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视角下的研究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

一、心理学角度研究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李海燕^[1]（2021）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音乐心理美学是一门对音乐进行哲学式思考的学问,是从音乐心理学角度上研究音乐审美的交叉学科,这是对传统音乐美学的一种根本性突破。它的特点在于音乐学与心理学和美学的结合,从心理学的方位来研究音乐审美,摆脱了抽象概念的捉摸不定,产生脚踏实地的学术依据。当前的音乐心理美学还没有独立、确定的概念和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随着心理美学的发展,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已经不限于心理实验,而进入对更为复杂的关于审美感情、审美想象、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等的心理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1、研究音乐家的心理活动,音乐创作心理。2、研究音乐作品的心理逻辑,音乐表演心理。3、研究音乐欣赏心理,由此推断音乐创作所遵循的心理规律。心理美学进入我国研究者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前期探索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理论和实践的借鉴与模仿,在本世纪的我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基于本土化音乐心理美学的系统研究,仍处于长期缺位的状态。本研究试图将中国古代朝代发展的时间作为纵向脉络,以音乐心理美学学科体系为理论基准的同时,遵循我国心理美学研究的规律及范式,展开横向的理论探究与创新构想,即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思想进行整体梳理、总结、归纳,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音乐作品结合进行分析,主要围绕音乐实践活动中的音乐创作活动的心理美学、音乐表演活动的心理美学和音乐欣赏活动的心理美学原理进行研究,旨在梳理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发展脉络,总结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特征,推断出中国古代音乐创作所遵循的心理规则,将这些理论研究更好地反馈给创作者、表演者和欣赏者,为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提供补充材料,对促进音乐教育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研究一,回顾音乐心理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及所涉及的理论学说,发现能够对研究本土化有所贡献的理论部分,并对其进行重点叙述。本文第一、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本选题的历史流变、发展现状和价值意义,具体而言,音乐心理美学作为综合了哲学、心理学与美学等学科的交叉型特点,在研究内容上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音乐是我国音乐发展的根基,对促进音乐艺术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不够系统完善的状态。因此,本文力图搭建突破中国古代经验理解方式的思维框架,从认知神经科学、认知能力结构等学科中挖掘心理美学发生的作用与机制。归纳出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不仅存在于视听等表层认知中,还存在于心灵感官的深层结构中,分别具有独立的概念、作用和影响机制,并对音乐现象的的认识产生辅助作用。进而在思维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的相关研究进行延展性讨论,认为以中国古代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的音乐心理美学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补充如音乐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还对未来的音乐审美、音乐欣赏及音乐创作等实践具有启发性的重要意义。研究二,从先秦到明清,对中国古代音乐按朝代发展、美学思想等进行历时性梳理,复礼、兼容与重情是我国古代音乐的历时性考究。第三章节主要论述了先秦时期的上古音乐、南北朝时期的中古音乐、隋唐后期的近古音乐三个历史分期下的音乐心理美学全览。旨在更明晰地发现其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背景所产生的影响,并将《乐记》为代表的音乐理论专着、“情本论”等新的音乐思想、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名士作为分析对象穿插其中,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音乐作品进行总结和再现,以研究古人创作作品时的心理活动,并梳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古代音乐作品对大众心理所产生的影响。研究三,总结归纳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特征——尚悲、通感与想象。第四章结合理论与作品实例,从音乐审美活动不同环节的角度,即音乐作品创作的心理逻辑、表演的心理动向和欣赏的心理变化进行了总结,对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历史性进行复盘,发现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发端早、历史悠久,可持续且不间断”的特征,且每一朝代都有相关的论述语境,“复礼”、“兼容”、“重情”是分别占据了三个阶段分期的主流特征;在宏观特征的基础之上,本文进而在微观层面对比发现了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具有的三个审美创作特征,分别为“尚悲”、“通感”与“想象”。总体来说,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的心理特征在跨越时代、跨越民族甚至跨越社会阶级的传播中表现出了尤其的共通性,本研究认为这个“共通”便是通过悲情、通感与想象得以延续。中国古代的音乐心理美学在审美范畴上以“悲乐”为主要取向,在“以悲为美”的人类本质基础上,又与儒家的“中庸”美学产生碰撞,最终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怼”的“中和美”;想象与通感是音乐实践过程中的惯用手段,其作用机制主要是将演奏者、创作者、欣赏者的心理活动勾连在一起,形成求同存异的艺术世界,在这种艺术世界中获取美的感知,达到音乐与人类心理息息相关的艺术意境。因此在音乐创作的审美活动中,“尚悲、想象及通感”三者看似不同,实则都统筹在各个主体的内心活动中,证明了在绵延不绝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的音乐心理功能于艺术审美的领域之外得到了剥离与发展。研究四,溯源中国音乐心理美学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明确音乐心理美学学科发展的现代意义,推进中国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发展。在整合了研究内容,整理了研究对象的特征后,对本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整体归拢和把握。在本研究的探究进程中,发现古代中国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开花结果的宝库,不仅留存有成果丰硕的音乐作品,在音乐心理美学的成果上也并不落后于人。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学界从未肯定过古代中国在独立的心理美学学科方面形成的理论贡献,认为倾向于直觉体悟,经验主义指导下的东方思维具有先天的封闭性,不具备广泛的延展性,与西方广泛认可的重概念、判断、推理的线型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来说,更多的研究空间在于对其相关观点的思辨性研究上。在本土化的贡献之外,本研究的价值还在于推进该交叉学科在传统与现代方向的结合。三、四章已然论述了音乐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从中国古代乐论中可以找到例证的事实,由此可见,推进学科交叉是现代学科建设,对于中国的音乐心理美学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这不仅要求它与现代的音乐学科产生联系,又要与心理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跨时代共鸣。不仅如此,本文也为音乐心理美学的学科未来发展提出建议,认为其首先就需要音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者从认识的角度合理化传统乐论中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存在,摆正认识态度;其次,当代的音乐研究者们应该正确认识不同分支学科研究的价值,以促进社会的长久进步与良性发展作为学术研究与艺术推广的共同最终目标;最后,则是立足于复兴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呼吁音乐教育者们的重担聚焦于此,帮助下一代树立对传统乐论的尊敬与重视,在西方乐论基础上进行正确扬弃,从而为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一份贡献。综上所述,在经验主义主导的中国古代,先贤们仍然在长期的实践、应用与总结中,勾勒出了音乐具有塑造人的心理状态、促进社会协调和培育人才审美方面的审美功能,发现了音乐对人身心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性质,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是现代音乐心理美学的重要研究范畴,是古代音乐在心理建构与体验并得以持续的关键维度。本研究将推进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作为研究重心,在音乐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为切入口,推进中国古代乐论和现代心理学、美学研究的交叉分析,并指明未来学科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的音乐心理学来说,既要与现代的音乐学科产生联系,又要与心理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跨时代共鸣。需要音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者从认识的角度合理化传统乐论中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存在,使其兼具美学思想和现代心理、理论认识和演奏实践两个层面的作用和影响,旨在推进外在的演奏和内心的情绪、传统的现象和现代的理论、民族的艺术和世界的观念之间的有机结合,为我国古代艺术的传播、民族瑰宝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建立贡献力量。

武超^[2]（2021）在《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文中指出不同文学研究者关于文学批评的定义或许会有些许差异,但学界普遍认为的文学批评活动,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批评主体、理论思想和批评标准、批评对象、批评方法、批评主体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这其中,批评主体身份主要与批评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批评者所遵照的理论思想和批评标准主要与当时时代大背景下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密不可分;批评对象是批评活动的焦点;批评方法是批评活动的外在具体表现;而表达批评主体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则是批评活动的最终目的。以上各部分之间都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按照这样的逻辑理解,所谓文学批评转型就是指构成文学批评活动的上述要素均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过程。本论文的选题为“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是立足于清末民国历史变革时期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将此期文学批评之一的骈文批评作为研究重点。清末民国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总结期,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不仅骈文批评的主体身份发生了改变,由传统封建儒士变为了现代知识分子,而且作为骈文批评转型核心动力的“文学”观念,其内涵和外延也在古与今、中与西的错综交织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变化,这也直接导致了骈文批评转型几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在具体的骈文批评转型过程中,此期出现的大量骈文研究类论着除了在批评形式、批评媒介等外部形态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外,而且在批评框架、批评内容等内部体系构建上呈现出现代性的特征。当然,清末民国骈文批评的转型对当代骈文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以上思路,本文拟在介绍清末民国特殊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从骈文批评主体、文学观念变革下的骈文批评、骈文批评的外部形态、骈文批评的内部体系构建以及转型对当代骈文研究的意义等几个方面对骈文批评的转型进行一番综合研究。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章为绪论。考虑到清末民国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转折期而且也是文学发展的转型期,所以论文首先拟对清末民国骈文研究的整体现状进行一番综述和总结,并针对研究现状的成绩和不足提出自己的思考,另外对本论文的研究范围进行一个时间界定。第二章为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背景。骈文批评在清末民国发生转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当时的主、客观因素促成的。清末以来的西学东渐思潮以及白话文运动,一方面加速了中国传统文体——骈文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骈文整理与总结活动的开展。而且,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此期骈文批评的主体身份也发生了转换,由传统的封建儒士转变为受过新式学堂教育或者具有留洋经历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些新型知识分子认识到了骈文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因而在继承传统文学批评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知识对骈文进行了一番整理和总结。这不仅直接导致二三十年代骈文整理和研究活动的兴盛,而且间接促成了骈文批评的转型。第三章为“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路径,主要从清末民国“文学”观念变革的角度出发,对此期“文学”观念演进下骈文批评转型不同的路径选择进行梳理和论述。文学观念作为骈文批评发展的核心动力,它的变革会直接导致不同时期持不同“文学”观念的批评者对待骈文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从骈文批评形成的六朝开始一直到清末,骈文批评一直围绕传统文章学观念展开;到了清末民国,“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古与今、中与西错综交织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变化,这也直接导致了骈文批评转型几种不同的路径选择。以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人为代表的学者仍旧希望通过挖掘传统文学资源来构建中国式“文学”观,因而他们在尝试过程中不仅对骈文这一典型的传统文体进行了重新阐释,而且赋予了其新的意义和价值。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白话文倡导者则试图构建白话文学观,他们主张将由文言文构成的古代文学彻底摒弃,因此作为文言文学典型代表的骈文无疑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这种做法也遭到了一些新文化运动内部成员的质疑和反对。当然,清末民国中国文学观念的演进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入是密不可分的。西方“纯文学”观念引入的初期,因其强调文学审美的属性与讲求语言之美属性的骈文“不谋而合”,所以谢无量等人直接将受西方“纯文学”观念而形成的“美文”概念与骈文进行对接阐释。此外,也有像李详、孙德谦等人继续着旧的批评模式而有所发展。到了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现代意义上文学观念的逐步确立,学者对于骈文的整理和总结也呈现出现代性特征,这也标志着骈文批评现代化的开启。第四章为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外部形态表现,主要对骈文批评的外部形态转型进行研究。清末民国“文学”观念的逐步现代化,不仅促成了骈文批评现代化的开启,而且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其批评的外部形态也从传统注重直觉感悟的文话、选本、评点式批评向着逻辑清晰、结构严谨、论证充分的论着式批评发展。当然,骈文批评外部形态的转型不仅包括骈文研究论着的产生,而且诸如文话、选本这两种传统批评形式借助高校骈文讲义和新式骈文选本实现“旧瓶装新酒”式的转换过程。此外,这一时期报刊的出现不仅直接促成了骈文专题论文的产生,而且极大开拓了骈文批评的公共领域。第五章为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内部体系构建,是在第四章骈文批评外部形态分析的基础上由表及里地深入研究,着重探讨民国骈文批评如何在体系构建上向现代逐步转型。清末民国以前的传统骈文批评多侧重于在选本、文话中对骈文具体体裁进行单独且零散的总结,并没有形成宏观且系统的骈文批评体系。民国以来出现了大量的骈文作法、骈文概论类着作以及骈文专题式论文,虽然这些论着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构建骈文批评体系的口号,但却在客观上做着骈文批评体系现代性构建的努力。他们不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逐步确立了骈文批评的框架,而且使得骈文批评的内容逐步理论化和科学化。这不仅是骈文批评在民国转型成功的标志,而且也对现代骈文批评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六章为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意义。骈文批评的转型对当代骈文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清末民国骈文批评的转型为当代骈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一大批骈文研究者的努力,不仅使骈文研究独立为一门专深的学问,而且其形成的多维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式为当代骈文研究指明了路径。另一方面,清末民国先辈学者在骈文批评转型路径方面所做出的探索,对我们当下骈文研究极具借鉴和启发意义,他们的经验表明“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才应该是我们当下骈文研究的恰当选择。

薛文卿^[3]（2021）在《“古典传统”视域中徐志摩诗歌研究》文中提出论文从“古典传统”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以徐志摩诗歌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梳理徐志摩诗歌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思想,运用的古典诗词意象和作诗技巧。本文以史料研究、文本研究为主,穿插意象研究和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整理了徐志摩诗歌文本中与古典传统一脉相承的部分,探讨中国现代新诗在从古典诗词蜕变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以及暴露的问题。论文主要以作家论的形式,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研究思路进行分析,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意义与创新点。综述部分首先就“古典传统”的概念作了基础性的辨析,以防其与狭义的以理性为特征的“古典主义”相混淆,从而导致后续的研究产生歧义以及因此而发生的无谓的争论,本文的“古典传统”指广义的以节制为创作理念和以和谐均齐为审美特征的包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在内的中国古典传统;综述第二部分对“现代文学的‘古典传统’”和“‘古典传统’与徐志摩”两个主题作了研究综述。第二章梳理了古典传统与新月派及徐志摩的关系,结合徐志摩传记和史料去分析徐志摩创作思想渊源,分析徐志摩和浪漫性格和古典气质的双重特征。第三章从徐志摩诗歌内容入手,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别从两方面探析徐志摩诗歌内容与古典传统的关系:一是徐志摩诗歌对自然景观的迷恋和古典文学寄情山水的写作传统的关系,二是徐志摩“性灵论”的创作观念与古典文学“以物起兴”的主情抒写的写作传统的关系。第四、五章从徐志摩“怎么写”的创作形式入手,以其诗歌常出现的写作意象和诗歌的写作技法为主要研究对象,详细梳理其创作形式与古典传统的相关性。第四章选取了“秋”、“杜鹃”、“冢”三个意象,梳理了每个意象在古典文学中的源头以及发展,分析了徐志摩诗歌中这几个古典意象的使用、继承以及变革。第五章从其诗歌的语言韵白和音乐性、重章叠句的诗行建构方式、“造境”传统三个方面探讨徐志摩在现代新诗创作中对古典文学技法的传承和革新。结语部分总体性评述徐志摩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态度,并将其诗歌放置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中去考察,突出徐志摩的诗歌成就与贡献,探讨现代新诗在创作初期所创造的功绩以及存在的问题。

辛欣^[4]（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卢静达^[5]（2021）在《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文中提出神话与神道信仰是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古事记》作为神道原典,是该领域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古事记》是日本古代为规范皇权世系尊卑而编纂的官修典籍,融汇了神话传说、历史记事、文学作品、民间歌谣、宗教祭祀、地方风俗等多种内容,囊括了古代日本社会的各色面貌,对日本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神道理论的形成,以及日本宗教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神灵信仰不论是在早期发源阶段还是在后来的宗教化过程中,都牵涉到诸多问题,因而很难以一条主线完全呈现出在不同时期、地域内,不同外来宗教、文化影响下日本神灵信仰的完整形象。但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在神灵信仰的形成期——融合渡来人文化、借助外来宗教理论形成《古事记》神代史,在神灵祭祀的发展期——追求“实用性”、着重强化自身体系和完善内部结构,还是在神道理论的成熟期——醉心于强调宗教的“民族性”精神、片面夸大自身民族优越性,都隐含着一条贯穿始终的思维逻辑,即日本宗教在完成了对外来文化、宗教理论的受容后,便随即开始了“去中心化”过程,淡化、否定神灵信仰中存在的外来因素,强调其民族性价值,并不断通过回溯上古神话来找寻或建构自己民族精神的“根”。以此为线索,本文以《古事记》神代卷文本为基础,结合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研究成果,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日本神灵信仰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古事记》的成书背景、撰史动机,以及神代史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古事记》神代卷的结构进行体系化分类,系统总结出了对后世神灵信仰影响较大的神话元素,并着重论述了神代史叙事中神话世界三层架构的内在原理和其中蕴含的神代思想多元化的特点。第二章分析了《古事记》成书以前“渡来人”与倭王权之间的关系,发现日本在与外来族群长期混融、与外来文化相互浸润的过程中,保存了中华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古色。同时,当外来的神灵崇拜与祭祀礼俗对日本固有的宗教传统产生冲击之时,日本为了追赶先进国家,开始大量借助外来文字和神话理论,与本土信仰相结合,建构起了一套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第三章论述了在通过编纂《古事记》将口传记事转为笔录文字之时,日本对汉文字背后所蕴含的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学习。《古事记》所载“创世”神话借助阴阳、道家思想提出了对“自然”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创生”神话又暗藏了以“秽”为禁忌、“祓”为手段、“罪”“罚”为结果的宗教法则。神代卷对世界本源和人类生死问题的终极探讨,奠定了日本民族宗教的理论基础。第四章剖析了《古事记》神话中以稻作农耕为基础的祭礼内涵,并以此还原了《古事记》中以众神为核心的祭祀之道,即神道的宗教发源。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神道理论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其先后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理论神道、国家神道和教派神道等发展阶段,并与儒佛等思想学说和宗教派别由最初的对立逐渐走向妥协、调和,最后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性、覆盖面极广的民族宗教思想体系。第五章重点对日本国家祭祀的形成和神道思想在后世的流变进行了解读,通过厘清祭祀礼俗由乡土民间传入宫廷系统、地方氏神转化为天皇族神的过程,发现其中隐含了神国正统思想中“神道”与“王道”意识的早期结合。而中世以后日本致力于对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建构,通过神道复古的实践,以及学界对神道思想中“原质”“古层”“古道”等核心观念的讨论,引发了日本对宗教“民族性”价值的追捧,更刺激了日本独立于中华体系之外的自立愿望的产生。尤其近代,神灵信仰被皇权政治恶用,成为皇国史观主导下民族核心价值的重要部分,这种意识形态的成因和影响是需要深入挖掘的。

陈曦^[6]（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陈莉^[7]（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李宜芯^[8]（2020）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文化逻辑研究》文中指出大学组织变革的实质就是在外在环境与大学传统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然而,一些研究却对于大学传统的、习俗的、象征的方面不甚重视,在论述中只注重事实的描述而忽略了对大学价值、大学精神的探讨,大学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场域,文化性是大学的内在属性,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性及其组织变革的动力与归依。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关注大学组织变革的文化逻辑,并不是否定政治、经济条件对大学组织的重要或决定性影响,而是将政治、经济的逻辑纳入到更加深刻与复杂的文化场域中来探讨大学组织变革的内在规定性。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的变革行为无论在宏观的府学关系、中观的管理体系、微观的学科演化亦或是观念方面的转变都为探讨文化如何影响变革的议题提供了丰富而具有启发的样本。因此,本研究在对相关文献和概念进行总结与分析的基础上,以组织变革理论和大学组织文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为方法论,运用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在与相关教育事实对话的过程中较为系统地形成了以学术文化为核心、制度文化为桥梁、社会文化为模塑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文化生态复合体作为大学组织变革文化逻辑的分析框架,主要获得以下研究发现:第一,主要由学科文化、院校文化组成的学术文化逻辑是大学文化选择与创造功能得以达成的核心组织特质和要素。维多利亚时期,科学文化用开放理性的、抽象的、价值无涉的、可验证的、带有功利性的文化特质逐渐取代了宗教的、具体的、非生产的传统学术文化。学科文化的演进经历了文化的边缘与主导、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的筛选与整合、文化的生成与积累、文化扩散与转换五个阶段,具体表现为知识典范的科学化、科学与人文的协作、学科体系多样演化、专业知识系统化、科研成果得以运用五点。院校文化体现为四个方面,分别为,传统院校文化失范所引起的古典学院制褪色,学生社团成为导师制以外的启蒙活动,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是文化涵化的结果,办学模式的变迁与认同暗含着文化代沟。第二,制度文化逻辑是源于制度又高于制度的价值和行为方式,属于一种“中介逻辑”,是大学组织内部整合功能与外部适应功能之间的桥梁、纽带、过渡与催化剂。维多利亚时期大学组织变革的制度文化从“内”学术文化到“外”社会文化的逻辑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首先,以学术为局面的学院、以学科内在逻辑为格度,大学基层组织建构了二者共存的文化差序格局;其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日益增加的管理活动中产生了文化差异,大学采用分权治理移置差异、通过校长角色弥合差异,从而在决策流程中实现了学者作为主体的言说;最后,“程序先于权利”、“恰当援引先例”是英国大学法人制的文化内涵,这一时期公司法人的演进和信托制的延续为新大学的建立提供了法理上的正当性,古典大学按照皇家调查——议会立法——大学修章的程序依法改革。第三,社会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强大的历史惯性以及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文化彰显了英国悠久的民族性格,涵盖或部分吸收其它文化形式。从直接作用来讲,作为一种道德追求的绅士文化,引领了大学对社会责任的思考,表现为学者展开有关自由教育辩论和推进大学推广运动;作为一种目标导向的绅士文化,是城市学院不断前进的时代动力;从间接作用来讲,作为一种制约因素的绅士文化,既是英国大学渐进式发展的保障机制,也导致了城市学院的“学术漂移”、学术金本位困境和世俗政府的有限关注。换言之,在多维文化利益场境的影响下,大学文化自觉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大学组织变革也引领了社会与民族文化的进步。大学组织变革的“本然”也在文化的视野下得以明晰。

文豪^[9]（2020）在《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心雕龙》有云:“评者,平理,”即评价、裁判;“论者,伦也”,即阐发道理。”同样是《文心雕龙》,其《神思》篇提到:“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刘勰不会想到,《文心雕龙》中提到的“评论”与一千多年后出现的将时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梦想变为现实的“电视”结合,诞生了一种名为“电视批评”的新鲜事物。中国电视事业只有短短60年发展历史。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电视作品文化取向的多元共生,艺术质量的日渐成熟,历经产业化转向的中国电视行业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电视传播内容的不断完善和丰富,为本国电视批评展示了广阔空间,推动着本国电视批评全面快速发展。与电视批评创作实践一片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本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成果的缺失与匮乏。当前,本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陷入困境,究其原因,一是缺乏对基础理论的挖掘与完善,二是缺乏对现实的有力回应。前者导致整个电视批评理论体系看似繁茂却主干单薄,看似高耸云天却根基不稳;后者导致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日渐脱离,无论是理论的创生还是增殖,都因其既无法改善电视批评的生态环境也无法纠正电视批评的错误创作导向而根本不为电视从业人员所重视。电视文艺批评虽是电视批评的细小分支,但前者却是当下中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最受学界关注的部分。放眼全球,唯有中国电视名正言顺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承担着传播信息之外的宣传舆论作用和教育引导功能。因此,以电视文艺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电视文艺批评最能体现电视批评者的学术品德和价值追求,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美学情趣和文化立场,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色。长期以来,国内电视学者并未意识到中国电视文艺批评实际上分别从古典文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及西方电视研究学术成果处汲取理论滋养。部分学者只重视西方学术成果,却忽视了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古典文论中的某些思维成果同样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批评主体的创作。不仅如此,部分研究者更轻忽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电视文艺批评创作主体道德修养的严格约束。正是由于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疏远和漠视,导致当前电视文艺批评创作实践中屡屡出现与核心价值相背离的错误倾向。因此,厘清并重申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的三大理论来源,既是建构全新的电视批评理论体系的必要举措,又是解决电视文艺批评创作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本清源后,本国电视文艺批评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或将从此跨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邹丽丹^[10]（2019）在《北美汉学视阈下的清代诗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外汉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是清代诗词研究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目前国内对其了解严重不足,系统化的学术史梳理也刚起步。北美汉学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他们对清代诗词的考察呈现给我们的是异质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研究果实。虽然深受欧洲汉学传统的影响,北美汉学独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使它产生了与欧洲学术传统不同程度的断裂和新变,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领域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本文以美国汉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背景,梳理北美汉学家对清代诗词研究的学术史,追溯北美汉学视阈下清代诗词研究范式的演变轨迹,挖掘成果背后的历史、政治、文化因素。二战后,美国区域研究兴起,汉学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一部分,以推行西方政治-经济范本为主要特征,以了解敌情进而改变中国为终极目标。朝鲜战争的失利,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的推波助澜迫使美国精英知识阶层调整东亚研究的重心,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加大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投入。在思想文化层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弥漫着浓烈的反叛西方文化传统和打破既有文学经典构成的气息,汉学界大规模地译介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并以此作为一种批判武器,这给中国古典诗词移入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词选》自1965年与西方读者见面后,在1969年和1970年进行了两次修订。1972年,由着名汉学家白之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被当作教材进入美国高校。同年,“垮掉派教父”雷克斯罗斯编译的《中国女诗人》直指西方经典作家阵营中的女性失语症。1975年,英语世界第一部大型中国文学选集《葵晔集:中国历代诗词曲选集》向读者完整地呈现中国诗歌传统。20世纪80-90年代以耶鲁大学对区域研究人员和院系按照学科进行重新整合为标志,北美汉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各派文艺理论风起云涌,北美汉学界阐释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论工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这一时期,英语世界第一部清代断代诗词选集《待麟集:清代诗词》（1986）问世。诺顿世界文学选集丛书之《中国文学选集》（1996）和《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1994）让我们看到清代诗词在更加广阔视野中的呈现面貌。叶嘉莹先生清词研究的语义学与阐释学互补的模式,《哥伦比亚元、明、清诗选》（1986）诗画互印的审美趣尚以及对明清青楼诗词、朱彝尊情词、陈子龙诗词研究的多元化视角形成这一阶段北美清代诗词解读的复合式话语。新世纪之交,在不断涌现的文化理论的影响下,北美清代诗词的研究模式呈现出走向文化研究的发展态势。李惠仪将明清易代定义为“文化和传统的危机”。方秀洁、曼素恩、舒衡哲、孙康宜对于清代缙绅阶层诗歌创作的考察融合了文化策略和身份政治学的研究理路。函可流放生活中的诗歌研究和齐皎翰对基督教诗歌的研究背后潜藏的权力和社会斗争清楚地表明了文化研究与生俱来的政治指向性。管佩达以比丘尼诗歌对社会关系的建构作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伊维德和管佩达编选的《彤管:帝制中国时期的女作家》试图打破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写作的边缘化态度,客观呈现中国女性文学文化史。近十年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的确立对于推动双方学术交流和对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中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问世是中美跨文化交流实践中的重要成果。对明清诗词研究的跨文化交流和学术对话也极大地推动了清代女性诗词研究体系的建构,从历史视角考察清代女性诗词是对传统闺阁视阈的一种拓展,女性对诗词编辑工作的主动性介入以及女性游历诗词的系统化研究更进一步丰富了清代女性诗词研究的主题。本文以清代诗词文本为本位,研究视域限定于北美地区,研究对象是北美汉学界“以文本为中心”的广义学术研究历史状貌,祛除了通过汉学家个体为单位的研究模式对北美古典诗词研究所具有的发展性和动态性的遮蔽,从而更有利于考察北美汉学发展与清代诗词研究模式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便于做出跟进式的后续研究。

二、心理学角度研究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心理学角度研究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古典传统”视域中徐志摩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8）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文化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北美汉学视阈下的清代诗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心理学角度研究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D]. 李海燕. 吉林大学, 2021(01)
• [2]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D]. 武超. 辽宁大学, 2021(02)
• [3]“古典传统”视域中徐志摩诗歌研究[D]. 薛文卿.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日本神话传说与民族信仰研究 ——以《古事记》神代卷为中心[D]. 卢静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7]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D]. 陈莉. 新疆大学, 2020(06)
• [8]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文化逻辑研究[D]. 李宜芯. 四川师范大学, 2020(12)
• [9]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D]. 文豪.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10]北美汉学视阈下的清代诗词研究[D]. 邹丽丹. 吉林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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