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育德:高等教育的永恒主题——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方略的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陈成玉[1]（2021）在《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认为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承载着提升人们道德水平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大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道德建设,从毛泽东“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道德原则要求的提出,到邓小平“四有新人”、江泽民“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及胡锦涛“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习近平“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无不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道德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道德建设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成效,如果不能抓好道德建设或背离其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其他建设效果必将大打折扣。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谈到道德建设,并以“引领”“支撑”“保证”等词语形容道德,凸显了道德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论文以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为主题,以道德建设为主线,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文本研究与资料分析等研究方法,围绕“为什么要对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有哪些内容、特色及价值”“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等问题,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论述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从现实境遇、理论基础及形成脉络三个方面展开,其中,现实境遇主要包括思想领域各种社会思潮和错误论调的泛起、资产阶级道德的不断渗透和侵袭、中华传统美德遭受冲击及各种道德问题的出现;理论基础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道德学说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理论;而其形成脉络可作萌芽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发展阶段的大致划分。其次,阐述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内容架构。该部分从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传统美德、社会主义道德四个方面的论述展开,不仅系统回答了当前要对哪些道德予以加强建设及为什么要对其加强建设等问题,而且对四个主要方面在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阐释。再次,对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与本质要求进行提炼总结。就理论特色而言,该重要论述呈现出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广泛性和层次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以及思维系统化、内容大众化、方式生活化、视野国际化等鲜明特色;在本质要求上,“四个要求、三个理念、四个指向”贯穿该重要论述的始终,为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落实提供了原则指向。复次,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意蕴。从重要贡献来看,该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实践指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就价值意蕴看,该重要论述不仅蕴含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价值标准,而且体现出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为建立健全新时代道德建设评价标准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最后,就如何践行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展开探讨。这部分重点阐述新时代贯彻落实该重要论述的主要路径,具体从加强理想信念建设、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及抓住“最大公约数”等四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如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及论调、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遵循“双创”原则方针、加强道德教育引导、提升德法合治能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以及发挥制度保障作用,等等。
李辰洋[2]（2021）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二字一直是贯穿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关键词。从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强调党员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再到要求全党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等等,习近平的这些论述都始终围绕“人民”展开,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本文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梳理、概括、归纳、总结,并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进行剖析阐释。论文共分为九个章节。第一章,导论。本章分为五节,主要论述了研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缘由和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根据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研判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同时介绍了文章预期的创新点并对研究的基础概念进行了概括界定,从整体上奠定了文章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相关阐释。本章分为四节,主要论析了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同时,从思想渊源和思想直接来源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思想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和理论借鉴。第三章至第七章,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的论述。这是本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纵向展开,首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论述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点归纳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而深刻剖析其中展现的重要价值和时代内涵,最后根据习近平相关论述总结提出坚持人民主体、站稳人民立场、保障人民利益、推进人民共享、实现人民幸福的路径措施。第八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要意义。以前述章节的分析和论述为基础,深刻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展现出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第九章,结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主线,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实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性转化和现实性内需的紧密结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必然需要。
苏玉婷[3]（2021）在《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研究》文中指出一切艺术中电影是最重要的和最大众化的艺术,是最能满足和表现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艺术形式之一。在当今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化促使着人民对精神生活追求的不断提高,而主旋律电影在其发展过程中历经蜕变,成为了新时代发展势头迅猛且愈发获得人民喜爱的电影类型之一。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繁荣我国文化市场和文艺作品的同时,始终发挥着其作为主旋律电影的教育功能,尤其对于人民群众的道德教育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研究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德育功能,要厘清概念维度,筑牢思想根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有着崭新的内涵和特征,开宗明义,厘清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和德育功能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发挥德育功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中西方的艺术教育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以及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都能够找到理论溯源和思想遵循。认真审视和科学梳理这些思想理论是界定研究对象内容构成的理论基础和先决条件。研究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德育功能,要探究内容构成,甄别现实困境。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内含一定价值的德育功能,包括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两个部分,并始终坚持着主旋律电影创作的目标旨归,在多维复杂的孕育环境中不断发挥着德育功能。从现实角度看,目前我国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的发挥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还存在着内容表现失准、发挥力度有限、德育功能失向等问题,必须从国家、社会、电影本身和人民群众这个德育主体等方面多维度探寻原因,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新时代要充分彰显主旋律电影作为文化宣教手段的道德教育功能,就要坚定主旋律电影的社会主义方向指引,完善和改进主旋律电影现有的创作模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加强德育主体的受众素养,通过各方的协同配合,结合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新时代主旋律电影要坚持始终扎根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以其内在的德育功能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
叶晓丽[4]（2021）在《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来文明历史的重要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因此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道德教育与社会教化的需要。并且现代的道德教育只有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基于现代道德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间的内在联系,把传统道德教育的当代借鉴作为研究对象,已经成为建立现代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保障之一。在明朝晚期,作为继王阳明之后的儒家学者--顾宪成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以及自身的人生经历,最终形成了以“为学育德”“为官正德”“为人修德”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思想。首先,在为学的过程中顾宪成提出学者应该遵循的道德教育思想,即坚持“四要”、崇尚“九益”、摒弃“九损”等。其次,在官德思想方面,提出了“以天下为心”“仁者救民”“德才兼备”等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官德思想,结合现实又提出了“救世”“救民”的主张与要求。最后,顾宪成还从性善观的角度阐述了世人所应具有的道德修养观念,要坚持“修、悟”并重,并以“诚”为贵。在道德教育思想的实践方面,顾宪成利用为官以及在书院讲学之时的一切机会及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不仅加强对学者以及官员的道德教育,并用儒学理论对社会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希望改变社会风气及改善社会衰颓的状况。最终顾宪成这一系列的思想与行为对明清之际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其进步性。当前,由于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重视,学界和民间掀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为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契机。鉴于此,研究顾宪成的道德教育思想,挖掘其在提高青年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加强新时代政德建设、践行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方面所具有的当代价值,使之为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当代社会政德的建设以及公民的道德教化服务,具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这也是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德育元素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进行新时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万英[5]（2020）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地位要求高校党委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而“意识形态漂浮在话语之中”,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有话语体系作为支撑。构建话语体系的基本单位是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有效果,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话语要有效,沿着“话语——话语体系——话语权”的路线是争夺话语权的一般规律。因而,话语有效是高校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构建话语体系有效的要素之一,也是其逻辑起点。基于话语对构建话语体系和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重要价值,本文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有效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为高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支持。文章由七部分构成,即绪论、五个章节和结语。绪论部分阐述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概述国内外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有效性的研究现状,并对之进行简要评析。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阐释核心概念、厘清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论述有效性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第一章从文本出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概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理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在中国的渊源脉流。本章还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从而为建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阐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主要从它的本质属性、对大学生理想信念和政治认同的影响、凝聚高校师生的功能,以及它对话语体系的建构作用,对话语权的维护作用等方面论述它的评价标准。第三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基本要素。本章论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表达方法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环境的有效性。第四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高校教育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问题,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新媒体话语消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大学生话语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影响,三重话语存在内在的张力。对于这些话语,重点是把其消极性概括出来,目的是为了规避、消解其危害性,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些话语,而是要排除其中的消极成分,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第五章论述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理路。面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诸多挑战,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论,提出从五个方面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主体能动性方面,切实发挥高校党委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体职责。发展动力方面,创新意识形态话语,确保话语的生命力,而创新是有原则的创新。硬实力方面,主张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以硬实力破解西方的话语迷障。软实力方面,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文化软实力夯实话语的凝聚力。话语机制方面,发挥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的积极作用,消解其消极作用。而转换的目的是更好的发挥各种话语的优势,而不是以一种话语否定另一种话语。
王光荣[6]（2020）在《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文中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系指一个国家通过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家形象的亲和力等传递与表达出来的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都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创新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日益成为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日益成为一个国家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重要因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关乎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乎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应对文化强国战略的时代机遇和软实力发展的现实挑战,如何在全球交往中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仍然是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需要我们正确处理文化生产、文化传承、文化传播和文化安全的关系,汲取他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经验,进而开拓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实践路径;把握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探索以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路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双向建构。论文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依循理论前提、历史溯源、现实检视、方向瞻望与实现路径的基本逻辑思路展开。第一章廓清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理论,旨在为全文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着眼于元理论建构,阐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内涵、构成要素及基本特征,确立彰显本土特质与时代特征的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分析框架;拓展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中,探寻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丰富思想资源;阐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强大综合国力、强化国家向心力、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第二章回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程与经验,以期为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历史启发。回顾总结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举措;全面把握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思想道德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日益繁荣、文化事业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华文化国际影响不断增强;凝练概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宝贵经验,具体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坚持面向世界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第三章分析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意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针对性。立足国际竞争新态势,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重要机遇,如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保障、文化强国战略的引领作用、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保证。与此同时,对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需要,理性审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境遇,客观面对目前仍然存在的与国家经济影响力不相称、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不匹配、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适应等瓶颈问题。第四章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探寻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与策略。立足国情,明确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处理好的四对关系,即文化生产要把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文化传承要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文化传播要把握好官方与民间的关系、文化安全要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面向世界,批判借鉴其他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有益经验,在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推动实现他者经验的本土转化;面向未来,不断拓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路径,包括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新闻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体制机制的活力。第五章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角,阐明以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实现路径;着眼于目标一致性、内容同构性、功能同向性等逻辑关联,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基础;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从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推进队伍建设发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建设、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作了阐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创新学科理念、拓展研究视域、开掘文化资源,在自身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欧阳鹏[7]（2020）在《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研究》文中指出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状况发生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家庭德育是在“家庭场域”中培育和发展孩子的道德、思想、政治、理想、爱国精神、民族情怀、集体意识、民主理念、法治观念、心理素质的教育活动。新时代国家发展中的新形势与新变化,以及家庭德育本身存在的许多与客观规律相违背的因素、不合时宜的因素、效率低下的问题等,呼唤家庭德育变革。变革,是一个“变”的过程,又是一个“革”的过程。“变”,意味着家庭德育中原有积极因素的强化、匮乏因素的补全;“革”,意味着家庭德育中负面因素的消弭。变革既是刊谬与补缺的过程,又是强化与增益的过程。研究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除明晰其基本内涵外,亦需厘清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或“关系”。人们的“家庭观、生活观与婚姻观”,“个人与家庭关系、家庭成员与儿童关系”的妥善建构与维持,各个家庭之“家格”的发展状况,人们对于“家庭与个人幸福、社会和谐之耦合关系”的理解,都与家庭德育的存续和变革息息相关。另外,以马克思主义家庭德育相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家庭德育相关理论为行动指南,从中国传统家庭德育思想及近代以降中外学界家庭德育相关理论中汲取充足“营养”,是新时代家庭德育实现科学、高效变革的必要前提。探赜新时代家庭德育为什么要变革,一方面,须揭示和正视家庭德育面临的新变化与新形势:科技跃升与物质积淀、地缘结构与人口结构变迁、生活方式与社交模式转型、社会分化与阶层固化加深、日益习见的特殊家庭现象。另一方面,须审视新时代家庭德育的现实问题及其归因:当前阶段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结构性难题,引致家庭德育的诸多被动和无奈;在古今中外文化杂糅与冲突背景下,家庭德育面临文化选择与坚守之困局;科学建构与理性反思贫乏、德育理论与方法自觉缺失;家庭“自我”发生疏离;德育智慧与家庭安全感缺位;“德育过度”;家长育德能力和化人水平欠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家庭“德育爱”出现“二律背反”;父亲沦为家庭德育中的“他者”。“缺失型”、“控制型”、“反面型”、“暴力型”、“威权型”为家庭德育现实问题的典型表现形式。深刻体认变革的制约因素与基本原则,是开展变革前最核心的准备工作。剖析制约因素,是因为变革会牵涉这些因素、变革活动将受到这些因素制约。唯有洞悉它们的本质内涵,才能顺利开展变革工作。制约因素主要涵括主体因素、结构因素、环境因素、时间因素、功能因素等。明确基本原则,是为了充分保障变革的合理性、有序性、科学性和高效性,是为了让变革活动的具体行为在秩序与“章法”的规范下更加有的放矢。变革过程应遵循方向正确与操作可行相结合、承继传统与前瞻未来相统一、国外经验与中国国情相协调、时代共性与家庭个性相洽同等原则。开展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既要变革家庭外围的“德育生态”,又要变革家庭内在的“德育体系”。变革家庭外围的“德育生态”:第一,在国家层面,创新与优化相关制度,完善制度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在社会层面,整治和重构家庭外围的社会环境与道德生态;第三,在社区层面,优化社区资源配置,促进社区对家庭德育的有效参与和多元协同;第四,在家校及个体层面,洞悉家校德育分野与共生之道,打造协作相通且互不从属的共育格局。变革家庭内在的“德育体系”:其一,从优化父亲角色、强化亲职教育、深化家长参与、统摄德育影响等方面着手,提高家长的德育胜任力,形成以能力发展与使命自觉为基础的家庭德育内生动力;其二,建立兼具个适性与社会性、融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实效性与综合性的家庭德育目标结构,规避道德目标“阿伦特困境”;其三,创新家庭德育内容体系构建的知识立场、时代立场、身份立场、生命立场和系统观导向;其四,在融贯并蓄、旁求博考、多元创生、用科技舆情之利、动“爱与关心”之情的方法求索中推动家庭德育质量提升。综上,论文采用思辨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含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性分析、问卷调查以及质性访谈等）、历史研究法和多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以“变革是什么——为什么变革——准备变革——开展变革”为研究思路和逻辑线索,对中国家庭德育及其变革的内涵与理论、问题及归因、因素与原则、生态外铄与质量内求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丁佳楠[8]（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公德提升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中央、国务院新近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现阶段我国在道德领域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社会公德是公民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为价值旨归。社会公德规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正确认识社会公德,大力发展社会公德,保障社会公德的健康、快速、持续发展,是推动整个公民道德建设的关键环节和当务之急。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坚力量。大学生的社会公德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精神面貌,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提升大学生社会公德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社会公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公民的社会公德水平要求也越高。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发展对全体公民,尤其是对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公德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除了具有时代性、基础性、广泛性等一般社会公德的基本特征外,新时代中国社会公德还体现为基准性与强制性、消极性与积极性、物质性与精神性辩证统一的鲜明特质。实证调查结果显示,虽然目前大学生社会公德整体状况相对较好,但仍与新时代发展要求有一定差距。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大学生社会公德知行脱节;部分大学生助人为乐意识及行为有待加强;部分大学生遵守公共秩序意识及行为不够;大学生网络社会公德状况欠佳等。其主要成因可归结为私德惯性意识制约、市场经济负面价值取向影响、奖惩制度缺失或执行不力、网络社会公德治理体系不健全等。为此,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社会公德水平,需要做到:强化大学生社会公德主体意识;发挥高校教育主渠道作用,着力完善大学生社会公德培育体系;运用自律与他律双重手段,着力构建大学生社会公德奖惩机制;规范大学生网络社会公德行为,提升大学生网络社会公德水平。
隋从容[9]（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李圣强[10]（2020）在《《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德治思想始于西周之前,殷商也并非无“德”之朝,但德治思想在周朝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天命从大邦殷到小邦周的转移,包括殷商遗民在内的天下臣民需要一个充分合理的解释,否则,天下将不会稳定,政权将不会长久。周统治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天命靡常”的思想,并将天命转移的枢纽系于“德”之上,即天命并非一成不变地佑护统治者已有的政权,而是会依据统治者的“德”进行取舍转移,也就是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统治者用“德”的兴废存亡解释了夏、商、周三代政权的更替,周统治者视“德”为影响王权合法性构建的核心因素。《周易》古经成书于殷周之际是当今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关于《周易》古经作者争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历代学者分析出的几位可能的作者均是治国者或参与国家治理者,而且都肯定周文王与《周易》有关。文王通过演易、编写卦爻辞和改革易筮系统,使掌握在殷人手中与天地鬼神沟通的渠道和权力转移到周人手中,新的易筮系统的使命就是要向天下宣传“天命更新”的原因和必然性,宣传不同于殷商的以“德”为核心的天命转移思想,周人视“德”为影响王权合法性与持久性的核心要素,而《周易》古经也因此成为了周初统治者为完成其克商、建国及治国理民之大业而宣传其治国思想的最理想的载体,《周易》古经也成为了周初统治者实践其德治思想的主要载体。尽管学界对《周易》古经是否涵有德治思想见解不一,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只是后人的解读,但《周易》古经成书的人文语境以及《周易》古经的性质可以提供足够的理由与证据证明《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而是在神秘的卜筮外衣之下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参与治国理民的王者之书。殷周之际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文意识的觉醒,人的价值在人神关系中得以凸现,“人”在与“天”、“神”的相对关系中逐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周统治者所讲的“天命”是以“民心”为其内核的,《周易》古经所蕴涵的民本思想与周统治者所推崇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基,周人治国理政主体思想中的民本意识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多有体现:《中孚》卦、《革》卦等讲说了孚信于民的意识,《困》卦、《震》卦、《蒙》卦和《家人》卦等蕴涵了“小惩大诫,教民明耻”的意识,《损》卦、《益》卦等讲述了“损上益下,让利于民”的意识,《谦》卦、《比》卦、《临》卦等讲述了“履谦有终,亲比万民”的思想等等。《周易》古经成书于忧患多难之世,“是故其辞危”,忧患意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人文价值理想,最早、最鲜明、也最集中地体现于《周易》古经之中。忧患意识,标志着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危难的悲悯情怀,以及对未来之发展当秉持的戒惧敬畏之心。初爻,位一卦六爻之下,事之始也,与二爻相比,又有不中、无为、不利出行之象,六十四卦初爻之辞对忧患意识体现的最多。处忧患多难之世,可以“潜龙勿用”,可以远难待时,虽不可妄动,但不能消极逃避,《周易》乃王者之书,其中蕴涵着建国者、治国者的理想与策略,《周易》告诫人们处忧患之时要以修德为本,正如孔颖达所云:“以为忧患兴德为本也。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周易》古经中“修德防患”、“进德修业”的思想,在诸卦九五爻之爻辞和《乾》之卦爻辞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而《乾》卦六爻之时位更是描绘了一个完整的正心诚意、修德防患、进德修业的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处忧患之世之时,“潜龙勿用”、远难待时、谨慎思虑、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进德修业、德治天下才是统治者终极之目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在西周时期占据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树立并维护了西周时期统治者的政治权威,是当时治国理民的主要指导思想。周人“以德配天”的思想在《周易》卦爻辞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周易》古经德治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德配天”,在《周易》古经的视野之下,具有“以德配天”精神和视野的人,践行“以德配位”之精神,因循天道,恪守自然规律,参赞天地之化育,以求“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境界。《周易》古经与《易传》均有丰富的德治思想,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周易》古经中的德治思想重在具体的德治行为,以德治之术为主,《易传》中的德治思想则以“道”为主,重在建立宏大的德治之大“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周易》古经的德性诠释是《易传》德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从帛书《易传》的记载不难看出,孔子对“祝卜”与“德义”的先后关系问题是很明确的,孔子把人文性的“德义”置于祈神的“祝卜”之前。与《周易》古经一样,民本思想同样也是《易传》德治思想的基础,《易传》认识到了民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易传》认为重民、养民、保民、安民才能成就大业。《易传》认为民众应该受到敬畏,统治者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当限制王权、反身修德、损上益下、谦对万民、德主刑辅。《易传》把养贤视为效法天道的必然之举,养贤意义重大,它关系到国家管理是否成功。与《周易》古经相比《易传》的德治思想有了更为系统化的发展,而教化则是德治思想得以最终实现的最重要的实践过程。“易与天地准”,“穷理尽性以至于性命”,《易传》指导人们了解天道,使人的行为遵循天道的规范,以天地之大德为最高追求来规范与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同时也是德治思想所要遵循的最根本的依据,“天人合一”是《易传》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德治思想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其极强的实践性。春秋时期,在孔子眼中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探索治世救世之路,拨乱反正、安邦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共同追求,儒家也希望找到有效之策来挽救“礼崩乐坏”的现实和恢复混乱的社会秩序。《易传》接续《周易》古经,继续讲忧患治国之道,《易传》视忧患意识为立国长久的重要政治智慧。只是《易传》的语言风格与《周易》古经己经有了明显的差异,孔子及其后学的使命感、紧迫感蕴涵在《易传》的德治思想之中,相对于《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德治思想的危而隐,《易传》德治思想的表达是直抒胸臆的,《易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卫国以德”的立国之策。西周王朝被儒家描绘为礼乐文明昌盛的理想时代,儒家以继承和弘扬周之礼乐文化为己任,对“天”的主宰亦即道德之义尤为关注,这在《易传》中更是深有体现。《易传》本着推天道以立人道的天人合一这一基本理论基础,研究与探索治邦安国之道、治乱兴衰的社会政治规律,而《易传》也反复强调其理论体系的履践性如“成务”、“大业”、“吉凶”等,也就是《系辞传》所云:“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这实际上就是指易学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治理想方面的具体实践性,而且《易传》的实践性要求是高于儒家其他典籍之上的。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推行其以德治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方略,虽各路诸侯无一真正信服与实践,虽然儒家德治思想、治国方略在春秋战国时期没有真正实践于治国理民,但儒家对德治思想的探索使渊源于周初的德治思想更为完备与系统化,为西汉时儒家德治思想真正服务和实践于治国理民做好了坚实的准备。《易传》所构建的天人关系及对德治思想之探索为历代王朝之治国理政提供了与时俱进地的、因势乘变的理论上、思想上、哲学上的支持。汉代易学与《易传》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易传》是汉代易学的主要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的主流是以“卦气说”为核心内容的象数易学。汉代易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体现出易学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极强实践性。易学既明天道又切人事,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参与了汉代新的统治秩序的构建。武帝时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基本形成,与这种局面相适应的统治思想呼之欲出,汉代将五经列为官方认可的大经大法,实际上开启了最高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新的政治运行模式。二是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天人之际、阴阳灾变学说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士大夫阶层可借助“天意”来限制君权、匡救时弊。而《周易》象数易学与阴阳灾变学说合流,作为解释“天意”理论强有力的支持,重塑了新时代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体系,这种蕴涵着丰富德治思想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以“天意”的名义履践德治思想,对统治者修德标准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神道设教不仅仅是对民众的教化,更重视对统治阶级的警示。三是即使在东汉末年之黑暗统治时期,易学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东汉末年是圣君贤臣皆无的真空时代,经学则成为统治阶级欺世盗名、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此黑暗环境下注经派象数易学的鼎盛发展证明易学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东汉易学家尊崇易学圣贤的思想,致力于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的整理和文辞的注释,探究《周易》经传的原始本意,力图重现先王、圣贤的易学思想及其治世之用。四是本于天道的德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天人关系的思想体系自始至终就是《周易》古经特别是《易传》最为本质、最为核心的思想精髓。汉代易学的天人之学承继于《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并继续发扬光大,使易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更臻于完善,此与汉代独尊儒术之确立不无关系,也与两汉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有序是《易传》德治思想实践的终极目标。弘扬易学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中,宋朝集中了最多的贤臣,宋儒排斥佛老的“全身苟圣”、“弃道而忘天下国家”的风气,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人文情怀是宋儒的突出追求。大多数的宋代易学名家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他们同时也是治国理政的实际参与者、实践者,即亦儒亦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程颐和苏轼等是主要代表。宋代易学家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内圣外王思想指导下的实现王道之治的治国理政架构,易学的本质就是要开示开物成务之道,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认为实现经世外王的王道之治包括三个重要因素:君圣、臣贤与典法。在致力于妥善解决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上,宋代的易学家各有所偏重,李觐、欧阳修和司马光重外王轻内圣,苏轼则偏重内圣轻于外王,周敦颐和邵雍虽致力于内圣与外王的有机统一但没有实现真正的贯通。二程先生集邵雍、张载和周敦颐等探索成果之大成,致力于对“明体达用”的进一步探索,致力于追求理与事的结合,其易学思想的核心归结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敦颐是宋代易学从“达用”转到“明体”的关键人物,北宋五子中,程颐长期置身于政治旋涡的中心,其一生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五朝,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自然有着切身的体会,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们对内圣外王理想治世模式的追求是执着的,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外王事业是坚持不懈的,对经世外王之路的探索是深入的,对君主无意圣王和臣僚互为朋党之残酷现实是无奈和忧患的,实践上的磨难阻止不了宋儒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内圣与外王体用相依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明体者崇德,达用者广业,在易学德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上,致力于从进德到修业、从内圣到外王的真正贯通。宋代易学家对《周易》经传德治实践的探索达到了先秦以后诸朝之顶峰,致力于实现进德与修业、内圣与外王的贯通,相对于汉唐对《周易》经世致用的看重,宋代易学家们更致力于阐发天人性命的贯通,更看重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有损益有维新,“德”的概念在传承中不断维新。历朝历代自周开创的维新传统没有断绝,各朝各代皆力图将三代开创的文化传统与本朝实际相结合,有传承又着意于创造适合当世的新文化,文化传承与维新的过程中一直维系的核心思想就是德治。周人将“德”确定为构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要素和政权转换之根本依据,从而奠定了德治思想的基础,此思想传至后世,绵延不绝,并历久弥新。儒家思想体系的总追求是以达于德为中心,儒家德治思想体系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完善于《易传》等儒家典籍,弘扬于历代儒家。本于天道的内圣外王是儒家德治思想体系的实践性归宿,内圣外王与《易传》所推崇的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一脉相承的。内圣、进德、厚德载物是本于天道的形上的道德追求,外王、修业、自强不息是在道德追求指引下的德治实践。肇始于易学的儒家德治思想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组成部分:遵循天道的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齐治平、以民为本、德主刑辅、富民安人等等则是具体的德治知行合一之实践;而教化则是德治思想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实践过程,既包括了进德与内圣的过程,也包括了修业与外王的过程。德治思想及其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其局限性,历朝历代处于不同的统治目的,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各有不同,《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来描述,指出儒术在很多状态下仅仅用来作专制政治的装饰之用。也有统治者有“泛道德化”的倾向,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有一种倾向是从德治走向了人治。德治思想及其实践局限性的原因既包括儒家自身的因素也包括后世统治者的因素。从儒家来说,后世儒家可能是认识到了先秦儒家的教训,即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一个诸侯国真正地实践过儒家的德治思想,后世儒家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重新处理了儒家与统治者的关系,即从先秦儒家的劝谏统治者发展到后世儒家的顺应统治者。如果走向了人治的方向,则德治的实践就会过多地依赖最高管理者之“德”,如果最高管理者不贤无德,那德治思想的真正实践是不可能完成的。从维系社会、治国理民的角度来看,道德教化不是德治的全部,德治与法治也不是并行的互不干涉的两套体系,德治与法治同为政治的两翼,二者是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的,都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治理。当然,德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思想的内涵是与时俱进的,对德治思想内涵的探讨是永远具有价值而且是永无止境的。
二、育德:高等教育的永恒主题——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方略的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育德:高等教育的永恒主题——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方略的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理想信念 |
| (二)爱国主义 |
| (三)中华传统美德 |
| (四)社会主义道德 |
| (五)道德建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境遇 |
| 一、思想领域各种社会思潮和错误论调的泛起 |
| 二、资产阶级道德的渗透和侵袭 |
| 三、中华传统美德遭受冲击及各种道德问题的出现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论 |
| 二、列宁的社会主义道德学说 |
|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理论 |
| 第三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脉络 |
| 一、萌芽阶段:十八大以前 |
| 二、初步形成阶段:十八大至十九大 |
| 三、发展阶段:十九大之后 |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内容构架 |
| 第一节 理想信念:道德建设的“定盘星” |
| 一、将“理想信念”提升到“精神之钙”“总开关”的战略高度 |
| 二、赋予理想信念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
| 三、将理想信念教育与“中国梦”相结合 |
| 四、提出理想信念的客观衡量标准 |
| 第二节 爱国主义:道德建设的“主旋律” |
| 一、爱国主义的本质体现: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
| 二、爱国主义的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之外兼具“人类关怀” |
| 三、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四、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永恒主题 |
| 第三节 中华传统美德:道德建设的“精神根脉” |
| 一、将中华传统美德当成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
| 二、拓展中华传统美德的丰富内涵 |
| 三、形塑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 |
| 四、“双创”:中华传统美德继承弘扬的原则方针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道德:道德建设的“重要工程” |
| 一、将社会主义道德提升至“兴国立人”的战略位置 |
| 二、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德法并举提升社会主义道德水平 |
| 四、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和本质要求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 |
| 一、基本特征:“四个统一” |
| (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统一 |
| (二)广泛性和层次性统一 |
| (三)理论性和实践性统一 |
| (四)继承性和创新性统一 |
| 二、鲜明特色:“四化” |
| (一)思维系统化 |
| (二)内容大众化 |
| (三)方式生活化 |
| (四)视野国际化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本质要求 |
| 一、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要求” |
| (一)坚持对中华传统美德批判地继承弘扬是基本要求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核心要求 |
| (三)占领网络道德建设新阵地、提升道德传播能力是重要要求 |
| (四)加强党对道德建设的领导是根本要求 |
| 二、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三个理念” |
| (一)“最大公约数”理念 |
| (二)“协同育人”理念 |
| (三)“弘扬正能量”理念 |
| 三、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指向” |
| (一)加强顶层规划,明确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 |
| (二)强调全方位,科学谋划推进创新 |
| (三)关注多层次,循序渐进提升育人实效 |
| (四)注重宽领域,各战线多场域协同发力 |
| 第四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意蕴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 |
|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
| (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道德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
| (二)对中国共产党道德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
| 二、新时代推进道德建设的实践指南 |
| (一)深化了党对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 |
| (二)拓展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念 |
| (三)揭开了新时代道德建设的新篇章 |
|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有力保障 |
| (一)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道路指引 |
| (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精神支撑 |
| (三)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力量泉源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
| 一、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价值标准 |
| (一)人民对美好道德的向往是党的奋斗目标 |
| (二)人民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体 |
| (三)人民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工作的最终评判者 |
| 二、蕴含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 |
| (一)强调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
| (二)体现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 |
| 三、蕴含道德建设实效性的价值评判标准 |
| (一)蕴含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评判标准 |
| (二)体现了领导干部的政德标准 |
| (三)包含了教师的师德标准 |
| (四)强调了青少年的道德标准 |
| 第五章 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路径 |
| 第一节 加强理想信念建设,把握道德建设的方向 |
|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学习 |
| 二、加强对理想信念渺茫论、共产主义过时论等思潮的批判力度 |
| 三、区分对象进行有层次有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 |
| 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践中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
| 第二节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推进道德建设深入发展 |
| 一、教育引导人民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历史和文化 |
| 二、通过“两个共同体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 |
| 三、抓住重点对象并注重发挥仪式礼仪的爱国育人作用 |
| 四、疏堵结合营造爱国主义精神弘扬的良好社会氛围 |
| 第三节 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赋予道德建设以深厚的精神滋养 |
| 一、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
| 二、在遵循“双创”方针下推进中华传统美德继承弘扬 |
| 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推进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弘扬 |
| 四、以家庭美德建设和世界美德传播推动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弘扬 |
| 第四节 抓住“最大公约数”,增强道德建设的践行成效 |
| 一、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二、以个人品德建设为重要着力点开启公民道德建设新征程 |
| 三、注重发挥重点阵地和群体的道德育人作用 |
| 四、在国家治理中推动法治和德治协同发展、相得益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1.5 研究的基本概念界定 |
| 1.5.1 人 |
| 1.5.2 人民 |
| 1.5.3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 |
| 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概述 |
| 2.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 |
| 2.1.1 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 |
| 2.1.2 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变化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
| 2.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社会条件 |
| 2.2.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现实基础 |
| 2.2.2 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入关键期 |
| 2.2.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 |
| 2.3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 |
| 2.3.1 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思想 |
| 2.3.2 直接来源: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思想 |
| 2.4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与理论借鉴 |
| 2.4.1 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
| 2.4.2 理论借鉴:西方历史发展中的人本思想 |
| 3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的论述 |
| 3.1 人民主体论的历史发展 |
| 3.1.1 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及其实践 |
| 3.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思想的发展实践 |
| 3.2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主要内容的论述 |
| 3.2.1 人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受益主体 |
| 3.2.2 人民是权力运行的监督主体 |
| 3.2.3 人民是文艺事业的参与主体 |
| 3.2.4 人民是新时代的“阅卷”评价主体 |
| 3.2.5 人民是“四个伟大”新征程的推动主体 |
| 3.3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重要价值的论述 |
| 3.3.1 人民主体地位是党政治灵魂的集中体现 |
| 3.3.2 人民主体地位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根本着力点 |
| 3.3.3 人民主体地位是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
| 3.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主体地位路径的论述 |
| 3.4.1 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
| 3.4.2 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 |
| 3.4.3 着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4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的论述 |
| 4.1 人民立场论的历史发展 |
| 4.1.1 毛泽东人民立场论的历史发展 |
| 4.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发展演变 |
| 4.2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基本内容的论述 |
| 4.2.1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稳固人民立场的物质基础 |
| 4.2.2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指引党的人民立场的科学发展 |
| 4.2.3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增强人民立场的思想底蕴 |
| 4.2.4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构建党的人民立场的话语体系 |
| 4.2.5 精准扶贫脱贫工作中推动党的人民立场落地落实 |
| 4.3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价值意蕴的论述 |
| 4.3.1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和本质体现 |
| 4.3.2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
| 4.3.3 人民立场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追求 |
| 4.3.4 人民立场指明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未来走向 |
| 4.4 习近平关于巩固人民立场实践路径的论述 |
| 4.4.1 加强和完善新时代党的领导各项体制机制 |
| 4.4.2 履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 4.4.3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人民立场主体责任 |
| 4.4.4 用发展的观点创新人民立场的时代内涵 |
| 5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的论述 |
| 5.1 人民利益论的历史发展 |
| 5.1.1 毛泽东人民利益思想的历史发展 |
| 5.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思想的历史发展 |
| 5.2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基本内容的论述 |
| 5.2.1 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大逻辑保障人民经济利益 |
| 5.2.2 健全政治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 |
| 5.2.3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保障人民文化利益 |
| 5.2.4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民生利益问题 |
| 5.2.5 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障人民生态利益 |
| 5.3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价值内涵的论述 |
| 5.3.1 实现人民利益体现了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 |
| 5.3.2 实现人民利益凸显了人民群众获得感的美好体验 |
| 5.3.3 实现人民利益促进了公民个体到社会整体的全面均衡 |
| 5.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利益具体途径的论述 |
| 5.4.1 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价值观 |
| 5.4.2 推进从严治党压实为民服务责任制 |
| 5.4.3 建立合理科学的人民利益评价体系 |
| 5.4.4 营造有利于实现人民利益的政治生态 |
| 6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的论述 |
| 6.1 人民共享论的历史发展 |
| 6.1.1 毛泽东人民共享思想的初显与贡献 |
| 6.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共享思想的历史发展 |
| 6.2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主要内容的论述 |
| 6.2.1 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 |
| 6.2.2 共享领域和内容要涉及人民发展的各方面 |
| 6.2.3 共享是人民共同建设和享有 |
| 6.2.4 共享要在人民健康和安全领域持续加码 |
| 6.2.5 共享要坚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
| 6.3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基本特征的论述 |
| 6.3.1 人民共享权利的公平性 |
| 6.3.2 人民共享过程的共建性 |
| 6.3.3 人民共享自身的科学性 |
| 6.4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重要价值的论述 |
| 6.4.1 坚定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信心和决心 |
| 6.4.2 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享发展理念 |
| 6.4.3 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理想追求和使命初心 |
| 7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的论述 |
| 7.1 人民幸福论的历史发展 |
| 7.1.1 毛泽东人民幸福思想的历史发展 |
| 7.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幸福思想的历史发展 |
| 7.2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基本内容的论述 |
| 7.2.1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
| 7.2.2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
| 7.2.3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
| 7.2.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 7.3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论重要价值的论述 |
| 7.3.1 为人民谋幸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
| 7.3.2 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最集中的体现 |
| 7.3.3 为人民谋幸福是实现中国梦和解决新矛盾的需要 |
| 7.3.4 为人民谋幸福是提升人民幸福生活质量的科学指导 |
| 7.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幸福措施保障的论述 |
| 7.4.1 坚持党的领导是重要前提 |
| 7.4.2 明确人民的多样化需求是实践指向 |
| 7.4.3 营造各方联动的社会环境是基本保障 |
| 7.4.4 筑牢美好生活的坚实基础是根本遵循 |
| 8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及重大意义 |
| 8.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 |
| 8.1.1 突出人民性,以清醒头脑保持对人民重要性的认识为前提 |
| 8.1.2 注重根本性,以着力实现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为重点 |
| 8.1.3 强调权益性,以坚决扞卫人民各项基本权利为保障 |
| 8.1.4 着眼现实性,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为抓手 |
| 8.1.5 指明方向性,以净化社会风气坚定人民理想信念为导向 |
| 8.1.6 明确实践性,以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为根基 |
| 8.1.7 凸显规范性,以强化纪律制度约束实现人民安定团结为目标 |
| 8.1.8 秉承时代性,以不懈奋斗创造幸福为全体人民的最终归宿 |
| 8.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 8.2.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意义 |
| 8.2.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 |
| 9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评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德育功能概述 |
| 一、相关内涵概述 |
| (一)主旋律电影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内涵 |
| (三)德育功能的内涵 |
| 二、我国主旋律电影的嬗变过程 |
| (一)初现端倪:主旋律电影的萌芽时期(1930-1949) |
| (二)崭露锋芒:主旋律电影的初创时期(1949-1966) |
| (三)另类表现:主旋律电影的特殊时期(1966-1976) |
| (四)不断探索: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时期(1976-2012) |
| (五)崭新局面:主旋律电影的繁荣时期(2012-至今) |
| 三、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发挥德育功能的必要性 |
| (一)是契合“电影育人”理念的应然之举 |
| (二)是推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 |
| (三)是加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有力举措 |
| (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 |
| 第二章 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的理论溯源和思想遵循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功能和价值的论述 |
| (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的发展 |
| 二、中西方的艺术育德思想 |
| (一)中国文化中的艺术育德思想 |
| (二)西方文化中的艺术育德思想 |
| (三)与研究有关的其他学科理论 |
| 三、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一)文艺是一个时代的风貌 |
| (二)不断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 |
| (三)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 |
| （四）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本质 |
| (五)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
| 四、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相关论述 |
| (一)毛泽东的文艺育德思想 |
| (二)邓小平的文艺育德思想 |
| (三)江泽民的文艺育德思想 |
| (四)胡锦涛的文艺育德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的主要构成 |
| 一、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的目标指向 |
| (一)举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
| (二)聚民心: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体意识 |
| (三)育新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 (四)兴文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
| (五)展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 |
| 二、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的孕育环境 |
| (一)政治: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 |
| (二)经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 (三)文化:电影市场的空前繁荣 |
| (四)社会:道德建设的根本要求 |
| (五)网络:新媒体持续推动发酵 |
| (六)国际:国外电影的双重影响 |
| 三、主旋律电影在社会层面的德育功能 |
| (一)形成、宣传和强化政治意识与行为 |
| (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 |
| (三)传承和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 (四)促进良好生态思想和行为的养成 |
| 四、主旋律电影在个体层面的德育功能 |
| (一)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
| (二)集体主义教育功能 |
| (三)理想信念教育功能 |
| (四)民主法治教育功能 |
| (五)社会公德教育功能 |
| (六)职业道德教育功能 |
| (七)家庭美德教育功能 |
| (八)个人品德教育功能 |
| 第四章 新时代发挥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的现实考察 |
| 一、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发挥的成效 |
| (一)形成“电影育人”的德育方法 |
| (二)促进文艺作品德育内容的丰富 |
| (三)推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进程 |
| (四)提升全民族文化自觉自信意识 |
| 二、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发挥的不足 |
| (一)内容表述失准 |
| (二)发挥力度有限 |
| (三)德育功能失向 |
| 三、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发挥不足的原因 |
| (一)多元文化不断冲击 |
| (二)电影资本持续异化 |
| (三)艺术创作欠缺共情 |
| (四)德育对象接受阻滞 |
| (五)多方合力影响较弱 |
| 第五章 提升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的实施路径 |
| 一、思想育德:保证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方向 |
| (一)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
| (二)坚持“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 |
| (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四)发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二、艺术育德:增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情感共鸣 |
| (一)题材多样化——发掘德育的多维视角 |
| (二)内容层次化——满足德育的受众差异 |
| (三)形式丰富化——注重受众的现实需求 |
| (四)载体多元化——立足融媒体时代发展 |
| 三、主体育德:彰显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受众素养 |
| (一)增强文化自信的定力 |
| (二)完善科学观影的认知 |
| (三)提升电影审美的水平 |
| (四)促进媒介素养的形成 |
| 四、联动育德:打造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场域 |
| (一)国家层面:不断优化创作环境 |
| (二)社会层面:着力扩大德育影响 |
| (三)学校层面:充分结合教育教学 |
| (四)家庭层面:自觉融入家风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道德 |
| 2.1.2 道德教育与道德教育思想 |
| 2.1.3 思想政治教育 |
| 2.1.4 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道德教育的重要论述 |
| 2.2.3 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 |
| 3.1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3.1.1 政治上朝政黑暗腐败 |
| 3.1.2 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 |
| 3.1.3 文化上阳明“心学”泛滥 |
| 3.2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 |
| 3.2.1 萌芽时期 |
| 3.2.2 成长时期 |
| 3.2.3 形成时期 |
| 3.3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
| 3.3.1 阳明心学 |
| 3.3.2 程朱理学 |
| 3.3.3 儒学经世传统 |
| 3.3.4 实学思想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
| 4.1 为学育德思想 |
| 4.1.1 坚持“四要” |
| 4.1.2 崇尚“九益” |
| 4.1.3 屏弃“九损” |
| 4.1.4 提倡讲习结合 |
| 4.2 为官正德思想 |
| 4.2.1 “以天下为心”的君民观 |
| 4.2.2 “仁者救民”的民本思想 |
| 4.2.3 “德才兼备”的取才标准 |
| 4.2.4 “正为正政事”的廉政理念 |
| 4.3 为人修德思想 |
| 4.3.1 力主“性善”的人性观 |
| 4.3.2 “修、悟并重”的道德修养观 |
| 4.4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
| 4.4.1 立足程朱理学反思王学 |
| 4.4.2 宗孔子尊六经发扬儒学 |
| 4.4.3 批判空谈心性思想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实现路径 |
| 5.1 自我修养 |
| 5.1.1 戒惧慎独 |
| 5.1.2 躬行实践 |
| 5.1.3 静坐观心 |
| 5.1.4 知耻改过 |
| 5.2 书院教育 |
| 5.2.1 建立讲会制度 |
| 5.2.2 祭奠先师 |
| 5.2.3 倡导自愿听讲 |
| 5.2.4 提倡节俭 |
| 5.3 社会教化 |
| 5.3.1 以士风引导民风 |
| 5.3.2 以儒学理论教化百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评价 |
| 6.1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
| 6.1.1 倡导节义风气 |
| 6.1.2 提出教育改革主张 |
| 6.1.3 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与救助 |
| 6.1.4 为走向“新学”提供思想条件 |
| 6.2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
| 6.2.1 时代局限性 |
| 6.2.2 阶级局限性 |
| 6.2.3 理论局限性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7.1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当代转化的可行性 |
| 7.1.1 学界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价值研究 |
| 7.1.2 新媒体时代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新路径 |
| 7.1.3 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之处 |
| 7.2 借鉴顾宪成“为学育德”思想,提高青年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
| 7.2.1 “事事关心”,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情操的培育 |
| 7.2.2 “审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
| 7.2.3 “尊经”,加强学生“德性”的培育 |
| 7.3 借鉴顾宪成“为官正德”思想,加强新时代政德建设 |
| 7.3.1 “以天下为心”,坚定新时代的崇高信仰 |
| 7.3.2 “真心为民”,筑牢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意识 |
| 7.3.3 “正为正政事”,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 |
| 7.4 借鉴顾宪成“为人修德”思想,践行当代新道德 |
| 7.4.1 “小心是个敬”,修养谨慎品格 |
| 7.4.2 “知耻改过”,不断提高道德修养 |
| 7.4.3 “修为知本”,增强“自律性” |
| 7.4.4 “悟”“行”结合,践行社会主义道德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5）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四、核心概念阐释 |
| (一)意识形态 |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 |
| 五、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其他概念关系的厘清 |
|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 |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
| (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
| 六、有效性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
| (一)有效性的内涵 |
| (二)有效性的表现形式 |
| 第一章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资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理论 |
| (一)语言是物质、意识和实践的统一体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逻辑关系的阐述 |
| (三)实践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的基本属性 |
| (四)阶级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的根本属性 |
| 二、列宁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 (一)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
| (二)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随着工作任务转换而转换 |
| (三)采用多样化话语方式“灌输”社会主义思想 |
| 三、毛泽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坚持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时代化 |
|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 |
|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大众化 |
| 四、邓小平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 (一)平实的话语 |
| (二)以简洁的句式展现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 |
| (三)对待意识形态斗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
| 五、江泽民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 |
| (二)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多方面展开 |
| 六、胡锦涛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 (一)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人民和引领社会思潮 |
| (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 |
| (四)构建和谐社会 |
| 七、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 (一)讲好中国故事 |
| (二)善于运用经典话语 |
| (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 |
| (四)运用大众话语 |
| (五)构建有效话语和话语体系 |
| 八、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理论的批判性借鉴 |
| (一)拉克劳、墨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 |
| (二)福柯的话语即权力观点 |
| (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
| (四)布尔迪厄的话语象征性权力观 |
| 第二章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 |
|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本质 |
|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主体与客体 |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本质是价值观的有效性 |
| 二、培育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符合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标准 |
| (一)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
| (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 三、促进高校师生的政治认同 |
| (一)促进高校师生政治认同是话语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
| (二)促进高校师生政治认同的话语的具体标准 |
| 四、凝聚高校广大师生 |
| (一)凝聚高校广大师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重要功能 |
| (二)凝聚高校广大师生的话语需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
| 五、有效建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 |
| (一)话语体系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 |
| (二)有效建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是话语有效性的内在要求 |
| 六、有效维护和巩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 |
| (一)话语权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 |
| (二)维护、巩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话语有效性的最终目标 |
| 第三章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要素 |
| 一、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的有效性 |
| (一)高校党委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和责任主体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四支主体队伍的有效性 |
| 二、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 |
| (一)大学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要对象 |
| (二)高校教职工是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重要对象 |
| (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 |
| 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的有效性 |
| (一)话语内容有效性是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立足点 |
| (二)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有效性的要点 |
| 四、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表达方法的有效性 |
| (一)话语表达方法是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关键 |
| (二)话语表达方法的三个适应 |
| 五、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环境的有效性 |
| (一)环境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辩证关系 |
| (二)环境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相互适应性 |
| 第四章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面临的现实问题 |
| 一、高校教育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问题 |
| (一)话语内容问题 |
| (二)话语方式问题 |
| (三)问题产生的消极影响 |
| 二、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 |
| (一)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的表现 |
| (二)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的因素 |
| (三)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的影响 |
| 三、互联网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
| (一)西方为何及如何占据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
| (二)西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如何挑战中国意识形态 |
| (三)西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对高校意识形态的挑战 |
| 四、新媒体话语消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 |
| (一)去中心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边沿化 |
| (二)碎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系统化 |
| (三)浅层化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深刻化 |
| (四)开放性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集中化 |
| 五、大学生话语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 |
| (一)多样化话语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威性 |
| (二)“三化”话语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严肃性 |
| 六、高校意识形态三重工作话语的割裂 |
| (一)意识形态三重工作话语的内在张力 |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内容割裂 |
| (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态度割裂 |
| 第五章 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理路 |
| 一、高校党委切实履行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体职能 |
| (一)高校党委切实履行建设话语的主体职能 |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切实担负起责任 |
| 二、创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 |
|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的原由 |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的着力点 |
| (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的资源 |
| (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的原则 |
| 三、发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转换的积极作用 |
| (一)文本话语向教学话语转换 |
| (二)政治性话语向生活性话语转换 |
| (三)学术话语、权力话语向大众话语转换 |
| (四)话语转换需要注意的问题 |
| 四、把发展优势转化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优势 |
| (一)我国具备发展优势转化为高校话语优势的坚实基础 |
| (二)高校的话语地位与我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还不相称 |
| (三)如何把发展优势转化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优势 |
| 五、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 |
| (一)文化自信赋予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深层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
| (二)文化自信赋予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持久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
| (三)文化自信赋予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广泛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
| (四)文化自信赋予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稳定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6）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 |
| (三)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理论概述 |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和特征 |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涵 |
| (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
| (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特征 |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资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 (三)近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资源 |
| (五)西方文化中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
| (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 |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强化国家向心力 |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 |
| 第二章 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
| 一、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进程 |
| (一)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建设时期 |
| (二)文化软实力的改革振兴时期 |
| (三)文化软实力的繁荣发展时期 |
| 二、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成就 |
| (一)思想道德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二)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日益繁荣 |
| (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日益发展 |
| (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入 |
| (五)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
| 三、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三)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人民主体性 |
| (四)坚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 |
| （五）坚持面向世界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
| 第三章 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机遇与挑战 |
| 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背景 |
| (一)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 |
| (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机遇 |
|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 |
| (二)文化强国战略的引领作用 |
| (三)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 |
| (四)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保证 |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严峻挑战 |
| (一)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经济影响力不相称 |
| (二)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不匹配 |
| (三)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适应 |
| 第四章 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与策略 |
| 一、立足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把握的重要关系 |
| (一)文化生产:把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
| (二)文化传承: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
| (三)文化传播:把握好官方与民间的关系 |
| (四)文化安全: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 |
| 二、借鉴世界,汲取他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有益经验 |
| (一)美国:面向全球,提升文化世界影响 |
| (二)日本:固本开源,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
| (三)印度:发扬特色,坚持传统与创新并重 |
| (四)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路径给中国的启示 |
| 三、面向未来,不断拓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
| (一)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 |
| (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
| (三)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
| (四)提升新闻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
| (五)提升文化体制机制的活力 |
| 第五章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 |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统一 |
| (一)目标上的一致性 |
| (二)内容上的同构性 |
| (三)功能上的同向性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
| (一)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健康发展 |
| (二)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队伍建设 |
| (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建设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价值和意义 |
| (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特别说明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既有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1.3 论文的研究进路 |
| 1.3.1 研究目标与逻辑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内涵阐释与理论基础 |
| 2.1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之内涵梳理及概念界定 |
| 2.1.1 新时代 |
| 2.1.2 家庭德育 |
| 2.1.3 变革 |
| 2.2 家庭德育变革的相关概念、因素或关系剖析 |
| 2.2.1 家庭观、生活观与婚姻观 |
| 2.2.2 个人与家庭的关系 |
| 2.2.3 家庭成员与儿童的关系 |
| 2.2.4 家有“家格” |
| 2.2.5 家庭与个人幸福及社会和谐的耦合性 |
| 2.3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 2.3.1 马克思主义家庭德育相关理论 |
| 2.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家庭德育相关理论 |
| 2.3.3 中国传统家庭德育思想及其涵育之道 |
| 2.3.4 近代以降中国学界家庭德育相关思想 |
| 2.3.5 近代以降国外学界家庭德育相关理论 |
| 第3章 新时代家庭德育的现实问题及其归因 |
| 3.1 新时代家庭德育面临的新形势与新变化 |
| 3.1.1 科技跃升与物质积淀 |
| 3.1.2 地缘结构与人口结构变迁 |
| 3.1.3 生活方式与社交模式转型 |
| 3.1.4 社会分化与阶层固化加深 |
| 3.1.5 特殊家庭日益习见 |
| 3.2 新时代家庭德育的主要现实问题及其归因 |
| 3.2.1 结构性难题 |
| 3.2.2 文化杂糅与冲突 |
| 3.2.3 科学建构与理性反思贫乏 |
| 3.2.4 家庭自我的疏离 |
| 3.2.5 智慧与安全感缺位 |
| 3.2.6 德育“过度” |
| 3.2.7 育德能力和化人水平制约 |
| 3.2.8 犯罪预防与德育爱背反 |
| 3.2.9 父亲沦为家庭德育中的他者 |
| 3.3 新时代家庭德育现实问题的典型表现形式 |
| 3.3.1 威权型家庭德育 |
| 3.3.2 控制型家庭德育 |
| 3.3.3 反面型家庭德育 |
| 3.3.4 暴力型家庭德育 |
| 3.3.5 缺失型家庭德育 |
| 第4章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制约因素与基本原则 |
| 4.1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制约因素 |
| 4.1.1 主体因素 |
| 4.1.2 结构因素 |
| 4.1.3 环境因素 |
| 4.1.4 时间因素 |
| 4.1.5 功能因素 |
| 4.2 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基本原则 |
| 4.2.1 目标导向、系统有序与操作可行相结合的原则 |
| 4.2.2 继承传统、立足现实与前瞻未来相融合的原则 |
| 4.2.3 高新技术、传统方法与德育规律相协调的原则 |
| 4.2.4 借鉴国外经验与结合中国国情相统一的原则 |
| 4.2.5 时代共性要求与家庭个性文化相洽同的原则 |
| 第5章 德育生态外铄: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宏观着力点及实践路向 |
| 5.1 国家制度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5.1.1 加强党对德育制度变革的领导 |
| 5.1.2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
| 5.1.3 价值取向转换 |
| 5.1.4 制度内容嬗变 |
| 5.1.5 社会主义法治、德治的体认与共生 |
| 5.1.6 制度家庭德育与家庭德育制度互洽 |
| 5.2 社会环境优化与整治 |
| 5.2.1 重构社会环境与家庭德育的关系 |
| 5.2.2 变革社会之“道”以引领个体之德 |
| 5.2.3 强化“互联网+”社会之家庭德育担当 |
| 5.2.4 完善社会工作嵌入融入 |
| 5.3 社区有效参与和多元协同 |
| 5.3.1 优化社区资源配置 |
| 5.3.2 活用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
| 5.3.3 空间重构与认同再造并济 |
| 5.3.4 社区文化、环境、舆论建设 |
| 5.4 家校德育分野与共生 |
| 5.4.1 明晰家校德育联动分工之关系及边界 |
| 5.4.2 学校对家庭德育的支持 |
| 5.4.3 发展学校德育的个适性 |
| 5.4.4 家校共育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
| 第6章 德育质量内求: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的微观着力点及实现方略 |
| 6.1 家长德育胜任力提升 |
| 6.1.1 深化家长参与和三向互通 |
| 6.1.2 强化亲职教育与父母成长 |
| 6.1.3 优化父亲角色投入 |
| 6.1.4 统摄家庭德育影响 |
| 6.1.5 创新多位一体家庭教育 |
| 6.2 家庭德育目标变革 |
| 6.2.1 协调个适性与社会性 |
| 6.2.2 融合民族性与世界性 |
| 6.2.3 讲求实效性与综合性 |
| 6.2.4 规避道德目标阿伦特困境 |
| 6.3 家庭德育内容变革 |
| 6.3.1 内容设计求索 |
| 6.3.2 时代特色彰显 |
| 6.3.3 人与中国人身份体认 |
| 6.3.4 内容衔接及阶段原则恪守 |
| 6.3.5 系统观运用 |
| 6.4 家庭德育方法变革 |
| 6.4.1 把准德育方法的辩证与统一 |
| 6.4.2 活用其它学科之育人方法 |
| 6.4.3 促成家庭德育方法多元指向 |
| 6.4.4 创生儿童道德发展的可能性 |
| 6.4.5 擅取时代科技与舆情之利 |
| 6.4.6 让孩子在爱与关心中“动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B (青少年道德同一性问卷) |
| 附录C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C) |
| 致谢 |
（8）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公德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路径与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公德提升的学理透视 |
| 2.1 时代发展与社会公德变化的关系 |
| 2.2 新时代的深刻内涵与主要特征 |
| 2.3 新时代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与鲜明特质 |
| 2.4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公德提升的价值意蕴 |
| 2.5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公德提升的目标要求 |
| 3 我国大学生社会公德培育的历史回顾 |
| 3.1 我国大学生社会公德培育的历史演变 |
| 3.2 我国大学生社会公德培育的成功经验 |
| 3.3 我国大学生社会公德培育的不足之处 |
| 4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公德状况的现实审视 |
| 4.1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公德现状调查 |
| 4.2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公德存在的问题 |
| 4.3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公德的问题成因 |
| 5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公德提升的多维路径 |
| 5.1 强化大学生社会公德主体意识 |
| 5.2 完善大学生社会公德培育体系 |
| 5.3 构建大学生社会公德奖惩机制 |
| 5.4 规范大学生网络社会公德行为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公德现状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全球化和国际警务改革对公安工作带来新影响 |
| (二) 国内现实:社会转型对公安工作提出新要求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历史实践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现实实践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安工作的相关理论 |
| (二) 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一、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78年-1992年) |
| (一) 在拨乱反正中初步形成 |
| (二)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
| (三)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至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92年-2002年)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
| (二)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02年2012年) |
| (一) 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为形成期 |
| (二) 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为进一步发展期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12年至今)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关于公安工作的性质任务 |
| (一)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 (二) 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和工作大局中公安工作处在很重要的位置 |
| (三)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使命任务 |
| 二、关于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
| (一)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不能动摇 |
| (二) 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 三、关于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 |
| (一)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
| (二) 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
| (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 四、关于公安工作的实现路径 |
| (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首要问题 |
| (二) 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 (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 (四) 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增强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
| 五、关于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 |
| (一) 政治建警:全面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政治过硬 |
| (二) 从严治警:全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确保公安队伍纪律作风过硬 |
| (三) 依法治警: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责任过硬 |
| (四) 素质强警:积极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本领过硬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总体特征 |
| 一、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继承性 |
| 二、内容构成的科学性政治性和法治性 |
| (一) 严密的科学性特征 |
| (二) 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
| (三) 强烈的法治性特征 |
| 三、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的人民性 |
| (一) 价值指向的人民性 |
| (二) 力量源泉的人民性 |
| (三) 评判标准的人民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价值意义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 (二) 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 |
| (二) 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 |
| (三) 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 |
| (四) 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 |
| 一、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 (二) 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 |
| (三) 以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立足点 |
| (四) 以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根本价值指向 |
| (五) 以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为方法论 |
|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 |
| (二) 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时代之间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 |
| 三、在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
| (二) 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的意义 |
| 二 《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情况综述 |
| 三 本文的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德”与殷周之际王权合法性的构建 |
| 一“政治上革命,文化上维新”,周对殷商的继承与发展 |
| (一) 法先王 |
| (二) 周承殷制 |
| (三) 盛德必百世祀 |
| 二 商周人神关系的演变与周初的人文觉醒 |
| (一) 巫觋政治 |
| (二) 商人的鬼神观 |
| (三) 从卜与筮的差异看商周人神关系的变化 |
| 三 “德”是影响王权合法性的核心因素 |
| (一) 殷商并非无德 |
| (二) 殷鉴与保民思想 |
| (三) 周人天命思想中的“德性基因” |
| (四) 周人对王权合法性的认识 |
| 第二章 《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 |
| 一 《周易》是王者之书 |
| (一) 关于《周易》古经作者及成书时间的争论 |
| (二) 关于《周易》古经哲理性的争论 |
| (三) 关于《周易》“德义”思想的疑问 |
| (四) 《周易》是指导治国理政实践的政典 |
| 二 《周易》古经的“德”释义与民本思想 |
| (一) “孚”信于民,利涉大川 |
| (二) 损上益下,让利于民 |
| (三) 履谦有终,亲比万民 |
| (四) 小惩大诫,教民明耻 |
| 三 以修德为核心的忧患意识 |
| (一) 诸卦初爻蕴涵的忧患意识 |
| (二) 忧患之时,修德为本 |
| 四 德位相配 |
| (一) “天命靡常”与“以德配天” |
| (二) 以德配位 |
| 第三章 《易传》的德治思想 |
| 一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易传》的以“德”释易 |
| (一)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
| (二)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观的转变 |
| (三) 《易传》对《周易》古经的德性诠释 |
| 二 德治的依据——天地之德 |
| (一) 《易》与天地准之“天” |
| (二) 天地之大德曰生 |
| 三 《易传》的民本思想 |
| (一) 劳民劝相 |
| (二) 裒多益寡,施禄及下 |
| (三)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
| (四) 德主刑辅 |
| 四 《易传》的教化思想 |
| (一) 神道设教 |
| (二) 《彖传》的教化思想 |
| (三) 《象传》的教化思想 |
| 五 《易传》的修德思想 |
| (一) 《易传》认为《易经》是圣人以“德”治天下之书 |
| (二) 从《系辞传》“三陈九德”看“修德” |
| (三) 损上益下,修德思想发端于对王权的限制 |
| 六 《易传》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 |
| (一) 顺天应人 |
| (二) 天人合一 |
| 第四章 《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的政治实践 |
| 一 “礼崩乐坏”时代,《易传》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探索 |
| 二 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 |
| (一) 易学与汉代统治秩序的构建 |
| (二) 易学与汉代的神道设教 |
| (三) 东汉易学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 |
| (四) 本于天道的德治思想的构建 |
| 三 宋代易学的政治实践 |
| (一) 教化是德治思想最重要的实践过程 |
| (二) 内圣外王与进德修业是一脉相承 |
| (三) 宋代易学对“内圣”的追求和“外王”的实践 |
| 第五章 德治思想的实践意义和局限性 |
| 一 德治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易经》,是为廉吏谋修身,非为贪官谋私利 |
| (二) 重视“关键少数”的道德建设引领作用 |
| (三) 文王克商方略对当下内政外交的借鉴意义 |
| 二 德治思想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一) 古籍 |
| (二) 现代着作 |
| (三) 相关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育德:高等教育的永恒主题——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方略的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陈成玉.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2]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D]. 李辰洋.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德育功能研究[D]. 苏玉婷. 兰州大学, 2021(02)
- [4]顾宪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D]. 叶晓丽.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1(02)
- [5]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D]. 万英.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6]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D]. 王光荣.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新时代家庭德育变革研究[D]. 欧阳鹏. 湖南大学, 2020(02)
- [8]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公德提升路径研究[D]. 丁佳楠.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4)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10]《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D]. 李圣强. 山东大学, 2020(12)