研究对于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能够为当代篆刻创作及理论研究提供有效借鉴。

陈紫蔷^[8]（2019）在《央视春晚公益广告多模态话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至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已连续插播二十五则电视公益广告。春晚公益广告不仅增添了节日气氛,还具有传播正确价值观、引导社会道德风尚、弘扬民族文化与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等功能。本文以央视春晚公益广告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分析其语言、修辞、意义构建及审美意义等。本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从广告话语的角度,对央视春晚公益广告在当下环境中所包含的机构特性与传媒特性做学理分析;然后对目前国内多模态话语的定义与研究做界定与梳理,阐释运用多模态话语的视角分析央视春晚公益广告的基础与优势。第二章运用语言学与影视美学相结合分析央视春晚公益广告中的语言文本,探析央视春晚公益广告中语言与修辞的运用。语言本身的分析侧重于分析文字、声音、镜头内容;修辞则分析是央视春晚公益广告的文字设计、声音运用和镜头的本体和节奏。第三章主要运用克瑞斯和凡勒文的视觉语法原理,从再现意义、互动意义与构图意义三个角度出发,分析央视春晚公益广告的意义构建过程。再现意义从央视春晚公益广告中的人物、事件、地点之间的交际关系或者概念关系,来分析这些关系的生成及构建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及其对于当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互动意义从“接触”“社会距离”“态度”“情态”四个角度分析图像元素与观者之间关系的构建过程;构图意义研究构图元素的组合以及其构建意义的方式,也就是探讨整个广告中的布局、结构与框架。第四章结合现代美学体系中关于审美意义的观点与内容,分析央视春晚公益广告中的审美体验与审美接受,并与认同理论的要素相结合,分析央视春晚公益广告的认同达成。

李鲲鹏^[9]（2019）在《财政部印刷局经营困境研究（1908-1937）》文中认为财政部印刷局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官营印刷机关,拥有国内独树一帜的钢凹版雕刻技术,但因政局动荡长期陷入亏损局面。北京政府时期,财政部印刷局承印钞票、邮票、税票等有价证券,逐渐发展壮大,却因政局动荡导致局长更迭频繁,局务管理不善,同时既无法依靠政府获得全国的印钞业务,又因官营性质无法和其他印刷公司竞争,还被拖欠印价,甚至被抵押借款,内外债务日益严重,濒临破产。南京政府时期,财政部印刷局改名为财政部北平印刷局,局长一职受到中央和地方势力的角逐,又因“国都南迁”,活源减少,加之工潮迭起,使得经营愈发困难。虽然多任局长做出应对,积极扩充营业,与中央争夺活源,甚至采用关停的办法来应对危机,但受日本侵华的影响,经营困境无法扭转。

邱健^[10]（2018）在《从乐歌到摇滚：歌-诗的语言漂移研究》文中指出“歌-诗”研究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它处于文学与音乐的交叉地带。但遗憾的是,文学史、音乐史在对其进行讨论时往往只注重各自熟悉的部分,这就让本来为一体的“歌-诗”出现了研究和阐释的断裂。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创作的主流“歌-诗”的诗意生成和表达系统进行研究,以求在学科之间找到诗意会通的可能。“语言漂移说”是当代诗人、学者李森提出的艺术哲学（诗学）方法论,这个理论认为,语言、心灵与世界三位一体的稳定性假设值得怀疑,语言既非形而上的,亦非形而下的,而是处于“形而中”的独立存在状态（“形而中”亦是李森提出的哲学概念）。语言建构了心灵,图示了世界,它是歌-诗的呈现方式。但语言是不稳定的和非本质的,它时刻处在漂移状态中。如果承认诗意的生发源自语言的配置,那诗意也就随着语言的漂移而漂移。本论文的总体架构是:从结构整合来领会“歌-诗”的整体性,从身份确认来解析“歌-诗”配置的共同体,从语言漂移来考察“歌-诗”所穿越的诸多领域。在这种探讨中“歌-诗”语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静态的文本,二是动态的表演。文本主要涉及歌词、音乐,表演主要涉及唱法。对这三者进行技术性分析是必要的,但核心问题是研究它们的变化以及诗意生成。笔者将以中国二十世纪的歌-诗发展为线索,挑选出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讨论。中国现代歌-诗是在依声填词的学堂乐歌中起步的,晚清的社会变革以及西方音乐的传入改变了既有的语言配置。音乐的现代性启蒙让人们听到了“歌”之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改变了文言文的歌-诗语言配置模式。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文学的现代性启蒙让人们看到了“诗”之新。当歌-诗发展到三十年代时,城市发展和技术进步推动了歌-诗语言的变革。现代海派文化孕育了商业化的流行歌-诗,使其变成了市民的娱乐产品。有声电影的发展,尤其是左翼电影,使歌-诗变成了具有主题性的意识形态产品。这两种产品显示了不同的价值观系统,各自在其认定的轨道上运转。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了一座歌咏城,红色歌-诗、革命歌-诗的创作实践在国家存亡之际为中华民族构建了精神家园。其中,《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是现代中国歌-诗创作的经典,它的语言配置方式成为了主流歌-诗的标杆。在新中国诞生后,歌-诗语言发生了重要调整。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观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引领了社会主义的歌-诗实践。颂歌、赞歌的写作以及少数民族的歌-诗创作对政权巩固、民族团结、文化认同起到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歌-诗走向了畸形,在极左的思潮中其语言的单一化配置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由于此部分内容庞杂,涉及问题面广,限于篇幅不作讨论。在八十年代时,歌-诗回到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中,流行歌-诗、爱国歌-诗、民族歌-诗在历史的转型中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港台歌-诗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陆。歌-诗语言的融合为其创新注入了活力,其诗意的漂移路径也更加多样,这都表现出了新时期的精神。在九十年代世纪之交,广东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岭南乐派的异军突起引领了时代潮流,新世纪音乐的诞生以及摇滚乐的迅速发展体现出了歌-诗在多元文化碰撞中的丰富性。总之,中国二十世纪的歌-诗发展是在语言配置与诗意漂移中进行的。从乐歌到摇滚可以看到歌-诗审美的形态变化和时代精神的功用选择。从歌词、音乐、表演进行语言漂移说的讨论是学科之间的一次有益对话,亦是心灵与世界的相互交流。正如漂移说所言,语言本身不是固定的、静止的,它在时空的流变与绵延中向着直陈其事、修辞幻象、纯粹形式、意识形态等方向漂移,诗意的创造在此过程中绽放出了自身的光芒。

二、“中国印”的成功与遗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印”的成功与遗憾（论文提纲范文）

（1）秦印认知观念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论文提纲范文）

（3）《飞鸿堂印谱》序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遗民书家群体与书法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印从书出”的先行者 ——邓石如篆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朱复戡古玺印艺术研究 ——兼谈笔者毕业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篆刻创作理论研究与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8）央视春晚公益广告多模态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财政部印刷局经营困境研究（1908-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从乐歌到摇滚：歌-诗的语言漂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印”的成功与遗憾（论文参考文献）

• [1]秦印认知观念嬗变研究[D]. 金鑫.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2)
• [2]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D]. 胡裕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飞鸿堂印谱》序跋研究[D]. 梁佳琪. 渤海大学, 2020(12)
• [4]明遗民书家群体与书法观念研究[D]. 张飞.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5]“印从书出”的先行者 ——邓石如篆刻研究[D]. 李立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6]朱复戡古玺印艺术研究 ——兼谈笔者毕业创作[D]. 张胜源. 聊城大学, 2019(01)
• [7]清代篆刻创作理论研究与批评[D]. 朱琪.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8]央视春晚公益广告多模态话语研究[D]. 陈紫蔷. 扬州大学, 2019(02)
• [9]财政部印刷局经营困境研究（1908-1937）[D]. 李鲲鹏.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10]从乐歌到摇滚：歌-诗的语言漂移研究[D]. 邱健. 云南大学, 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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